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以海派戏剧为引领的中国戏剧第一次所完成的是有形的演出环境、表演形态上的转换，现在所面临的则是无形的、本质上的、以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的转变为核心的第二次转换。海派戏剧在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转型中所担任的角色，仍然至为关键
    ●文化血脉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牵挂，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会让人关心自身的文化基因。这正是今天很多人得以从新的角度看待昆曲、重新审视传统的原因
    ●一百年后的传统，是人们打开视野后，经过人类共有的文化洗礼后，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带着现代的视野，带着现代的价值评判，带着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去重新发现和选择的传统
    “海派戏剧”期待再现创新引领作用
    海派戏剧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上海作为近代史上的“远东第一大都会”，先行一步，产生了与都市文化相融合的海派戏剧。所谓海派戏剧的方位性，既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相对于京派戏剧及各地域风格戏剧而言的，其内涵在于它的时代性、现代性以及商业性、市民性。上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戏剧的时代转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时的上海新式舞台吸引了包括四大名旦在内的全国名伶，促使传统戏曲的演出从戏台、广场、庙堂走进了剧场、剧院，真正步入了现代戏剧的演出空间。
    从整体规模上说，中国戏剧是在上海完成了从广场艺术向剧场艺术的转型、从厅堂艺术到舞台戏剧的转型。上海的戏剧艺术一直影响、引领着中国戏剧的发展。“海派戏剧”的特征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和自觉融入时代、迎合受众市场的商业性。今天，重新认识海派戏剧，就是要发扬海派戏剧的时代精神、创新精神和市场精神。现下，进入21世纪的上海戏剧希望继续发扬海派戏剧的创新引领作用，为中国戏剧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上世纪的海派戏剧所发挥的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的转换不同，今天它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价值取向、精神风范与审美转换上，是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再一次转换和引领。
    如果说，上世纪以海派戏剧为引领的中国戏剧第一次所完成的是有形的演出环境、表演形态上的转换，那么现在所面临的则是无形的、本质上的、以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的转变为核心的第二次转换。为此，海派戏剧在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转型中所担任的角色，仍然至为关键。
    在现代化、都市化快速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海派戏剧的特征还呈现在许多具有现代都市特征的城市中，例如北京、广州、深圳、香港、重庆、武汉等地；如此一看，海派戏剧便不光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指代更广的定义。
    昆曲复苏中呈现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
    看着如今昆曲演出现场满堂青春的面容，不由得让人心里联想，这是不是就代表着下一波中国戏曲的颜值呢？中国戏曲难道永远是那样苍老、陈旧的，让人觉得有点儿久远的形象吗？中国戏曲是不是也可以和这些年轻观众一样洋溢出应有的青春活力呢？正如一个生命从诞生、成长、成熟到逐渐衰老，中华戏曲在这个循环之中又有年轻的生命诞生，不同的青春年轮附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成了不同时期的艺术影像。
    201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400年前，东西方各有一颗明星陨落，戏剧巨匠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继逝世。作为纪念，伟大的东方戏剧家汤显祖的作品得以在国内外集中上演，无形当中为广大青年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摩机会。前段时间，上海昆剧团在广州连续上演了完整的《临川四梦》。试问有多少人可以在他的学生时代、青年时期能密集地在四个晚上一口气领略到这位戏曲大师的四部巨作？这种特殊的营养足以作为其人文背景、艺术素养而享用终生。在现存可以完整演出的二百余个剧种中，昆曲是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当许许多多剧种还面对其衰弱、式微、暗淡的处境时，昆曲却忽然焕发出了无限活力，其扑面而来的不是陈旧、不是古老、不是废墟，而是青春感、新鲜感甚至是现代感。这些，都是人们前些年所难以想象的惊喜。
    我与上海昆剧团有过不少合作，实际上，我曾经陪伴、见证过上昆及昆曲人度过了那一段非常艰难困顿的时期——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多，而台下观众又是白发比黑发多。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上海昆剧团在上海某个拥有900座位的剧场演出，请柬发出了1500张，但现场拿请柬换戏票进入剧场的观众只有不到300人。这样的情况让人既心生悲凉又无言以对。可今天上昆的演出又是什么局面？《临川四梦》一票难求！
    值得深思的是，当年上昆少人问津的演出，还是由那一批老艺术家所担纲的时代，全部都是昆曲的精英人物：蔡正仁、计镇华、岳美缇、梁谷音、张静娴、刘异龙、张铭荣、张洵澎。在他们正是四十来岁的风华正茂时节，却面对着如此零落萧瑟的观众席，让人情何以堪？甚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上海昆剧团很少也很难再到大型剧场演出，只能在团内排练厅演出，那里观众席不过百个。来看演出的除了专业观众占据一定比例外，就还剩下些年长曲友。再看今天《临川四梦》的演出盛况，真的让人难以想象高雅、高深、高超的昆曲艺术曾经面临过萧索境况。昆曲仅用十余年的时间便已经翻身，生存环境、观众格局、社会认知完全转变了。在分析上海昆剧团这些现象时，让人们看到的是文化风尚在悄然改变。
    去年此时，张军的《春江花月夜》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三层观众厅座无虚席，而演出票早在一个月前已经销售一空。在京剧、粤剧、越剧、黄梅戏这些剧种在沪演出零售票房不景气的情况下，今年十一月该剧将继续在上海大剧院再演三场，张军对票房充满信心。同时，《临川四梦》 在完全没有昆曲观众基础的广州演出，居然可以这么火爆，而且年轻观众占绝大多数，恰恰也说明了今日昆曲演出市场之兴旺、昆曲观众之增多。
    文化青年都善于捕捉文化风尚，那么今天的文化风尚，实际上是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文化艺术的视野下，新一代的文化青年更加自觉地回望来路、追根溯源。已经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的根在哪？文化血脉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牵挂，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会让人关心自身的文化基因。这正是今天很多人得以从新的角度看待昆曲、重新审视传统的原因。作为当代青年、当代知识分子，更多是有意识地访寻自己身上的某种文化人格、文化传统、文化基因，在不经意当中寻找到自己的另一种身份。以上均得益于一种以往所没有形成的文化自觉。
    重返“手工”，激活唤醒传统文化的基因
    最近，上海昆剧团的沈昳丽正在构想创作一部新作品《红楼别梦》，试图把薛宝钗的命运单独提纯而成为一部大戏，着力描述年少的宝钗曾如何幻想自己的婚后生活，新婚之夜当新郎脑子里在想着别人时她又如何自处；讲述她如何坚持住这场荒芜的婚姻，送丈夫出家，若干年后又如何在野兔出没、杂草丛生的废弃大观园中与一个和尚不期相遇、却彼此没有说破的故事。沈昳丽想从另外一个视角重新塑造薛宝钗，并根据《红楼梦》里现存的线索，重新构想描绘呈现全新作品。
    沈昳丽想要思考讨论的是现代都市里的昆曲该如何呈现。当然，眼下可以利用的手段不胜枚举，无论是运用多媒体来辅助表演，或者是大制作的舞台背景，或者是演员数量的无节制的递增。然而，我认为昆曲创作理念应重返手工时代——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个剧场，宛若重返当年的厅堂，或者是厅堂式的剧场；希望舞台上的任何一件道具、一件服装、一朵花都是手工制作、独一无二；希望作品呈现的是最传统的曲牌、最经典的唱腔。
    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最值得珍惜的是手工的饺子，而不是机器做的饺子。过去的几百年间，机器做皮鞋，流水线生产汽车、生产手表，都是让人惊呼过的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现代化走到今天，手工产品复兴——全世界最贵的手表一定是瑞士的老师傅做出来的机械表；全世界最贵的机车，一定是美国的老牌汽车厂师傅用铁皮敲打出来的汽车；现在最贵的皮鞋一定是师傅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昆曲的价值也恰恰在于其无可取替的手工感。让昆曲重新回到厅堂，就是让其告别工业化时期的批量流水线而重新回到一针一线的手工时代，这样的昆曲才是人们今日心中所期待的样子。
    一百年前人们所看到的和一百年后的不一样。一百年前的传统，是理所当然地包围着人们的传统；一百年后的传统，是人们打开视野后，经过人类共有的文化洗礼后，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带着现代的视野，带着现代的价值评判，带着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去重新发现和选择，那些一直深深埋藏在人们心里，却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人们的传统——这一切只需激活和唤醒。
    非单纯怀旧，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知
    近年来的昆曲复兴让人感到乐观，这一波复兴所追求的不单单是怀旧和迷恋往昔，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需求、全新认知。
    一百年前的传统是理所当然的，但一百年后的今天，现代化却是理所当然的。对于现代人而言，躲进空调房间里是理所当然的，可学古人在树荫下搭棚乘凉却显得非常别致。虽然搭棚在今天显得非常“反常态”，但那却是一百年前的常态。在一百年前看到电灯、照相机、留声机，是“非常态”。可见，一百年前的“非常态”，换到今天乃是常态；可是一百年前的常态，换到今天便是“非常态”。过去文人所热衷的曲水流觞——流动的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喝，一起吟诗作对，甚是雅致。可是依照现代的逻辑，炎热的气温、共用杯子的卫生问题，都会使得过去常态的活动成为今日“非常态”的“表演秀”。
    就好比进入2000年以后，全国各地陆续都提出了各类保卫方言的口号。消失的方言让人担忧，因此不得不提出加以重视、加以捍卫。现在不少上海的孩子已经很少说上海话，不少广州父母并不担心孩子学不会普通话和英语，而是开始担心下一代能否掌握粤语，尤其是粤语的民谣、儿歌、俚语的传承。如果不着重灌输教育，会不会下一代的人格背景中就会缺失了方言作为母语血脉的基因？母语乡音的教育，这放在以前是多么天经地义的事情。正是由于对传统的疏离，使得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开始变得陌生。
    我从来就是中华戏曲的乐观主义者，乐观、自信来自于从不把现时文化转型期所遭受的挫折看得太重。或许，人们根本不知道唐诗衰落以后、宋词崛起之前，这中间经历过多少年文学史家也从来没描绘过的萧瑟和荒凉。之间的蛰伏肯定不会是一夜间的切换。当文人都以诗来鉴定文学成就时，词如何又取而替之成为新的准则？相信那些生活在转型期的文化人，也许曾经历着和目前一样的纠结、困惑和阵痛：唐诗的灿烂文明就此终结，宋代的诗歌已然不再独领风骚，那种转折期的阵痛经历了多长时间，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正如眼下人们所经历着的这种转换与迷惘。我的创作和讲学就是想以一己绵薄之力去推动这种转换，使其更快、更自觉地完成这种阵痛而迎来新生。
    （作者为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 罗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