|
作者简介：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基本理论，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及西方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一 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正式启用“论笔”为文时，我需要对这一译法简略交待如下。 Essais（法）／Essay（英与德）是被蒙田发明，后来又被卢卡奇、阿多诺等人强调的一种特殊文体，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Essay的翻译却比较混乱。在卢卡奇与阿多诺谈论的语境中，Essay曾被译作“散文”，[1]亦被译作“随笔”，[2]此外还有“杂文”、“美文”等译。译成“散文”肯定是不妥当的，因为在汉语语境中，我们马上联想到的可能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鲁迅《朝花夕拾》中的文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等。卢卡奇与阿多诺谈论的显然不是这类文章。译成“随笔”似已接近了这种文体，但依然显得尺度较大。汉语词典中，随笔解释为“一种散文体裁，篇幅短小，表现形式灵活自由，可以抒情、叙事或评论”。[3]这就意味着，随笔所及，比较宽泛，以此对译Essay，如同小脑袋戴了顶大帽子，晃里晃荡不合适。 大概正是因为“散文”“随笔”既不能见其义，亦不能传其神，国内学界才启用了一个特定的译法——以“论说文”对译Essay。最早固定此译的应该是哲学界的张亮博士，他在专论阿多诺哲学的博士论文中如此写道： “Essay”是一个具有法语渊源的英文词，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一般将它译为小品文或随笔，因为它的形式的非严整性与中国传统的性灵小品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另一方面，大约不会有哪位译者敢将培根（Bacon）的“Essays”译为“小品文集”。之所以培根的哲学作品能够与蒙田（Montaigne）的文学作品一样被称为“Essay”，是因为“Essay”在本质上具有“验证”和“试图验证”的规定性。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的“Essay”，卢卡奇在其1910年题为“论Essay的本质和形式”的文献中曾进行过详尽的比较，基于他的这种论述，我们认为，在哲学语境中，将“Essay”译为论说文是比较贴切的。作为由尼采、西美尔、青年卢卡奇和本雅明重新发扬光大的论说文传统的支持者，青年阿多诺不仅肯定了论说文的形式特征，而且认为它是探索历史真理的必要道路，因为在精心设置的论说文中，自主理性的假设被搁置，读者不断地被迫进行思想实验，被正确选择的、真实的客体由此被提供出来，思想与历史就在这种模型中建立起了真实的交往。[4] 在上述文字中，张亮的这番辨析是毫无问题的，而译作“论说文”，显然也是要与“散文”、“随笔”、“小品文”等译法进行切割或“区隔”，其意义不可谓不大。其后，随着他与吴勇立主译的《论说文的本质和形式》（卢卡奇）被翻译过来，[5]随着他们把阿多诺的Essayismus／Essaynism译作“论说文主义”，[6]“论说文”似已成为阿多诺研究界对译Essay一词的主流译法。 但是，我对这一译法依然不甚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在于，“论说文”并不能传达原义中隐含的“试验”义项，因此，在这一层面，“论说文”与此前的“随笔”等译法并无太大区别。更重要的是，“论说文”在汉语语境中对应的是中学生都知道的一种作文文体，很难传达出阿多诺所言的特殊意味。不妨看看权威辞典中的解释。《辞海》中说：“论说文”是“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我国很早就有以‘论’名篇的文章。梁萧统《文选》，专列‘论’为一门，所收作品，始于西汉贾谊《过秦论》、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其后以‘说’名篇的也日益增多，著名者如唐代柳宗元《天说》、韩愈《师说》等。说与论无大异，故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7]《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更简单：所谓“论说文”，即“议论文”之谓也。[8]这就意味着在汉语语言文化语境中，“论说文”已约定俗成，我们提及该文体，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阿多诺等人的Essay那里。 本来，我这种不满意也就是感觉不对，并没有付诸行动，促使我思考起来的是我指导的博士生常培杰同学。常培杰做的是关于阿多诺文学思想的博士论文，记得2014年年初我读他的论文预答辩稿时，面对那里面密集使用的“论说文”，我又开始疑窦丛生了。当其时也，郭力翻译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刚刚面世，我正买回来阅读。读完之后忍不住发条微博，展示其中的一些奇怪译法。随后我又＠漆園常培（常培杰网名）道：“此书把阿多诺的“Der Essay als Form”译为《以散文为文体》，在谈论阿多诺时（178页之后）亦有对此文的片断翻译，你可看看。我觉得，译为‘论说文’、‘散文’都不是最佳选择。我最近正在琢磨一个词，看能否取代它们。”常培杰回复说：“……郭这么译我觉得很不妥。目前，我还是觉得论说文最妥当。阿多诺的每篇文章，都有明确的论说对象，这个对象限定了作者的论述范围。”[9] “论说文最妥当”——这种说法既富有刺激性又具有挑战性，我不得不加快思考这个译法的速度了。实际上，当时我已想起我的大学老师梁归智先生的一个说法。梁老师专治元明清文学，是《红楼梦》研究专家。一年前他来我家聊天，谈读书做学问的道理，让我很受震动。他说他现在每每为文，总是坚持把文章写成“论笔”。[10]我牢牢记住了他的这个说法，于是一年之后，我又是打电话又是写邮件，问他“论笔”的出处及他所赋予的含义。他告诉我，“论笔”未见古人用过，算是他的发明。在他心目中，所谓“论笔”，应“具随笔之形，有论文之实”。 能否借用梁老师的“论笔”之说取代“论说文”之译呢？这是我在当时反复琢磨的一个问题。而在随后的两三年里，我也不时会想起这个词语，玩味一番。这期间，我曾把这件事情说给我的两位作家朋友，让他们咂摸“论说文”究竟是什么语感，也把“论笔”之译讲给我的另一些博士生，问他们第一感觉如何。例如，徐晓军的博士学位论文以萨义德的诗学为题，而萨义德又是阿多诺的超级粉丝。当我建议他用“论笔”对译Essay时，他大喜。于是，他的论文中便有了一小节名为“世俗批评的形式：论笔”的内容。2016年10月，借阿多诺著作的英文首译者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先生（美国西北大学资深教授）来访之机，我也向他请教Essay的译法问题。我问：“目前汉语中对译Essay的有‘随笔’、‘散文’和‘论说文’等，但我觉得都不理想。在阿多诺谈论的语境中，或者参照阿多诺的写作风格，您是怎样理解Essay这种文体的？”他说： “我想这些翻译都不准确。阿多诺会说Essay有自身连贯性，但不是成系统的整体。英语和德语中，Essay源初的意思是尝试（der Versuch），古英语写作assay，意思也是试验。不是已完成的，只是试验的。比方说，我记得克尔凯郭尔的《重复》在丹麦语里用了尝试一词。这个词可以译作试验，听起来是科学实验，但与此无关。所以Essay是尝试的、未终结的，但绝非散漫的。阿多诺不会接受“散文”，他希望一切都被紧密地论述。而“论说”也不对，问题在于你先存了观念来论证它，暗示着有既成的观点。Essay更像一种探索，就是试验，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因而关键问题在于认识是牢固的、确定的，还是相对的、试验的。[11]” 韦伯的这番解读无疑准确释放了阿多诺所谈的Essay原义，但是，若要在汉语中译出“尝试”、“试验”、“实验”的意思，似乎又比较困难。例如，“试笔”是动词，在汉语表达中已固定成“试着写作或写字作画”。如果仿照“试验田”生造出一个“试验文”，好像也显得不伦不类。犹豫了三年后，我还是决定启用“论笔”，理由大致如下： 阿多诺虽然借用马克斯·本泽（Max Bense）的说法把Essay从“论文”（treatise）中区分了出来，[12]但在阿多诺所论述的这一脉中，无论是卢卡奇、西美尔还是本雅明，他们笔下的Essay都是以“论”为主，这与蒙田那一脉的Essay颇不相同。因此，翻译Essay时，“论”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古人看来，所谓“文笔”，既有刘勰“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之分，也有萧绎的另一种划分：“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在这里，他把“善为章奏”等论事说理实用之文称作“笔”，等于是规定了此类文章的文体特点，与Essay之体大致吻合。而当他谈到“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时，我以为与Essay已颇有几分神似了。因为在萧绎的思考框架中，“笔”虽不像“文”那样具有辞采和声律之美，但也是要“神其巧惠”（“惠”通“慧”），讲究一点文学性的。而大凡把Essay写到一种境界者（如本雅明等），他们的文章通常也都是美文。这么说，让“笔”进驻Essay，显然也并不离谱。 而且，以“论笔”对译Essay，还有一种陌生化（间离）效果，或可遂阿多诺所愿：“使用外来语时，他能在顺从语言的时刻达到有益的中断（beneficial interruption）之目的。”[13]而所谓“中断”，恰恰是来自于布莱希特亦被本雅明概括出来的间离技巧。由于Essay在文体上、风格上的独特性，我以为让“论笔”在读者的心里“咯噔”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何况，术语翻译，往往重其简洁，能用两个汉字的词语表达清楚的，就不应该再用三个字。 基于以上考虑，我决定把Essay译作“论笔”；相应地，我也把Essayismus／Essaynism暂译为“论笔体”。这种译法是否合适，当然还需要接受学界检验。但至少，我是不敢“论说文”长“论说文”短地谈论阿多诺的。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