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七月，我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受国家公派，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进修生，赴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三年。从此，阿尔巴尼亚文学便成了我的第一专业、一生挚爱，伴随我度过了大半生。五十二年来，我翻译了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民族独立时期和现当代几乎所有著名诗人的主要诗作。可是，由于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我的阿尔巴尼亚文学翻译、研究工作一直未能得心顺手、尽如人意，所以，我的译文，除了很少一部分已经发表变成了社会财富，绝大部分还在我的手稿柜里沉睡着。
    近年来，中阿两国关系战胜了天寒地冻的严冬，又迎来了风和日丽、花开似锦的春天。中阿关系在两国富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的努力下，逐渐地得到了修补和恢复，又签订了多项造福于两国人民的协议和合同。特别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后，阿方予以积极的响应，要为巩固和发展传统的中阿友谊而努力。中阿两国文化部门不久前还签订了未来五年的合作、交流协议。在这种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下，承担此项任务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要我翻译一部阿尔巴尼亚当代诗歌选。我觉得，这是出版社对我莫大的信任，因此，我便欣然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我手上的译诗不少，当选哪位诗人的作品呢？我经过再三斟酌，最后决定出这本德里特洛·阿果里诗选《母亲阿尔巴尼亚》。
    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坛上引领风骚的巨擘，在文化界、政界和人民群众心中是实力最强、人气最足、威望最高的人物。正如著名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基乔·布卢希所说：“阿果里是二十世纪阿尔巴尼亚最伟大、最阿尔巴尼亚化的作家。”也如文艺评论家留安·拉玛所说：“阿果里是一个历史人物，对多数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他的名字像新文学之父、著名诗人纳依姆·弗拉舍里以及其他民族复兴时期人物的名字一样，时时都挂在人们的嘴上。”作品是作家、诗人的立身之本。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阿果里为祖国和人民创作了成千上万首诗歌（诗集就有近二十种）、大量的文艺性通讯、报告文学、小说、话剧、寓言、童话、电影、政论、随笔和文艺评论。这些作品的底色都是鲜红鲜红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阿果里色彩斑斓、彪炳千秋的诗作，唱出了诗人对祖国的山山水水、畜群田园、工厂矿山以及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工人兄弟、广大官兵衷心热爱的赤子之情；抒发了对革命先辈、烈士、游击队员无限尊崇与敬仰的心怀；对背弃革命传统的种种丑恶现象和民族败类予以有力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显示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凛凛正气。
    阿果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一直怀有深挚的友好情谊，他是我们真正的永远的伟大朋友。还是在苏联留学的青年时代，阿果里就与几个留苏的中国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尚不足三十岁的阿果里，就连续写下了赞美《祝福》《革命家族》等中国优秀影片的评论文章和纪念鲁迅的学术论文，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而一九六七年在《人民之声报》上连载的《从松花江到长江》长篇访华通讯，则把他对中国工人、农民群众的热爱和崇敬之情推向了极致。这篇文采斐然的通讯，将作为真正的“阿中友谊之歌”，在两国交流的史册上闪烁出格外璀璨的光芒。
    据我所知，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高层人物中对中阿关系、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给予公正的积极评价的开明人士。一九九一年，在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阿果里作为党中央委员，中肯而尖锐地批评了劳动党中央落后的错误的对内、对外政策，对中国开始开放和面向欧洲与世界表示了公正的肯定的态度，为中阿关系说了公道话，显示了一个党员勇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对此，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后来，在为友人介绍中国当今情况的著作写的序言中，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表达了他对我国和我国人民最友好、最真诚的感情。
    这种友好的情谊，也体现在我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中。
    我是五十二年前在地拉那大学读书时，在挚友泽瓦希尔·斯巴修的引见下与阿果里相识的。那时他才三十三岁，风流倜傥，是《人民之声报》的著名记者，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很有文气和艺术感染力的通讯、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我赏读他的作品，就像原来赏读苏联著名作家、大记者波列伏依的文章那样用心、痴迷。他的那些优美清朗、厚实明丽的作品，对我后来到《人民日报》所从事的长达十年的新闻工作，产生过很大影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斯巴修的帮助下，我翻译了阿果里的荣获共和国一等奖的著名抒情长诗《德沃利·德沃利》。在翻译过程中，我与他的友谊加深了。后来，我还翻译了他的另外两首长诗《父辈》《共产党人》和一些短诗，于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周年前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阿果里诗选》为书名出版了。此书的出版，不论是对我，还是对阿果里，都是一件大喜事，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此登上了一个重要的新台阶。
    一九九○年夏天，中阿关系由冷变暖，我受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特别邀请，再次踏上“山鹰之国”这片神圣土地的时候，立刻又沉浸在以阿果里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文友们友谊的海洋中。他不仅受对外文委之托，派阿·采尔加、纳·约尔加奇、穆·扎吉乌三位作家整天陪伴我，使我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而且还在他的办公室专门接见了我，与我促膝交谈一个上午，末了还把摆在办公桌上的足足有两公斤重的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之父纳依姆·弗拉舍里的半身铜像赠给了我。
    几年前，我有幸又去阿尔巴尼亚工作了两次，与阿果里的交往更加密切起来。他把这些年来出版的二十多种书全都赠给了我，而且在书上签名时还亲切地称我“弟弟”；我赠给他书时，也骄傲地称他“哥哥”，我们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异国兄弟。八年前，我翻译、出版了他那部著名的蜚声欧美文坛的长篇幽默讽刺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此书在我国小说家中间引起了热议。现在，这部三百多页的阿果里诗选《母亲阿尔巴尼亚》也即将付梓。不久，由我翻译的阿果里的长篇小说《藏炮的人》，也将与我国读者见面……我半个世纪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
    呵！差点儿忘说了，阿果里这个名字对我国广大读者和观众来说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家喻户晓，演遍我国城乡，以巨大的艺术魅力感动过我们、教育过我们的阿尔巴尼亚影片《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正是改编自这位多面手作家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