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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总体性启迪 上文勾勒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脉络。自互文性理论兴起以来，它就对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翻译研究也不例外。互文性理论之所以能对翻译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根本原因是互文性所关注的现象与翻译实践的过程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互文性强调每个文本都指向其他文本和语境；而就翻译而言，译本总是不断地指向源语言文本，同时不断指向源语言及译入语中的其他文本及语境。互文性理论强调一切文本都是通过或隐或显地引用或指涉先前文本来构成自身；而就翻译而言，翻译活动是将用源语言写作的文本的意思、风格和情感搬运到译入语中，构成翻译文本。在两种情况下，先前的作品的一部分都被提取出来，进行了变型、转换，然后融入到新的文学文本中去，并构成新的文本，而创造性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一般而言，这两个文本生产活动的区别在于，翻译需要有跨语际的转变，而互文可以在一门语言内部发生。然而，倘若我们研究的历史阶段恰好见证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因此产生了许多跨语际的互文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和互文的距离就大大缩短了。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当时的许多作家从外国作品中引用文段，有的从译本中引用，有的直接从原著引用。比如，在郭沫若的诗歌和郁达夫的小说中，人们常常能读到用外文直接引用的外国文学作品。[9]这些引用的文段在进入中国文学文本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构成了中国文学文本。这便是跨语际互文的典型例子。 倘若跨语际不再构成翻译与互文这两种文本生产模式之间的区别，那么二者仅剩的区别就是借用的规模了。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翻译比互文借用了更多先前文本，因为翻译不言而喻是对一部或一篇作品的整体借用。然而，即使这最后的区别有时也被消解了。在翻译史上的某些时刻，译者可能会随意改动原著，以至于译著事实上成为译者的创作，很难判断到底是从原著借用来的内容更多，还是译者自己添加的内容更多。[10]由此可见，翻译与互文之间的界线即便存在，也是非常模糊不清的。Theo D'haen甚至指出，翻译与互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提出，翻译可以被视为互文的一种，即“受束缚的互文”（bound intertextuality），因为相对于一般的互文性关系，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两个文本（即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又并非如理想化的绝对忠实的“翻译”中的两个文本的关系那样紧密。[11]也就是说，绝对忠实的“翻译”需要译文与原文在意义上完全一致，但这种“翻译”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翻译一定意味着译文与原文有所出入，因此可以被视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互文。而翻译毕竟是依照原文来构造译文，所以是受到束缚的。 基于互文和翻译的内在共通性，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能够相互深化、相互促进。虽然人们较少讨论翻译研究对互文性理论的启迪，但事实上，翻译研究对于深化互文性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主要在于翻译研究对跨文化和跨语际问题的关注有助于深化互文性理论。翻译往往涉及两种以上语言，而互文则不一定。虽然研究者们用互文性理论探讨西方作家对荷马（800BC-701BC）或维吉尔（70BC-19BC）的借鉴，却很少从跨语际和跨文化的角度来进行讨论。翻译研究则具有相对更成熟的理论框架来探讨跨越语言鸿沟的文本旅行及其意义。例如，翻译研究提出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可比性”或者“同质性”的问题，这就加深了我们对文本借用的理解。[12]正如Christina Sch?ffner所指出，翻译为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跨文化的维度，因此为拓展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话语关系做出了贡献。[13] 相应的，互文性理论同样为翻译研究带来重要的启迪，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首先，互文性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翻译过程的理解。韦弩蒂指出，“[翻译]实际上涉及三组互文性关系：（1）外语文本与用该外语或其他语言写成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2）外语文本与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人们传统上通过等同性概念处理这层关系；（3）翻译文本与用译入语或其他语言写成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14]同样，Eleonora Federici提出了“译者的互文性包袱”的概念，指的便是译者“自身的‘位置’和身份政治带来的的互文性的文学、语言学和文化的‘包袱’，这个包袱在译者的翻译行为和将源文本改写成目标语文本的过程中无处不在。”[15]正如韦弩蒂和Federici所指出，互文性理论进一步消解了等同性的概念，使得原著和译著都不再是静止的、自明的存在。两个文本唯有通过与其他文本发生关系，通过译著对原著的指涉，才能具有意义。将互文性理论融入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传统上将翻译过程视为原著、译者和译著这三个对象的观念，而是将翻译理解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翻译既包括原著、围绕在原著周围的其他文本和语境，也包括对原著进行解读和质疑的译者，还包括译著和围绕在译著周围的其他文本和语境。因此，现在人们要考虑的不再是三个对象，而是三重关系。 其次，互文性理论能够深化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介绍一下热奈特有关“跨文本性”的观点。同里法特尔一样，热奈特也被人们归为“结构主义”互文性理论家。而他的理论对于翻译研究，尤其是伪译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他提出了“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概念，用来指代“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或隐或显的关系”。[16]事实上，热奈特的“跨文本性”同里法特尔等人所说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含义是近似的。他把“跨文本性”分为了五大类： 1）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此处互文性的含义比克里斯蒂娃或者里法特尔的“互文性”要狭窄得多，主要是指引用或者剽窃的行为。 2）副文性（paratextuality）：副文本是指附属与主要文本的那些次生内容，比如题目、序言、标注等，这些副文本为主要文本提供了语境。 3）元文性（metatextuality）：指一个文本通过对另一个文本进行评论而与之产生联系，但是并不一定是通过引用的方式。 4）超文性（hypertextuality）：这是热奈特论述的重点。指除了评论关系之外的，将后来文本，即超文本（hypertext）与先前文本，即潜文本（hypotext）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关系。 5）统文性（architextuality）：指文本的文类（genre）属性。[17] 笔者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对热奈特的跨文本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是因为在他的分类中，有两类跨文本性对翻译研究格外重要，那就是超文性和统文性。热奈特认为，作为超文本的译文是从作为潜文本的原文发展出来的，因此，翻译活动的本质是构建起译文与原文的超文关系。[18]热奈特的这一分类对于我们理解伪译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在下一节中会对此进行说明。 最后，互文性理论有助于凸显译者的主体性。正如巴特所指出，在文本产生意义的过程中，读者基于自己的阅读经验，将文本与自己阅读过的其他文本相联系，同时与文化语境相联系，最终使文本产生意义。而在翻译的时候，译者首先是一位读者，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读者，他需要对源语言文本与该语言内部的其他文本的互文进行理解。这些存在于译入语中的文本和语境使译著产生意义。因此译者的角色也是斡旋者和阐释者，其主体性是显著存在的。互文性理论对读者的关注有助于我们认识作为读者的译者的主体性。不过，译者的主体性也受到其自身文化的限制。Federici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译者就像一个好奇的旅行者，他在一个崭新的、未知的文学世界旅行，在这场旅行中，他“在一张未曾被探索过的地图上找寻许多暗示，找寻新的路径，而他在阅读这张地图时必然透过自己文化的镜片。”[19]也就是说，译者在解读原著与源语言文本的互文性现象时，必然会受到译入语文化的限制，不一定能充分并恰当地理解这些互文性现象，而是在理解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掺入了自己阅读经验和文化背景带来的新的互文性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