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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文性理论和翻译研究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近年来发展迅猛，二者之间的联系也逐渐显露。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具有深刻的内在共通性，因此能够为对方提供方法论上的重要启迪。互文性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本质的理解，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在处理伪译这一翻译研究中的难题时，热奈特和哈蒂姆的互文性理论显示出很强的阐释力。与其花费功夫去对伪译的“原作”进行“证伪”，不如将伪译视为对真正的翻译文本在文本、体裁和话语层面进行的互文指涉。伪译通过将自己包装为翻译文学，切合读者的预期，在较为宽容的环境下对本国文学产生影响，对促进一国文学的革新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互文性 翻译 伪译 热奈特 哈蒂姆 作者简介：刘倩，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讲师，硕士生导师。2003年至2010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学位。硕士期间师从刘洪涛教授，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方向为中西比较文学。2010年至2013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中西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着重探讨了民国初年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抒情倾向的密切联系。研究方向主要为翻译理论、中西比较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当代英国文学。 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互文性理论和翻译研究在近几十年来都发展迅猛。互文性理论扎根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文学创造力的本质提出了全新的阐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文本与文本、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系的认识。翻译研究则作为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成为跨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1]事实上，这两个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够互相促进、互相启发。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精辟的论述，[2]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尤其在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具体促进方面，尚缺乏详实而系统的阐释和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启迪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探讨了互文性理论能够为翻译研究中的一大难点——伪译研究——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全新视角。 一、理论背景：互文性理论回溯 互文性理论最重要的阐释者莫过于法国文艺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她结合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研究成果，在《词、对话和小说》（1966）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互文性”这个术语。在这篇文章中，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用拼贴起来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变。”[3]在克里斯蒂娃之后，罗兰·巴特进一步消解了“起源的神话”，[4]即“认为意义源自单个作者的意识，是单个作者的所有物，至少从形而上的角度上是这样。当现代的写作者写作时，他或她总是已经处于阅读和重写的过程中。意义不是来源于作者，而是来源于从互文的角度看待的语言。”[5]巴特的理论让文本从作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让人们认识到了文本生产的衍生本质。这并非要否认创造性的存在，而是要指出，创造性总是通过与其他文本进行互文性的互动而产生的。这种互动既包括一门语言以内的，也包括跨语际的。 如果说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更多地关注广义的文化，而非具体的文本，那么另外一些理论家则恰恰相反。[6]格兰汉姆·阿伦将包括热奈特和里法特尔在内的理论家所采用的方法称为“结构主义的方法”，指出“结构主义者们相信批评能够定位、描述并固化文本的意义，哪怕该意义涉及到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7]这些理论家将互文性概念作为文本分析的工具，将其用来“科学而精密地研究各种各样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反叛了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先锋文学观念，而与传统“渊源”文学研究相接轨。[8]应该说，这并非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否定之否定，臻于一种具有更丰富面向和更强大阐释力的研究方法。虽然结构主义的方法后来受到多方面的质疑，笔者却认为其方法在具体的文学分析中非常有用。这是因为与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有关符号学的抽象而艰深的理论相比，结构主义的理论为文学研究带来了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对于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