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是《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文本阅读。
    舒晋瑜采访我的时候桌面上通常很干净,就一个笔记本电脑,偶尔也做笔录。然后,她就和我聊起来了。她也不怎么发问,就是聊。她的话题往往是起始于文本内部的某个细节——这其实也是一个提示,你的文本我可是“细读”了。她老老实实地问,我也就老老实实地说。这样的采访是不是最有效的呢?我也不知道。我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接受舒晋瑜的采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也用不着正襟危坐,想到了哪里,我就说到哪里,很舒服。
    事实上,在闲聊的时候,不像她在采访我,更像我在采访她。
    毕:“总是看见你,你做记者不少年了吧?”
    舒:“不少年了。”
    毕:“哪一年开始的?”
    舒:“1993年。”
    毕:“天哪。——哪一年来的《中华读书报》?”
    舒:“1999年。”
    毕:“一直在?”
    舒:“一直在。”
    毕:“这么多年了,应该给你个主任干干。”
    ——这是我多年来想改而没改成的老毛病,说着说着就拿自己当领导了。
    说自己拿自己当领导当然是一个玩笑,我真正想说的其实还是另外的一件事。在中国,能够始终在一线做记者的其实不多,做到一定的年纪,各方面都成熟了,他(或者她)就被“调”走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记者“永远”年轻。兄弟我在国外的时候,看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里的记者都偏于年长。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一线记者待遇太低了。我们江苏有一家媒体,他们的文学记者过几年就要换一茬,截止到现在,我已经开始陪伴他们的第六代记者了。我想说的是,做什么都需要积累,作家需要成长的空间,记者也一样需要。
    2018年,已经是舒晋瑜在《中华读书报》“跑文学”的第19个年头了。她一直在一线。这殊为不易。就在去年2月,利用我在北京宣传新书的机会,我特地请舒晋瑜喝了一杯咖啡。我们聊得更多的却不是书,而是孩子,准确地说,她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正是得益于这次闲聊,我第一次知道舒晋瑜是淄博人,不是“山西”的“晋”人。她对我说,希望我能够去一趟“淄博市读书节大讲堂”。我没有犹豫,我说,我去。
    淄博是蒲松龄的故乡。蒲松龄,多么灿烂的一个名字,可是,我们的文学史从来也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地位。在南京大学,在我讲《促织》的时候,我说,在我的心目中,蒲松龄和屈原、李白、杜甫是一个级别的作家。我清楚地记得同学们将信将疑的目光。他们以为我喝多了,我没有。我特地补充了一句,“我愿意发誓,我这样说是冷静而克制的。”我这样说有依据么?有。是蒲松龄把中国的文言小说、尤其是文言短篇小说推到了最高峰。如果没有蒲松龄,在我们的古代文学史里,我们的短篇小说史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把一个民族某个体例的文本推到了极致,如果他不是最好的作家,谁是?
    舒晋瑜对故乡的付出令我动容。虽说人在北京,但是,舒晋瑜一直在为自己的故乡“忙活”,为了“淄博市读书节大讲堂”,她邀请这个,邀请那个,把“淄博市读书节大讲堂”办得有声有色的。
    有机会我一定再来一次淄博,以文学的名义,以蒲松龄读者的名义。
    舒晋瑜要出新书,我替她高兴,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就拿这篇不成样子的短文作个序吧,祝贺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