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人称叙事与“闲文”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将其作为“乌合丛书”之一出版）初版后四个月，天津的《庸报副刊》曾有人发表意见认为鲁迅小说“就体制方面而言，每篇的结构有渐由迟缓而趋于严谨的倾向。《祝福》和《在酒楼上》两篇，在布局方面是很松散的，常有闲文和枝节穿插进去；到了《弟兄》和《离婚》等篇却不同了，布局变得非常紧凑，很少有闲文混入。”[2]如果理解不错，恐怕《祝福》和《在酒楼上》的“闲文”与“枝节”是在小说主要人物祥林嫂和吕纬甫之外用去大量笔墨叙写的对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对“我”的心理深度的描写。批评者肯定《弟兄》和《离婚》虽然侧重于其“布局”的紧凑，但如果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兴起的历程看来，恐怕与这两篇小说使用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关系密切。[3]与此同时，第一人称叙事中作者使用倒逼叙事的策略在当时也颇受欢迎[4]。批评者大致认同《孔乙己》中“鲁迅先生不是假定自己做了酒店里的伙计，不便把孔乙己的各方面形容得这样详细真切；扮作了最可以同他接近的人，才能够把它的内心尽量地表现出来。”[5]然而，同样以对自己的故乡眷恋不已的“我”之口吻叙述祥林嫂悲剧故事的《祝福》，其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却被视为“闲文”与“枝节”。人们不难发现第一人称叙事者关于自身经历的交代在两篇小说中所用笔墨并不相同。《孔乙己》中以已经长大了的“小伙计”，追忆二十年前发生在咸亨酒店里的往事。[6]他的叙述口吻是冷静的，少沾染个人强烈的感情色彩，更没有太多的心理深度。当然，这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相关，他是一个已经变得颇有些阅历的成年人了。《祝福》中第一人称叙事者则是一个知识分子，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作者及读者对其形象的期待视野。他象征了时代对启蒙/进步观念的想象。如果说《孔乙己》中的“小伙计”是作为主人公孔乙己命运的旁观者，他的眼睛所看到的关于孔乙己的一切乃是读者借此了解孔乙己命运的镜像，那么《祥林嫂》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却具有双重叙事功能：他既是读者得以窥见祥林嫂命运的具有镜像功能的中介；不过在他或多或少卷入祥林嫂世界中之时也成为整个故事中必不可少的风景。那些不断复现的摆荡在愧疚与释然之间的复杂情绪与面对祥林嫂时产生的种种对启蒙的重新思考，本身已经成为读者观看的另一个关于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故事。这与《在酒楼上》那个几乎与吕纬甫命运相同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叙事功能上十分相似。从考察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事问题的角度将《祝福》与《在酒楼上》并置在一起探讨是合适的。至于两篇小说中那些用重笔书写的第一人称“我”是否属于“闲文”和“枝节”，则需要试图通过对两篇文本的细读解决如下问题：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如何在鲁迅小说笔下碎裂成彼此颉亢的力量，这与小说传统中的那种嵌套型叙事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碎裂化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如何通过对另一个故事文本的讲述将自我重新修复、再次统一？借助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第一人称叙事者，鲁迅小说是如何将传统小说中“讲故事”为中心的叙事策略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为什么这种倚重第一人称叙事者身世之感的叙事没有导向郁达夫式的具有强烈抒情色调的小说写法，进而在平衡了叙事、抒情与借助小说投射现实问题这三者间的关系之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小说风格？
    二 “启蒙”的挫败
    《祝福》表面上看是一个层层嵌套的故事。作为背景的第一层故事是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的所见所闻——惯常的“祝福”以及今年特有的祥林嫂的死亡。借由祥林嫂的死亡引出小说第二层故事——祥林嫂一生的悲剧命运。关于祥林嫂的故事，小说又可以细分为“初到四老爷家”、“被抢回再嫁”、“再到四老爷家”、“柳妈劝捐门槛事件”、“成为乞丐并惨死”。祥林嫂的故事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整个故事都通过借由这句话引出：“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连成一片了。”从对小说结构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概括并无问题。然而，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小说中的复杂性格及其内心深处将诶有祥林嫂反观真实自我时产生的惶惑却为小说制造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逻辑矛盾：对祥林嫂故事的处处留心与不断产生要逃离祥林嫂世界冲动之间的龃龉。以我“决计要走”作为叙事起点，原因除却呆在鲁四老爷家的无聊，就是对祥林嫂追问灵魂有无问题无言以对。无论怎么回答总感觉到自己会因此“该负若干的责任”，直到得知祥林嫂的死讯。虽然也不免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心地已经渐渐轻松。”小说结尾写天气将近五更时分，“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无疑，这样的描写显然带有轻微的反讽笔致，是一种“伪抒情”。[7]关键是，读者可以推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对逃离被祥林嫂追问灵魂有无这样的问题是多么的迫切；在得知祥林嫂死讯之后，他的轻松和释然远远比负疚感更加强烈。
    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8]
    注意原文中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段落是通过“然而”一词连缀在一起的。强烈的逃离感和得知祥林嫂死亡后的如释重负却引出了小说中最重要的叙事段——对祥林嫂人生遭际的追忆。既然第一人称叙事者如此希望逃离祥林嫂的世界，不愿意去面对那个灵魂有无的艰深提问，更视祥林嫂为“厌见者”，那么，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又为何执意要将祥林嫂的遭际用自己的记忆拼贴成一个如此完整的故事？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对祥林嫂故事的讲述有意表现得并不认真，并且似乎有意淡化祥林嫂故事中的那些具体的时间。祥林嫂第一次被卫老婆子带到四叔家的时间是“有一年的冬初”；第二次再来，则是“有一年的秋季”。时间在叙事中总是模糊的。同时，“我”也有意淡化祥林嫂故事的结局，用对结局的模糊描写来暗示我对祥林嫂命运的漠然——“然而他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为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虽然“我”明确表示对祥林嫂故事的索然寡味和对进一步打探故事细节的不屑，但小说中对祥林嫂再嫁时的反抗、对阿毛被狼叼走的痛苦、柳妈劝她捐门槛的细节，以及多次对祥林嫂肖像的描写——“脸色青黄，但脸颊却还是红的。”“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与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刻意伪装的对祥林嫂故事的漠不关心构成了巨大的张力。第一人称叙事者想要不断导泻的那些“陌生的生活片段”却成为小说叙事的焦点，成为小说叙事的真正关切。小说在逻辑上的死结将第一人称叙事者从一开始就隐匿的矛盾情绪放大。在这个时刻，作为叙事中心的祥林嫂故事附庸于在结构上作为陪衬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乡村的一次失败了的“启蒙”经历的故事之上。
    鲁迅在谈及许钦文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乡》的时候曾言及作者虽“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用这句话来描述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很合适。《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回到自己的故乡，“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在酒楼上》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也是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而主人公吕纬甫也已经在太原做事，他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偶遇完全是因为他要“趁着年假的闲空”南来为自己的小兄弟迁葬。《孤独者》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也是在S城，迫于生计被“生活驱驰到异地去了”。这种无根漂泊的情绪在郁达夫这样作家的笔下往往成为个人畸零感的原因。不过，在乡土文学作家手中则化成一抹淡淡的哀愁隐匿在小说中，不与小说情节直接相关，而是经过转喻成为小说中的风景描写——比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中大量出现的对“雪”以及《孤独者》结尾处对春雨的描写。第一人称叙事者不断在无根地漂泊中与故乡再次发生关联，这是鲁迅小说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上次回到故乡大约在五年前，他对祥林嫂在五年中的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选择这个视角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视点与那些因为长期生活在村中将祥林嫂的不幸已然看作惯常“风景”的“局中人”相比更可以真实地呈现出祥林嫂的变化——“五年前的花白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第一人称叙事者对祥林嫂的命运始终关切，而不是五年后回乡这一次才了解的。根据小说，祥林嫂初到鲁镇大概“二十六七”岁，死亡是在“四十上下”；并且当第一人称叙事者回乡后祥林嫂曾经问过他“你回来了？”小说结尾祥林嫂因为头发花白、记忆力变坏甚至于常常忘记淘米由此引起东家的不满，这些故事的发生之时叙事者都在场。“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他们于是想打发她走了，教他回到卫老婆子那里去。但当我还在鲁镇的时候，不过单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换言之，作为小说叙事核心部分的祥林嫂故事，主要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亲历为主。祥林嫂初次来到鲁镇以及第二次来到鲁镇（包括向人们讲述关于阿毛的故事）都是第一人称叙事者亲眼所见；至于她被婆婆抢回去被逼再嫁以及柳妈劝他捐门槛那些细节，则溢出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范畴，多少有些全知全能的味道了。弥合这些矛盾的方法是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一切都是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所见所闻”。以“听说”来化解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带来的种种麻烦。[9]这种写法上的冒险，尤其是屡屡试图对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规则的破坏却一再暗示读者第一人称叙事者对祥林嫂遭际的强烈关切。将“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进一步“联成一片”的隐秘愿望大概从第一人称叙事者回鲁镇见到祥林嫂的时候就成为他摆脱不掉的梦魇。至此，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者自身的分裂状态已经昭然若揭。
    第一，祥林嫂的人生遭际始终缠绞在叙事者的成长史中。乡村世界经验的相对稳定使鲁镇几乎所有熟悉的人物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他却对祥林嫂的肖像不厌其烦地进行着描述——虽然祥林嫂的样貌变化不过也就是这一个“老”字。第一人称叙事者不仅这次注意到祥林嫂头发的完全花白和眼神的呆滞，他甚至对五年前祥林嫂的外貌也记忆犹新——“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和先前“悲哀的神色”。不清楚第一人称叙事者上次离开故乡的原因是否也与祥林嫂有关，至少这次回乡“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问题让第一人称叙事者感到如“芒刺在背”，这样的感觉“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这样的比较至少说明第一人称叙事者在五年中做过学生（不断出现的临时考说明他就学的一定是新式学校，不是传统教育体系中的私塾），而且很可能现在仍然还是一名学生。说“在学校里”而不是“在学校时”很可以理解为这并不是一个对过去时态的追忆。祥林嫂的形象成为这个受到过新式教育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成长中的暗影。小说暗示读者，这个暗影的确不是因为这次回乡才开始缠绞在他心中的。面对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问题，第一人称叙事者“总觉得不安”；关于她的死亡，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听到鲁四老爷“不早不迟，翩翩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之后隐隐感到诧异和“不安”；在确定祥林嫂的死亡以后虽然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哪怕是略带反讽笔调的文章结尾第一人称叙事者在睡意朦胧中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将“白天以致初夜的疑虑”因为祝福的“醉醺醺”的牲醴和香烟扫净，也没有人可以保证，祝福一过，祥林嫂的暗影不会再次向他袭来。毕竟，周围热闹的祝福都是“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而第一人称叙事者其实早已经不属于鲁镇。尽管他一再掩饰自己对鲁镇人们的不满，尽量保持着冷静与客观的态度，但还是不时透露出自己区隔于鲁镇人们的别样价值判断——“她未必知道他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也没有开口的必要了。”这里第一人称叙事者和小说家之间似乎难得的达成了一次不使用反讽的默契，第一人称叙事者在使用“咀嚼”、“鉴赏”这样的字眼时难免让我们看到了作家鲁迅的影子。这样的默契对小说本身是否构成伤害也还值得思考，但无论如何，叙事者不断表现出以曾经是局内人而现在是局外人的身份对祥林嫂的悲剧、对鲁镇人们和对自己的异类态度。
    第二，如果追问第一人称叙事者不同于其他生活在鲁镇的人们的异类态度是什么？恐怕是一种精神尚未真正逃离鲁镇的惶惑与因祥林嫂对灵魂有无的追问而产生的巨大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在祝福的“醉熏熏”的空气中得以暂时化解，但却并没有完全在他的生命中走脱。对比小说《故乡》，叙述者在严冬中回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他对故乡的一切记忆都是滤除了其所不愿记而保留了美好印象的，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异乡人。但《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不是，他在五年的时光中始终在精神上与自己的故乡缠绞在一起。他越想尽快逃离鲁镇，就越发发现自己还无法完全与这里的一切马上割断联系，尤其是在精神上。因此，《故乡》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带着所有远离故土的思乡者共同的心路历程：对故乡的憧憬——近观故乡的失望——对未来的期许——含着深深的希望离开了自己的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而《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却没有提供给自己这样的希望，他唯一能做的是如“天地众圣”一样“歆享了牲醴和香烟”，在一派“醉醺醺的空中蹒跚”短暂逃离负面情绪。小说结尾的这句描写多少隐喻了第一人称叙事者复杂的心绪（而不仅是简单的反讽）。逃离鲁镇，也是在精神上迷醉自我从而暂时放弃思考的行动。对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小说中的这种挫败感，安德生的理解是他无法运用自己讲述故事的能力为祥林嫂的故事赋予意义。“这种失败感使他有一种和那些制造了她的悲剧的上流社会同谋的负疚感。”[10]汪晖的理解则是叙事者的两难处境实际上来自祥林嫂的荒诞处境——一个无可选择的悲剧场景：为了在地狱中见到阿毛自己必须有灵魂与为了避免被锯成两半而必须无灵魂之间的绝望——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非此即彼的——要么反抗绝望的现实，如果不去反抗，则自身就难免沦入到旧秩序吃人的“共谋”中去。[11]对存在于第一人称叙事者身上的负疚感和他最终沦为旧秩序吃人“共谋”的论断，我大致赞同。但我并不希望我的思考停留在关于小说主题的道德层面。抛开第一人称叙事者对祥林嫂在道德上的同情，他的不安与背上如“芒刺”般尖利的痛楚恐怕更多来自与祥林嫂对话或与鲁镇文化对话时的无力。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回答祥林嫂灵魂有无问题时的踌躇多少透露出其中的隐秘。“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作为经历过外面世界“启蒙”的叙事者从“启蒙”中获益最大的竟然只是谙熟了人与人经验的不可通约。早在鲁迅用文言写作《怀旧》的时候，这个经验的“不可通约”就已经成为鲁迅着力表现的对象了。[12]启蒙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多远，启蒙的限度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在后文中我将会借助对《祝福》的分析进一步展开讨论。无论如何，我还是在第一人称叙事者看似为祥林嫂着想的思考与回答中读出了超越道德关怀的其它味道。在逻辑层面或具体的知识结构中，进步/落后、启蒙/蒙昧的概念铺排是不言自明的。但当这些外在于鲁镇文化（也就是乡土中国文化秩序）的异质试图楔入到既有文化格局中的时候，它们必然要面对力量同样强调的“无物之阵”。应该说，“无物之阵”既是鲁迅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提出的概念[13]，更可能有鲁迅少年时乡村生活经验中体验到的文化窒息感。这种感觉在其成长中不断被放大并转喻成其小说中人与人经验不可通约这样一个母题。使《祝福》中叙事者“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回答祥林嫂关于魂灵的提问时最终站在了她的立场而不是代表了“进步”或“启蒙”精神的“我”的立场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对启蒙或进步立场在潜意识中的不自信。祥林嫂一方的话语系统是鲁镇通用的文化秩序；“我”则既谙熟这套文化秩序同时又因为在外就学从更高的视点审视并背叛了这套文化秩序。但“我”深知在鲁镇的固有文化体系中，要想与祥林嫂顺畅地沟通并帮助她真正解决属于她自己的问题，“启蒙”或“进步”精神是无力的，它们根本无法楔入到祥林嫂的精神世界中去。正是在这个时刻，“新文化”或“启蒙”面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无力感便转化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内心强烈的挫败感——“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这是“愚昧”战胜“启蒙”的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经典场面。这种巨大的挫败感与《故乡》中那个对故园充满憧憬但最终因为现实而深感失望的“我”不同。《故乡》中的知识分子“我”始终站在自身固执的知识分子立场审视并思考周围的问题。由此他感到自己与闰土之间的隔膜但最终仍顽强地相信“希望”的力量。《祝福》中的主人公远没有这样乐观。实际上，在遭遇到祥林嫂的问题之前，叙事者早已经历过在他者的游戏规则中，自己的话语表达和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全然派不上用常的尴尬——“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是，谈话总是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小说《祝福》中，大凡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进行独立思考或独白故事时，逻辑线就比较清晰，依循的也往往是“我”虽然试图隐匿但已然因为个体知识结构的改变而必然变化了的更“进步”和富有“启蒙”色彩的批判话语——如果读者还记得之前谈及的叙事者面对人们“咀嚼”、“鉴赏”祥林嫂痛苦时流露出的些许不满。同样，当叙事者“我”在与鲁四老爷并不投机的谈话之后一个人被剩在他的书房，他在面对那堆“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在内心中产生了“无聊赖”的情绪。不过，一旦他与鲁四老爷直接对话时，对话逻辑的展开就完全是由鲁四老爷掌控。这与《孤独者》中魏连殳在面对土俗世界中众人的所有要求神色不动的回答“都可以的”颇为神似。《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都是与《祝福》中第一人称叙事者身份相同的人物。与《祝福》中叙事者面对固有文化秩序的惶恐和挫败感相比，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曾经用行动进行过“反抗”，但却仍然被固有秩序中的文化惯性拉扯回原来的位置。关于《祝福》中叙事者在鲁四老爷家的经历，周作人曾经从鲁四老爷书房的陈设中看出这有着鲁迅故家（即新台门周家）的影子——“壁上挂着朱拓的大‘寿’字，原是影射三台门公共的那块‘德寿堂’的大匾，但所说对联却是新台门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这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这原来是新台门特有的一副抱对，上联是‘品节详明德行坚定’。……这小说作于一九二四年，已在搬家五年后了，还剩有这个回忆。”（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彷徨衍义》）小说实际写作时间距离鲁迅从老家搬出是五年时间，而小说中虚构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也恰好是在离开故乡五年后重新在旧历年底暂时回到这里。哪怕这是一个巧合，也多少可以说明鲁迅对乡土世界那种固化秩序有着深透了解这一点吧。“反抗”作为形而上的观念成为“启蒙”必不可少的根基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乡土文化在面对一种新的秩序时展现出的巨大的同化力量使“反抗”最终退化为一种“姿态”，“启蒙”介入到实际生活时仍无法用新的秩序回绝旧的轮回，进而面临着荒诞的处境。
    三 “行动”的悲剧
    由此，我将得出关于《祝福》的第一个结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两难处境在根底上并不来自祥林嫂的荒诞处境，而是他既已自外于其中又偶尔接近的那个乡村土俗文化固有秩序与他已然接受的另一套新的秩序之间的矛盾。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发问是一个触发叙事者对自己独有的那套新的世界观进行审视的契机。第一人称叙事者对鲁镇的逃离表面上是因为鲁镇让他感到“无聊”以及对祥林嫂喋喋不休的追问感到厌烦，但实际上则是因为无法认同乡村固有秩序的旧观念却又根本无法以新观念进行“反抗”的挫败感。旧有文化秩序垄断了对话中的主导权，一旦试图“反抗”，新观念则被直接放逐，不再获得与旧有文化进行对话的平台（“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祝福》的荒诞和悲剧色彩就体现在祥林嫂及其生活在其中的鲁镇文化的无可救药。高远东曾经对“鲁镇文化”中“风俗、信仰、禁忌等内容都建立在‘巫鬼’”基础之上这一现象进行过深刻论述，并且指出“祥林嫂之死是一个文化的悲剧，是从风俗制度到思想信仰整体的悲剧。在鲁镇生活方式的困境中，隐含着现代知识分子对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态度和评价。其存在的不合理性在于，祥林嫂之‘被吃’恰恰是人们以最无可辩驳的理性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最合理的形式。”[14]这虽是从祥林嫂之死的角度对土俗世界固有文化秩序的一种考察，但却足以解释新观念楔入鲁镇如此艰难的根本原因——原有秩序不是乌合之众的迷信与吃人思想的简单拼贴，而是建立在几千年文化传统之上，经由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多次实践与调整形成的一套极为严密的系统。这套系统以足够强大和深入人心的观念体系作为运作的依据，并且深入人心的程度已经超越了用语言或制度宣扬自身的阶段，通过代代相传的生活实践，它已然内化为无需追问起源的固化命题。在面对固化秩序的不可改变时，《祝福》中的叙事者也因为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在性格上呈现出分裂特征，碎裂为两个互为镜像的“自我”。如果说《祝福》中多少包含一点复调的色彩，那么这种多声部也不是来自小说中不同人物间具有抗辩性的思想表达。事实上，鲁镇文化与无根漂泊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之间恰恰缺乏一种可以平等交换各自意见的空间。在祥林嫂故事展开中,伴随鲁镇在旧历年底节日到来而越演越烈的热闹场面——“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读者恐怕可以感受到一点《破恶声论》中所说凌乱中的寂寞：“寂寞为政，天地闭也”。[15]小说中声音最嘈杂和热闹的时候恰恰是鲁镇文化秩序显现其严肃与冷漠面孔的时刻；而真正具有抗辩性的思想交锋是在叙事者碎裂化的两个“自我”之间不断相互否定、抵牾的时刻完成。在这些时刻，第一人称叙事者一方面试图用理性判断来确证他作为知识人拥有的那些不同于鲁镇文化的特殊经验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却又常常忍不住将理性判断的结果放置在由感性经验和曾经作为鲁镇人所秉有的固有文化秩序这面镜子前端详，但镜像中呈现出的自我却又使第一人称叙事者常常感到陌生。这种陌生使他感到“不安”。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勿勿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活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移用这句说不清来作结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详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16]
    这段文本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点。第一，三个段落不是用统一的叙事语气讲述的，彼此差异甚大。从小说结构的完整性来看，实际上《祝福》的闲笔并不多。但在这三段中叙事节奏因为叙事口吻的不断调整的确变缓。语段中没有加注下划线部分所写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心理活动是以整个故事发展的线索为前景的。换句话说，这部分的心理描写直接关涉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语段中加注横线的部分，虽然也以第一人称叙事者心理活动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这部分内容却溢出了叙事的范畴，转换为杂文语气，表明第一人称叙事者自认为成熟的心理状态，而他这种以“说不清”来敷衍生活的态度显然并不来自鲁镇，恰恰是看上去暗藏着希望的外面世界。语段中加注波浪线的部分是戏拟的带有抒情散文色彩的笔法。“增价了否”[17]、“云散”、“是不可不吃的”，这种悠然的带有传统文人意趣的表述与第一人称叙事者在面对祥林嫂“三句问”时“即刻胆怯”地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一个愚人”的心理体验相呼应，为读者扩展了一层崭新的想象空间：第一人称叙事者所要逃回的那个外面世界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鲁镇的文化秩序使叙事者理解自己无聊和压抑的根源在于一切“都没有什么大改变”；而叙事者对城里生活的带有“抒情色彩”的追忆却暗示了那个新世界对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新”仅仅因为其与鲁镇在风景上的差异，而不是精神色调上的焕然一新。他追慕的不过是城里旧式文人的交游、宴饮这种文雅而体面的生活。第二，当第一人称叙事者越是试图用一套从外面世界获得的观念理性地判断问题时，他的自我就越是去道德化。当他试图用理性认真思考如何在灵魂上拯救祥林嫂的时候，外在世界的全新观念让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从祥林嫂一边不断退回为自我考量的狭隘范围，最终变成了对如何摆脱对祥林嫂的死亡付出责任的自我“保护”。但当他遵从生命中另一个“自我”——近乎直感的原始道德时，他却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是“愈加强烈”。虽然这两个“自我”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但它们却在解决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问题时给第一人称叙事者提供了相同的无力感——“不安”仅具有道义上同情他人的价值；理性判断后的“说不清”或对城市中的别样风景的追忆也使第一人称叙事者产生了更强烈的逃离感。第三，上引文段恐怕是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者和小说隐含作者在心理体验与价值判断方面距离最近的。文段中加注横线的部分对敷衍塞责的具有反讽色彩的描写很容易让人想到《野草》中的《立论》[18]。对“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19]、“这样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为有趣”[20]以及“牙痛了二千年”都“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21]的不满始终是鲁迅杂文中一个重要的批判视点。文段中加注波浪线的同样带有反讽语气的对知识分子风雅生活的描写多少也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在其他小说或杂文中对留学生的那些近乎挖苦似的的讽刺。比如《幸福的家庭》中主人公在构思小说时想到“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始终雪白；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麻雀窠，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但衣服却是中国装，……”[22]当然，类似的口吻也出现在鲁迅追忆日本留学生活的《藤野先生》中：“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23]对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犹疑与敏感，他自我解嘲说自己“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精神病”。“精神病”的说法很可能与鲁迅的人生经验有关。事实上，鲁迅的杂文的确曾被人指认为具有多疑、敏感的精神病特征。[24]在稍早创作的《端午节》（1922年）中，主人公方玄绰也曾经被“总长冤他有神经病”。[25]有意思的是，这个方玄绰与《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一样，都发现了“说不清”或“差不多”在面对棘手问题时的价值。不过，方玄绰看来已经比较彻底地接受了在城里作教授的“文明”生活方式，以致连索薪这样重要的事情似乎也引不起他太多的兴趣。相较而言，《祝福》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更像是方玄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状态里的投影。总之，《祝福》中相对整饬的叙述语言、很少旁移的叙事焦点以及大部分情况下隐含作者与第一人称叙事者刻意保持着的距离都都使上引三段文本成为例外。不妨再引述一段文字：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样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这是碎裂后的两个“自我”第二次相遇。两个“自我”都试图通过欺骗对方来阻遏叙事者摆荡不定的心绪。文段中加注横线部分和加注波浪线部分分别是两个“自我”相互抵牾的矛盾逻辑。当然，这种逻辑矛盾也许并不是小说家的一种刻意设计。文段中第一层逻辑线按照层层递进的方式展开，从第一人称叙事者最初的不安、隐隐感到祥林嫂的死亡（“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听到鲁四老爷关于“谬种”的言论时的诧异与更加地不安——在向冲茶短工打探祥林嫂消息后听到她果然死亡时的激动（“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文段第二层逻辑线通过转折进行关联——“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到这里为止，对第一人称叙事者情感流变的缝合都是合理的。问题出现在叙事者对第二层逻辑线的补充上。在他放逐了羁绊自己的道德感（“并不比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的‘穷死的’的宽慰）“心底已经渐渐轻松”的时刻，另一个“自我”却无法抑制对祥林嫂死因的追问。他的出现使那个已经获得宽慰和轻松的理性自我在镜像中看到了自己潜意识中犹疑不定的恐惧形象。这使文段的第三层逻辑展开变得可疑，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宽慰与轻松（包括在他眼中几乎可以忽略掉的些许负疚感）无法与“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之间构成合情合理的逻辑关联。与对前一组文段的分析类似，这个文段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分裂性同样表现在一个领受了理性规训与别样人生经验的自我与另一个不依照理性逻辑常常以潜意识感知自身真实情绪的自我之间彼此互为镜像并相互驳诘。面对鲁四老爷象征的鲁镇文化秩序，碎裂化的自我无论是表现出潜意识里的极度关切或是一种故作超然的态度，都无法从根底上彻底进入到这个秩序内部，更遑论对它进行变革或反抗。更值得玩味的问题是，如同两个碎裂化的自我第一次相遇时对矛盾的化解方式是“决计要走”一样，当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者这次面对鲁四老爷“俨然”的面色并再次使用鲁镇文化逻辑（而不是他在独处时的另外一个“新”世界的文化逻辑）对自己突然在饭局中提及祥林嫂可能会被鲁四老爷认为是“谬种”充满忧虑的时候，他化解这个矛盾的方式也仍旧是“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
    可以借由小说家对碎裂化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两个“自我”重新弥合的方式得出关于《祝福》这个文本的第二个结论——《祝福》在以祥林嫂故事隐喻儒道释吃人寓言之外，又借助第一人称叙事者自我的“对话”暗示了行动/ 反抗等抽象观念在面对一个巨大的文化黑洞时的无所适从。具有现代性精神的行动或反抗建立在自足的逻辑系统之内，维系它的理性精神无视传统文化内在秩序的巨大惯性。支持“反抗”的话语平台与反抗对象的错位使得反抗者始终被排斥在他所希望摧毁的“旧世界”之外。在这个意义上，我总是对“这部小说暗示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除了挺身反抗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否则就会成为旧秩序的共谋者”[26]这样的判断略表质疑。至少，这种表述放弃了对所谓“新思想”内在结构的追问——而在《祝福》中我们看到的“新思想”更多是一种有别于鲁镇世界的城市风光（一元一碗的鱼翅或是不同于私塾制度的经常要组织临时考试的新式学堂）。当然，这种表述也放逐了对“反抗”何以有效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视点去理解《祝福》，这篇小说的底色不是批判，而是深深隐匿着的挫败感——并且，这种挫败感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不是从理性上试图展开反思的姿态。这使得《祝福》多少沾染上了一种诗意或说是一种抒情化色调，虽然我仍然认为这在根底上还是一种伪抒情。这层淡淡的哀愁恐怕与小说家鲁迅彼时的心境或多或少有着关联。小说写作的时间在1924年2月7日，恰好是农历正月初三。写作《祝福》前一天，鲁迅日记中写到：“雨雪。休假。下午许钦文来。夜失眠，尽酒一瓶。”[27]很难推测这一夜失眠的作者思考了哪些问题，抑或是作者并没有进行严肃的理性思考而仅仅因为夜雪交加的年夜而多少有了一些旧时文人的怀乡之愁也说不定。不管怎样，《祝福》中那个离开故乡五年又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暂时回来寄居在鲁四老爷家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小说家笔下既成为了祥林嫂故事和鲁镇文化秘密的窥视者。同时更在对行动力量的深深犹疑与无助中成为了自己内心隐秘世界的窥视者。以此，小说从对儒道释文化的批判中超离出来，转而成为象征个体行动与反抗在具有巨大势能的土俗世界文化秩序中（这个土俗世界文化秩序实际上就是儒道释文化的合谋，但在时间的冲刷下，用这种文化“吃人”的人们显然已经忘记了它的起源）意义消解的悲剧。
    注释：
    [1]国家玮（1983— ），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偏重于鲁迅研究。
    [2]苏进：读鲁迅的《彷徨》。载《庸报副刊》（天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3]陈平原先生曾抽样分析过采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新小说”著、译作品，其中西方小说只有《灯台卒》；中国小说则是《老残游记》、《邻女语》、《上海游骖录》、《花开花落》；而五四作家则真正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到应该使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到“熟练运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阶段。参加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88页。
    [4]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曾专门提到过这个在当时颇为普遍的现象。这种倒逼叙事使“读者往往可以从今天的‘我’不动声色但又包含倾向性的叙述中，领悟过去的‘我’认识的局限。一个儿童眼中的孔乙己，显然不同于成人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眼中的孔乙己，作家宁愿叙述前一个孔乙己，而把后一个孔乙己留给读者去思考把握。不少作家喜欢以今天的‘我’来分析、批评过去的‘我’，直接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价值标准”。同上书，第93页。
    [5] 许钦文：《孔乙己》。载《青年界》（上海），第七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四月。
    [6] 关于《孔乙己》中叙事者的叙事口吻，严家炎认为，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者，也就是“曾经做过酒店伙计的这位叙事者，如今至少已有三十多岁，他已经见过一点世面，知道生活本身的艰辛，不再是一个只知道嘻嘻哈哈的人物。”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载《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72页。
    [7] 安德生认为“这些抒情段落不过是一种导泻的时刻，以此来排除那些失落的梦，那些固执地存留着的记忆，那些陌生的生活片段。读者对这种时刻的反应变得很复杂，因为这个时刻被叙述者的意识充分加以戏剧化，而作者与叙事者有保持一段很明显的讽刺的距离。”马斯休·安德生：《鲁迅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载乐黛云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页。
    [8]鲁迅：《祝福》，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5—23页。
    [9]这种记叙所见所闻的小说技法与晚晴“新小说”的尝试有一定关联。比如刘鹗的好友连梦青所做十二回《邻女语》借金不磨足迹一路北上，由镇江而扬州、靖江浦，打东大道经王家营入山东，再到剡城、沂洲、蒙阴、新泰、济南、天津，细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以耳闻邻女之喁喁细语结构全篇，如夜宿银河宫，闻空相、昙花二尼的谈话；剡城客店投诉，闻邻家婆子之死等等。但这样结构小说恐怕难成长篇，即或勉强凑成也难免线索单一了然无趣，造成整体的呆板，难怪小说仅写到第十二回即搁笔。不过这种以所见所闻串联小说结构的方式移用到短篇小说中却与其体式相得益彰。
    [10]马斯休·安德生：《鲁迅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载乐黛云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5页。
    [11]汪晖：《反抗绝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277页。
    [12]有学者曾专门指出小说《怀旧》“结束于‘我’与李媪所做的基于各自生活经验的梦：‘我’梦见了秃先生的训斥，而李媪则梦见了长毛，——梦的不同，亦显示了各自经验的不可通约。在此，《怀旧》的确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可交流的孤独境遇。”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13]鲁迅：《这样的战士》，原文发表于1925年12月21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八期，后收入《野草》。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220页。
    [14]高远东：《〈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载《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75—184页。
    [15]鲁迅：《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卷，第25页。
    [16]鲁迅：《祝福》，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8页。
    [17]这种语言表述显然脱胎于诗歌，比如王佐《天南星》即有：“君看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18]鲁迅《立论》，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卷，第212页。
    [19]鲁迅《十四年的“读经”》，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卷，第138页。
    [20]鲁迅《我的“籍”和“系”》，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卷，第89页。
    [21]鲁迅《忽然想到（一）》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卷，第14页。
    [22]鲁迅《幸福的家庭—拟许钦文》，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36页。
    [23]鲁迅《藤野先生》，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313页。
    [24]如何看待鲁迅的偏执性格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性格的养成虽与其个体成长经验密切相关，却成为对抗中国固有文化秩序的必要支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我更愿意将这种个性特点历史地看待，从而可以滤除一些无谓的争执，在一个越来越容易情绪化和缺失必要自省精神的文化场域中理性地看待鲁迅思想。“神经病”一词在1929年前后鲁迅与北新书局因为版税问题发生矛盾那次事件中也曾被林语堂用来描述鲁迅。1929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鲁迅日记》，1929年8月28日）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则有：“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25]鲁迅：《端午节》，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卷，第561页。
    [26]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载《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64页。此论为严家炎先生在分析《祝福》时引用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中的观点并进行提炼后形成的判断。
    [27]鲁迅：《日记·1924年2月6日》，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卷，第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