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村知识青年进城这一问题，无论柳青还是路遥，他们主观上非但不否定，反而认为这是必然的。既然柳青和路遥肯定改霞和高加林进城的必然性，为什么改霞和高加林最终被否定、被视为“走错一步”？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更耐人寻味的是，柳青与路遥并非没有意识到了自相矛盾，相反，他们试图解决却由此陷入写作困境。在这个意义上说，与柳青处理改霞进城问题惊人地相似，路遥亦不否认高加林出走的合法性，却同样在拷问着高加林与高家村的关系，二者的思考乃至于困境都一脉相承。因此，本文围绕改霞和高加林进城的必然性，以及这种必然性何以最终被否定，通过细读文本内部的裂痕探讨柳青和路遥如何回应，以及由此陷入的叙述难题及其历史困境。
    一、引言：被否决的必然性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1]这是路遥作品《人生》的题记，引自柳青的《创业史》。当改霞在进城还是留在蛤蟆滩举棋不定时，柳青饱含深情写下了这段人生格言。与改霞处境相似，《人生》中高加林也曾面临难以两全的抉择，这段话完全可以视为路遥对高加林的深情告诫。在这个意义上说，路遥引用这段话不仅仅向其文学“教父”柳青致敬[2]，更延续了柳青对农村知识青年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思考。然而，作为作家寄予深情的人物形象，《创业史》中的改霞和《人生》中的高加林在进城问题上都“走错一步”：改霞进城最终被否定，高加林不得不回到高家村。
    然而，无论柳青还是路遥，他们主观上非但不否定农村知识青年进城，反而认为这是必然的。《创业史》第一部问世后，改霞的前途是“读者最关心的几个人物的命运”之一，对于她是否应该进城，读者争论激烈。[3]《文汇报》编辑将部分信件转给柳青，希望他对此发表意见。柳青回信虽未正面回应，但当时柳青显然无法认同否定改霞进城的看法，反而强调其必然性。他在《同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访问者的谈话》中说：“考工厂，是改霞非走不可的路。”[4]虽然柳青对改霞进城的态度固然明确，但问题在于，正当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急需人才时，为什么改霞不能留在蛤蟆滩而非考工厂不可？或许柳青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改霞进城被一再延宕，反复辩白其进城动机，最终征用党的决定才克服这一叙述难题。更意味深长的是，柳青晚年对改霞态度发生逆转，由明确的肯定转变为批判式的否定。与改霞类似，在《人生》中，路遥已经预设了高加林出走的必然性，进而为其离开高家村营造合理性。然而，当高加林真的要远走高飞时，路遥却近乎残酷地使他重回黄土地。
    既然柳青和路遥肯定改霞和高加林进城的必然性，为什么改霞和高加林最终被否定、被视为“走错一步”？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更耐人寻味的是，柳青与路遥并非没有意识到了自相矛盾，相反，他们试图解决却由此陷入写作困境。在这个意义上说，与柳青处理改霞进城问题惊人地相似，路遥亦不否认高加林出走的合法性，却同样在拷问着高加林与高家村的关系，二者的思考乃至于困境都一脉相承。因此，本文围绕改霞和高加林进城的必然性，以及这种必然性何以最终被否定，通过细读文本内部的裂痕探讨柳青和路遥如何回应，以及由此陷入的叙述难题及其历史困境。
    二：“改霞进城”与农村“现代化”的悖论
    改霞进城问题虽是《创业史》读者争论的焦点，但她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某种程度上是附着于梁生宝形象之上，据说有人“非得让生宝同改霞成婚才满意”。[5]因此，当时讨论焦点与其说是改霞应不应该离开梁生宝，毋宁是她是否应该进城以及为什么进城。按照柳青的设想，改霞并非女主人公，“仅是个衬角而已”。[6]虽然她有缺点，但“农村的确有这一类人”。注意到柳青“这一类人”的说法，不难看出，他将改霞视为不同于梁生宝的另一类农村青年。梁生宝扎根蛤蟆滩为农业集体化而奋斗，改霞则走出蛤蟆滩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因此，柳青说：“改霞在蛤蟆滩也是一种路线的代表。”[7]
    在《漫谈<创业史>的思想与艺术》中，李希凡认为改霞的形象没写好：“她的性格游离了那复杂斗争的现实，她虽然生活在蛤蟆滩，但那只是由于蛤蟆滩给她拴上了一条爱情的丝线，使她还不能像蜻蜓点水一样盘旋在这块土地上，什么时候这条丝线一断，她立刻就可以远走高飞，毫无挂碍。因为她的生活和性格，本来就没有和这块土地发生血肉的关系。”[8]改霞和蛤蟆滩并非没有发生血肉的联系，恰恰相反，改霞的成长与蛤蟆滩的土地改革、婚姻法运动紧密相连。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历史变革，改霞根本无法从包办婚姻中解放出来，没办法上学，更谈不上进城之事。[9]那么问题是，既然改霞与蛤蟆滩有着血肉联系，而且蛤蟆滩还有她心仪的对象，那么她为什么非要离开？她与生宝的爱情是否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不得不出走？
    早在改霞还未解除包办婚约时，她已然视生宝为理想女婿。但当时二人都身不由己，梁生宝有童养媳，改霞有旧婚约束缚。当改霞在新社会赢得自由身，而生宝的童养媳死去时，二人终于可以自由恋爱了。改霞此时已无心学习，觉得“心里慌”，认为“自己年龄大了，念下去又上不成中学，不如趁早参加农业，搞互助合作”。她憧憬着和生宝结婚后，“共同创造蛤蟆滩的新生活”。[10]如果没有进城问题，改霞嫁给生宝已是大势所趋。然而，改霞之所以动摇并非外因，而是郭振山告诉她学文化不仅是个人的事，还与国家急需人才相关，从此拨动改霞进城的心思。在改霞为进工厂而重燃学习热情时，她与生宝却在文化问题上心生芥蒂。生宝原本就担心改霞有了文化会“心大了，眼高了”，一听到改霞提起进城，就认定她“思想变了”。冯有万对此反应更加激烈：“她改霞才念了几天书，就想上天入地！”[11]冯有万认为，既然有文化的改霞看不上泥腿子庄稼人，梁生宝不必委曲求全“高攀”改霞。
    问题不止于此，文化不仅酝酿了改霞与生宝的隔阂，更催生了改霞对蛤蟆滩的离心力。改霞原想既然上不了中学，不如退学以求早日成婚，投身农业合作化事业。然而，一旦萌生进城心思，改霞不但不愿退学，反而更加努力学习文化，以求更符合国家工业化建设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因此，改霞前后对比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霞做农民就不需要更多的知识？为什么她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就不愿做农民而必须选择进城？
    当改霞在乡政府报名考工厂时，卢书记就哀叹：“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把土改中锻炼出来的一批好青年团员，参军走了。今年这回纱厂招人，短不了又要把一批没有家庭拖累的优秀女团员拉走。这农村工作，要是来个大运动，可怎么办呀？”改霞虽没敢接话，却在心中自我辩护道：“你们培养新的人去嘛！国家工业化不是更要紧吗？”[12]工业化建设固然重要，但改霞的态度却值得商榷，如果按照改霞的思路反问：“难道农村建设就无关紧要吗？”那么面对非此即彼的问题，改霞应该如何回答？柳青应该怎样回应？
    虽然改霞进城一波三折，柳青再三铺垫，但当她真的进城了，仍给人突兀之感。在进城与生宝之间，改霞并未做最终抉择。进城是因为卢书记“选中了她”，即组织安排替她克服了左右摇摆的困境。显然，柳青征用党的决定赋予改霞进城合法性，同时也回避了改霞为何非进城不可的问题。只要这一叙事缝隙无法圆满缝合，改霞的新人形象则不无自我解构之险，这就为柳青后来否定改霞埋下了伏笔。换言之，对于农村知识青年进城还是参加家乡建设这一难题，柳青找不到两全其美的答案。农村建设需要留住人才，但农村所培养的人才出走的合理性却不容否定，这无疑是一个悖论，改霞则是上述悖论的生动例证。因此，柳青的难题不仅仅在于如何塑造改霞，更是如何回应上述悖论。
    柳青虽以党的名义悬置了农村知识青年与农村建设之间的悖论，但后者不可能坐等工业化实现之后进行，只要这一悖论存在，改霞的新人形象始终面临自我解构的危险。在此意义上说，柳青在1977年《创业史》修订版中对改霞进城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将改霞进城问题“突然和党内的‘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或许并非偶然。在1960年版本中，改霞考工厂的原因是：“她从画报上看到过郝建秀的形象，他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新中国给郝建秀那样可怜的女孩子，开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从她的事迹受到鼓舞。”[13]在1977年版本中，上述理由被置换为：“她打听到国家要先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有了影响。”[14]先工业化后农村集体化，刘少奇的这一讲话作为被批判对象添入小说。根据这一改动，改霞进城是受到刘少奇“错误路线”的误导。
    针对这一改动，十分熟悉柳青的阎纲认为，与刘少奇相关的几处修改是弄巧成拙的败笔：“这一‘重要的修改’，使我们想到更为深刻的东西，恕不赘述。”[15]或许是为尊者讳，他并未进一步阐述“更为深刻的东西”，进而指出柳青何以“弄巧成拙”。后来的研究者明确指出:“那时党中央对刘少奇同志的冤案虽尚未平反，但‘文化大革命’必须否定的总趋势却是连一般知识分子也隐约感受到了。可惜的是像柳青同志这样的著名作家，却连这样一点敏感也失去了。就在黎明已经来临，在已出现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可能性的时刻，他却显得毫无判断力和预见性，紧赶慢赶地终于搭上了批判刘少奇的‘末班车’，这令人惋惜，更令人痛心。”[16]换言之，柳青迎合政治却最终弄巧成拙。[17]正如研究者就此评论道：“50-7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路线错了，一切皆错’。在如今的文学研究中，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一运思方式的影响——尽管‘对’、‘错’已经被做了近于颠倒的调整。”[18]柳青的修改背后固然不无其政治态度，但仅从部分字句而非从文本结构内部推衍其用意，那么这一观点并未摆脱“同一运思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将柳青不合时宜的改动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进一步追问深层原因，或许更有益于问题的推进。
    仔细推敲柳青对改霞态度的逆转，其中蕴含着自我调整乃至否定，试图克服农村知识青年进城与农村建设之间的悖论。改霞以做郝建秀式女工之名离开蛤蟆滩，她将面临“难道农村合作化建设就无关紧要吗？”的诘问。然而，有“工业化之后农村才集体化”的国家规划，改霞进城便名正言顺了，工业化早日实现，农业集体化才能更早开始。在此层面上，他将改霞进城难题归咎于“先工业化后集体化”，既与当时的主流话语暗合，同时也成功地缝合了叙事缝隙。然而，柳青虽在叙事逻辑上足以自圆其说，但他却是以否定改霞为代价，即改霞理应留在蛤蟆滩。另一问题随之而来，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样需要改霞怎么办？因此，无论肯定改霞还是否定改霞，柳青都将陷于顾此失彼的尴尬地位。
    如果进一步引申改霞进城问题，它还与国家规划——工业化与农村集体化先后问题紧密相关。先工业化后集体化是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19]毛泽东并未将机械化与集体化放在先后顺序上讨论，而是应该“逐渐集体化”，“农业社会化与国有工业化相适应”。[20]刘少奇等人被毛泽东说服，放弃了先工业化后集体化的观点。[21]先工业化后集体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路径选择,但这一思路不仅在农村内部无法遏制贫富分化，而且可能拉大城乡差距。落后分子郭永茂认为：“目前社会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祖国大规模建设开始了。党的政策是首先发展工业，所以乡村的现状怕要维持几十年，才会改变。”改霞虽然讨厌自私自利的郭永茂，但她与郭永茂的观点并无本质不同。在改霞看来，蛤蟆滩“死气沉沉，只听见牛叫、犬吠、鸡鸣，闷得人心发慌”，而城市建设却如“如雨后春笋”。[22]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后，改霞认为农村要实现社会主义还要几十年，那时她就成了抱孙子的老太婆，所以，她决定“还是奔城里的社会主义”。[23]在此意义上说，先工业化后集体化的弊端在蛤蟆滩已有所显现。因此，无论柳青是否知悉中共高层讨论，改霞进城无疑使他触及这一问题的核心。在1960年版的《创业史》中，柳青试图安排梁生宝和改霞走不同道路，分别投身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建设，以调和二者先后之分的矛盾从而合理兼顾二者。
    但理想化处理只是将问题悬置起来，一旦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孰先孰后的矛盾落实到蛤蟆滩，进一步说，具体到改霞身上，她不可能分身兼顾农业、工业，那么理想化的处理便不再可能。进城还是留在蛤蟆滩，改霞必须做非此即彼的抉择。如果柳青必须做出决断，他将如何应对？如果柳青仍认可改霞进城的必然性，那么谁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1977年版《创业史》中改霞被否定，与其说柳青迎合政治，毋宁说农村知识青年出走与农村建设悖论使然。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农村集体化并未实现消灭城乡差别的现代化蓝图，反而在失去苏联经济援助后，成了国家现代化汲取原始积累的对象，被纳入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时至1977年，柳青对农业集体化事业仍坚信不疑，但他要面对的现实是，为什么农村依旧积贫积弱？如果不能有效地解释上述问题，他对农村未来的想象将很难具有说服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农业集体化所遭遇的困境，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试图克服西方工业化时期的城乡差别问题，但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失败了。然而在1980年代早期的语境中，人们往往无视历史的复杂性，将所有问题，包括传统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社会主义的问题全部归咎于社会主义。[24]可以设想，梁生宝到了八十年代也没有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理想，但人们极少反思国家对蛤蟆滩的财政汲取才是一个重要原因，将其视之为中国现代性难题，而很容易认为梁生宝“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错误的，需要加以否定。当蛤蟆滩失去了对“共同富裕”的想象力，梁三老汉的个人发家致富重新成为时代主流。在此意义上说，改霞离村前的挣扎几乎被完全忽略，进城则成了“唯一正确的路”，“如果与梁生宝成家，她很难不重复向来农村妇女的共同命运。”[25]改霞已然与蛤蟆滩失去必然联系，仅在个人奋斗层面得到关注。新时代的改霞们与失去未来想象力的蛤蟆滩是何种关系，已被转换为一个新的时代命题。不过，他/她们完全不必自虐式的辩白进城动机，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追求个人价值之名进城了。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的改霞——高加林已经应运而生。
    三、“高加林进城”与现代化想象的隐忧
    在《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重读路遥<人生>》一文中，研究者指出：“《人生》可以理解为《创业史》的第三部，高加林只是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而已。”[26]就《人生》对《创业史》对农村知识青年进城问题近乎全盘性继承的角度而言，上述观点无疑颇富创见。但值得深究的问题是“1980年代初梁生宝为什么要走改霞的路？”该文认为原因在于“新一代的梁生宝在农村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发展”。[27]如果说将19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现状与火红的农业集体化蓝图相比，上述判断或可成立。但具体到发表《人生》的1981年，笼统地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相反，《人生》发表时，农村体制改革大大改善了农村经济状况，缩小了城乡差距。那么，问题在于，既然如此，为什么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无法成为梁生宝而非要离开高家村进城？
    关于高加林为什么不愿留在高家村，显而易见的理由是高明楼以公谋私让儿子顶替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职位，二人由此结怨，而高加林一时又斗不过高明楼表面上看，这一解释某种形式上也印证了高加林在农村没发展空间的观点。但问题在于，高加林的不满情绪理应指向高明楼，但他却将对后者的个人仇恨转化为对高家村的离弃：“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28]那么，和高明楼一决高下何以非要离开高家村？以高加林倔强的性格和出众的才华，即使一时比不过高明楼，但来日方长，胜过高明楼只是时间问题。高明楼事后向高加林示好，也正是预料到这一点。既然如此，高加林何以非要离开高家村？
    人生
    高加林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逃离的关系，高加林的命运就是一个逃离。
    其实，在高加林的人生规划中，民办教师只是一个跳板——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然后再争取更好的工作。即使高明楼继续让他做民办教师，他迟早也要离开高家村。高明楼以公谋私只是提前激化了高加林与高家村的矛盾。对高加林来说，即使以后胜过高明楼，最终身份也只是农民，显然不符合高加林的理想。在高加林眼中，只有成为城里人才是对高明楼的最好报复，无论高明楼多么有能力，一辈子也不过是农民，这才是只有离开高家村才能胜过高明楼的原因。因此，与其说高加林恨高明楼，毋宁说恨高家村，恨他倍感屈辱的农民身份。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能理解高加林对农民身份的“深恶痛绝”：“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29]不做土地的奴隶，不仅构成了高加林离开高家村的动力，也昭示着离开的必然性。
    正如蔡翔所指出的：“高加林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逃离的关系，高加林的命运就是一个逃离。他跟梁生宝完全不一样，梁生宝完全是把自己融入到他个人或大多数人的命运中间。”[30]与泥腿子梁生宝相比，高中毕业的高加林更有能力改变高家村，然而世殊时异，面对落后的农村，他选择逃离，奔向“亲爱的县城”。因此，高加林显然无法分享当时农村体制改革释放的乐观想象，反而认为高家村前景惨淡。高加林之所以不可能成为新时代的梁生宝，关键并非农村是否有希望，而是如何面对城乡差别。
    毫无疑问，城乡差别是讨论高加林进城时不容回避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与德顺老汉、巧珍和其他高家村人相比，为什么城乡差别只有在高加林身上才成为问题？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即读书人高加林有自己的“活法”，已经无法在高家村传统“活法”中安顿自我。正如程光炜所说，高加林与土地的疏离是“从他离开故乡去县城读高中就命中注定了的”。[31]“命中注定”的说法似乎不无宿命论式的决绝，却有力地表达了文化人高加林与高家村的矛盾。知识催生了他与生之养之的村庄的隔膜，在这一点上，高加林与改霞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与高加林不同，知识是改霞考工厂的充分条件，而非她进城的必要条件。改霞进城故事一波三折，说明她留在蛤蟆滩并非全无可能。换言之，改霞的知识既能服务工厂，亦可造福蛤蟆滩。而高加林的知识非但在高家村无用武之地，反而使他以此刺穿高家村尚可安身立命的幻觉，激化他与村庄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在《创业史》中，除了改霞，柳青还塑造了另一类文化人，如韩培生和欢喜，他们将自己的知识和劳动实践结合在一起，以知识以改造传统农业，也以劳动实践改进知识，知识与实践相得益彰。在这个意义上说，《创业史》中韩培生与进城的改霞相反的流动方向，既点出了矛盾，也寄寓着解决的可能性。如果说《创业史》并未具体展开这一可能性的话，那么，马烽发表于1954年的《韩梅梅》则正面处理了这一问题。没有考上中学的韩梅梅，回村参加劳动，她不去争取做保管的轻松工作，反而选择了最艰苦最脏的喂猪。“高等学生喂猪”，家人不理解，旁人冷嘲热讽。但韩梅梅不但没有动摇，反而以其知识科学养猪，不但当选年度劳动模范，而且比她父亲的劳动所得还多。从此，她不但赢得大家的尊重，更证明了体力劳动并不低人一等。更关键的是在养猪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自己知识的不足，在实践中不断更新知识。与韩梅梅相反，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张伟，他和韩梅梅一样没考上中学，却不愿意回村劳动。先到省政府做勤务员，但他说伺候人的差事没出息，又进厂当工人，又他认为工人的活脏、累、不自由，只好回村赋闲。韩梅梅认为：“这山望着那山高，看不起劳动。这种思想很不对。团里准备今后要好好帮助他解决这个思想问题。”[32]马烽虽已明确展现了以知识建设农村的可能性，但他以韩梅梅之口指出张伟的问题是思想层面的，显然并未触及这一问题的核心：张伟进城与其说是个人思想觉悟问题，毋宁说是现代性视野中的城乡差别问题。所以，看似张伟的个人觉悟问题，在未消灭城乡差别的前提下，仅依靠思想教育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说，马烽试图以回乡劳动的韩梅梅回应张伟，却简化如何认识城乡差别的复杂性，从而冲淡了知识青年进城与农村建设的矛盾。与柳青和马烽相比，路遥比前两者更为尖锐地突出上述矛盾，却无力回应甚至于悬置了上述问题，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人生》中的高加林身上。
    在著名的“卫生革命”中，有一个意味深长却鲜有关注的细节，即在高加林发现井水脏前，巧珍曾见过高加林去打水。那么，为什么高加林以前没有发现水井脏，而偏偏此时发现了水井脏？原因或许是，此前高加林也曾发现水井脏，但他并不认为有即刻改变的必要，而“卫生革命”前出于某种原因促使其立即行动改变现状。细读上下文，似乎可以印证这一点，当时高加林与巧珍正沉溺于热恋中，爱情的伟大力量重新唤醒高加林对土地的深情，他从巧珍的爱情中体会到，不该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33]高加林和高家村的紧张关系由此有所缓解，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高加林很可能会在巧珍的柔情蜜意中，淡化与黄土地不可调和的矛盾。恰在此时，路遥笔端再生波澜，村中肮脏的水井再一次刺痛了高加林敏感的神经。更关键与其说是高家村的闭塞落后，毋宁是高加林无法改变这种落后。那么，高加林留在落后且无法改变的高家村的出路是什么呢？
    在此意义上说，高加林出走的合理性便得以成立，但高家村是否落后且无法改变值得讨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如果高加林及时出现，向村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且像高明楼一样“以身试水”，“卫生革命”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34]退一步说，虽然“卫生革命”并非成功于高加林之手，但它毕竟成功地改变了水井现状。村民们开始时排斥漂白粉新事物，但最终还是接受新事物，可见他们并非冥顽不化，而是可塑性很强，急需科学文化知识引导以图改变，这正是高加林的用武之地。为什么高加林只看到消极面，而忽视了显而易见的乐观性？显然，这与路遥设置这一情节的用意密切相关，路遥试图以“卫生革命”反映高加林与黄土地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旦“卫生革命”成功，留在高家村同样可以有一番作为，那么，高加林离开的合理性将被削弱。显而易见，这与路遥所强调他离开高家村的必然性是矛盾的。换言之，“卫生革命”的失败者是高家村而非高加林。高加林虽败犹荣，毕竟他努力过。某种程度上说，“卫生革命”失败是必然的。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高加林有更高的追求，安于高家村是人才浪费。的确，否认这一点将无法理解1980年代对高加林的普遍肯定。在小说中，进城后的高加林如鱼得水，充分施展了其才华，从反面证明了离开高家村的合理性。即便高加林被告发走后门，他的领导依旧十分爱惜其才华，并试图加以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说，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不仅锻造了高加林离开土地的自信，而且得到整个时代的高度认同。李劼曾将上述观点有力地表述为：“高加林别说当个县通讯干事，即使是当省报记者，新华社记者，甚至于联合国记者，只要他能胜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任何人，不管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人生起点如何，都有着对人生追求的权利。”[35]的确，李劼准确地传达了肯定个人奋斗的时代呼声。在此基础上，李劼认为高加林有知识、有能力，离开高家村是天经地义的，让其重回土地就意味着否定其追求，否定这一点显示了路遥的局限性。李劼敏锐地抓住了路遥的叙事难点，即如何处理高加林与土地的关系。但农村出身的路遥却无法认同所谓的局限性，他认为：“任何一个出身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裂。”[36]在小说中，高加林曾有两次正当的进城契机，一是高中毕业考大学，一是成为国家教师。如果高加林抓住任何一个机会，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但路遥近乎残酷地堵死了高加林合法的进城之路。一方面，路遥肯定高加林进城愿望；另一方面，却一次次让高加林不得不重回高家村，将其置于绝望的境地思考自己的人生出路。对路遥而言，高加林进城是最好出路，但这一出路却不应以高家村被视为不可改变的落后之地为前提，前者是理性之举，后者是感情之困。对于进了城的农民之子路遥来说，“《人生》既是对他人生的实写，又是对现实的理想救赎”。[37]在这个意义上说，路遥必须让高加林真正认识到他与生之养之的责任与关系。
    路遥充分意识到了城乡差别之于农村知识青年的意义，1980年2月22日他在致谷溪的信中说：“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具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精神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青年人，从长远的观点来，这构成了国家潜在的危险。这些苦恼的人，同时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如果说调整经济的目的不是最后达到逐渐消除这种不平衡，情况将会无比严重，这个状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出。”[38]
    与柳青视改霞进城为“一种路线的代表”相似，高加林之于路遥亦非个案。路遥将高加林置于城乡交叉地带，书写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出路的时代命题，他说：“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39]对于路遥来说，有文化的农村青年被限制在土地上是最大的不平衡。解决农村知识青年出路问题是突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当务之急。然而，路遥始料未及的是，先一步走出农村的高加林们，在分享城乡二元体制的利益后，很可能失去了改变城乡差别的动力，甚至不自觉地维护这一体制。某种程度上说，高加林已经露出了这种苗头，他虽然饱受城乡二元之苦，一旦他成了城里人，他打量巧珍的眼光与克南妈骂他乡巴佬的优越感相差无几。
    可以设想，以高加林的才能，走出高家村闯出一番事业并非难事，但高加林的出走是否奠基于高家村的落后且无法改变之上？高加林重回高家村，由此可见路遥显然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但他却在乐观的想象中化解这一难题，他认为，城乡之间的矛盾源于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义，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的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与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40]路遥“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说法，建构了传统农村终将转化为现代城市的乐观图景，城乡差别似乎将随着现代进程自动消失，一切将迎刃而解。因此，高加林的痛苦只是“这一巨大历史进程”中不得不付出的沉痛代价。然而， 历史已经证明，虽然中国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但城乡差别并未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除。正如路遥所预见到的，高加林们不单要离开土地，而且将不再返回。[41]历史已经粉碎了路遥的乐观想象，在此情况下，高家村怎么办？这无疑是路遥在《人生》之后仍需直面的难题。
    四、“颠倒式误读”：结构性难题的延续与断裂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在这段出自《创业史》并被《人生》引为题记的语句中，我们可以发现，柳青和路遥不仅并不否定农村知识青年进城的合法性，而且面对农村知识青年进城和农村建设的悖论时，二者处理问题时游移不定、左支右绌的困境也颇为相似。然而，柳青和路遥对这段话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在路遥笔下，启蒙主义式的个人决断与自我担当是其核心；而对柳青而言，高加林毫不讳言进城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这恰恰是改霞需要反复辩白、唯恐沾染丝毫的个人主义；贫穷落后且难以改变的高家村构成高加林出走的合理性，而贫穷落后且亟需改变的蛤蟆滩却足以瓦解改霞进城的合理性。在此意义上说，农村知识青年如何看待城乡差别，柳青和路遥对这一问题的判断相距悬殊。前者认为，农村知识青年必须而且可以改变落后的农村，进而克服城乡差别以想象另一种新农村的远景。所以，《创业史》中的改霞虽是一个衬角，柳青却将其置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中考量，甚至上升至中国未来发展格局的层面。而在路遥笔下，城乡差别中居于落后地位的高家村贫穷落后且难以改变，在城乡差别无法动摇的前提下，高加林的个人出路成为首要问题。
    两种不同的国家/个人关系背后隐藏着是革命和现代化两种不同范式对于城乡差别问题的想象性解决。
    有研究者指出：“（柳青）顽强地在对国家进程的思考中嵌入了‘个人’这一环节，每一个个体也真正地参与了历史的进程。而在有意识地继承柳青传统的路遥的小说《人生》中，虽然高加林的问题同样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但在路遥的处理中，高加林的出路问题几乎被处理成了一个个人的、‘道德’的事件。我们看不到国家的在场，看到的只是居于一隅的村庄和土地，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纵然路遥仍然极为关心农村青年的命运，但他已再也没有勇气将对农村青年人生道路的思考上升到整个国家政策的层面。”[42]上述分析敏锐地指出了改霞进城不仅事关个人选择，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及其难题密切相关。相对于柳青这一思考高度，路遥之于高加林的处理似乎成了“个人的”、“看不到国家在场的”、“道德的事件”。某种程度上说，《人生》中关于高加林的个人出路问题没有上升至“国家政策”的高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缺席，或者国家视角的缺席恰恰是以另一种形式在场，不过不同于柳青通过国家的在场将个人嵌入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而路遥以集体的缺席瓦解了柳青笔下的高度政治化的国家、集体与个人紧密互动关系，以看似去政治化的个人奋斗的方式重构了一种“现代”的国家/个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高加林的出路不仅不是“个人的、‘道德’的事件”，而且与重构国家/个人关系的现代化叙述高度契合。在此意义上，同是农村知识青年进城这一具有高度历史延续性的问题，从徐改霞到高加林的文学表征背后，关于如何克服城乡差别的话语范式已经发生转变。
    某种程度上说，两种不同的国家/个人关系背后隐藏着是革命和现代化两种不同范式对于城乡差别问题的想象性解决。对柳青而言，城乡差别并非难以动摇的既定事实，而是亟需克服的现实问题，“先工业化后集体化”这一经典的现代化模式恰恰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改霞无论是否进城都将处于顾此失彼的尴尬地位。柳青虽然意识到这一模式的问题，却最终不得不面对和路遥乐观想象的现代化路径相去不远的事实——克服城乡差别仍然有待于工业化实现之后，这不能不说是柳青必须面对的残酷的历史事实。时至1980年代，在蛤蟆滩并未实现柳青设想的蓝图时，改霞留在农村的意义难免值得怀疑。因此，路遥已经不可能重复柳青回应问题的方式，相同问题的处理方式却已截然不同。在路遥笔下，“农村生活城市化”的叙述，农村/城市、落后/文明、传统/现代这一系列二元对立是“价值中立”的，终将被线性的、历史目的论的现代化进程所消灭，而这一乐观的历史图景中，农村知识青年只有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促进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必然意味着农村建设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路遥以高加林进城重构了柳青的问题，现代化理论意味着无毋庸置疑的历史发展方向。
    当1980年代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成为历史主流时，在现代化的话语框架中，柳青对现代化的复杂曲折的态度显然无法得到正面的清理与继承，这一点在视其为“文学教父”的路遥笔下展现得颇为彻底。就此而言，对于高度肯定“柳青的遗产”的路遥来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误读”。某种程度上说，创造性继承不能不是某种意义上的“误读”，也正是这一“误读”使柳青的思考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赓续。然而，无论路遥是否自觉，高加林并未克服柳青在改霞身上所遭遇的难题，城乡差别这一结构性不平等变为个人的不平等，而个人主义式的想象性解决不但无法提供回应上述难题的有效方案，反而遮蔽了这一难题的复杂历史内涵和现实困境。在此意义上说，路遥对柳青的“误读”近乎于“颠倒式误读”。
    某种程度上说，柳青与路遥之间一方面存在“师承”关系，他们的问题意识乃至写作困境都具有某种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二者文学创作之间横亘着1970年代末的历史转折，在延续性的深层其实已经产生了某种断裂。在此意义上，所谓“颠倒式误读”并非以后见之明做孰优孰劣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是将其置于特定语境中历史化地研究二者的创作得失、继承与新变，既发掘历史断裂背后的延续，又深入认识共识性“师承”关系中的断裂，在延续与断裂的辩证关系中深入探究话语范式转型背后的文学表征及其历史困境，进而揭示其意义生产机制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复杂而隐秘的呼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