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6年夏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年仅22岁的崔道怡，兴冲冲走进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东头门前有棵大槐树的四合院，到影壁墙上挂着“人民文学”木牌的院子里报到，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当时他被分配看来自京、津、华北地区的小说稿。
    1957年5月，春光明媚，草木葳蕤，院子里弥漫着丁香花的芬芳。崔道怡把椅子搬到前廊，探宝似地审阅来稿。突然眼前一亮，他在一摞自然来稿中发现有篇《改选》的小说，文笔精粹，结构圆熟，写一个为群众排忧解难、处处操办贴心事的工会干部郝魁山，遭到常说空话、不做实事、唯上是从的工会主席的排挤，改选时竟把他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实际选举时，他却在热烈掌声中以高票当选，但结果他又被折腾致死。崔道怡看到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鲜活出世，心想这是整风运动中需要的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力作。通过复审、终审后，他便怀着兴奋心情通知小说作者李国文：“你寄来的《改选》，将于1957年7月份特大号上作为头条隆重发表。”
    世事难料。1957年6月、7月，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改选》被人指斥为“毒草”，作者李国文被划为“右派”，派到远方艰苦的铁路工地劳动改造二十一载。一部近八千字的短篇小说，竟让他招致了八千来天的苦役煎熬。一字一天，付出之代价，何其高昂！
    可是被推入深渊、受尽苦难的李国文，“右派”改正后对崔道怡的发现与提携，始终铭记在心，称道怡是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人”。他忍受《改选》带来的灾难，从不嗟怨。他不仅不抱怨，还对崔道怡表示由衷的感激。他在《作者与编辑的缘分》一文中说：“还真得感谢道怡君，他没有把无名之辈的我的一篇来稿，不屑一顾地撇在一边，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约我到编辑部谈谈……我不想用伯乐这样的字眼形容他，那实际等于变相地认为自己是千里马的吹嘘。我远非千里马，但也不是一匹驽马。这一点自信，确实来自崔道怡的第一声肯定。他这一声好，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复出后，李国文的作品荣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诸多奖项，成为获奖专业户的李国文认定：编辑是把作家从此岸送到彼岸的摆渡人，是让小说胎儿顺生到人间的助产士。几十年之后，他把崔道怡最初写给他、且保存完好的信函，复印一份，回赠写信者，作为彼此永志纪念、永恒友谊的物证。
    李国文说：“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正是由于编辑的劳动，才得以保证作家的劳动，不致付诸东流……一部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学评论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者的名字，独独没有编辑——为我们摆渡过河的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二
    整整20年之后，即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受当时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委托，在东城区海运仓总参第三招待所主持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会议。
    那是十年动乱后文坛精英们第一次大聚会。与会者都是文学界如雷贯耳的人物，有茅盾、周扬、夏衍、林默涵、刘白羽、曹禺、曹靖华、周立波、吴组缃、徐迟、曲波、韦君宜、雷加、草明、王愿坚、周而复、阮章竞、叶君健、唐弢、邹荻帆等百多位名家。当时王蒙、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等“右派”作家，尚未落实政策、得到改正，因而还没从新疆、山西、辽宁、通县农村回京，故未能与会。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晚报》副刊部任职。六十年代初《北京晚报》曾连载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专栏文章“燕山夜话”， 后晚报因此被勒令停刊。于是我带着户口被下放到京郊门头沟深山区干体力劳动：垒堰、种地、送粪、养猪、挖煤、烧石灰……1973年回城，分配到北京出版社文艺室做编辑。从1977年7月开始，我和文艺室的王世敏、章仲锷筹办一本大型文学杂志《十月》。我以《十月》筹备组成员的名义参会。
    在那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崔道怡。他高高的个儿，健拔的身躯，一头浓发、风度翩翩，声音好听，和蔼可亲，立即博得我的好感。崔道怡兴奋地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在北京地区来稿中，发现一个叫刘心武的中学教师寄来一篇小说《班主任》，揭露‘四人帮’在精神上对年轻学生的奴役和戕害。作者眼光敏锐，思想领先，写法别致，便拿去送审。我和主编光年同志力争让它发表于今年11月号。因刊物拖期，直到12月才出版。你回去看看，我预测这篇小说会引起很大反响。”
    我回单位后，到图书室借了《人民文学》11月份那一期，仔细阅读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我感到在揭批“四人帮”高潮中，这篇小说描写了谢惠敏、宋宝琦两个中学生在“文革”中受到了疯狂思潮的恶劣影响，故班主任张俊石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文章合为时而著。因它切合时宜，故作品显得重要。但又觉得它文学性稍差，语言直白，概念大于形象，随着时间推移，会显露它在艺术上的不足。
    那时刘心武已从十三中调到北京出版社文艺室，成为我的同事。我看到他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班主任》反应强烈。我和心武外出开会、组稿，见他获得许多名家如赵丹、黄宗英、宗璞等人的赞赏。接着我又在1978年出版的《十月》创刊号上编发了他的《爱情的位置》，同样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
    公正地说，刘心武的《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功不可没。它的出现，是万丈坚冰解冻的征兆，是伤痕文学最早的代表，更是预报新时期文学春天即将到来的信号。
    一花引来万花开。1978年起，各地佳作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冒出来：上海有卢新华的《伤痕》、北京有宗璞的《弦上的梦》、西安有陈忠实的《信任》、广州有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山西有郑义的《枫》、南京有张弦的《记忆》、河北有贾大山的《取经》、苏州有陆文夫的《献身》、西宁有余易木的《春雪》、天津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长沙有韩少功的《月兰》、保定有铁凝的《哦，香雪》、军旅文学则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
    新时期文学井喷阶段，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崔道怡从自发来稿中敏锐地发现并勇敢地编辑了刘心武写的《班主任》这篇转折时期的发轫之作，因而他的特殊贡献，理应在当代文学史里记上一笔。
    三
    《人民文学》杂志，是文坛“国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崔道怡在四十多年编辑生涯中，曾和《人民文学》历任主编严文井、秦兆阳、张天翼、袁水拍、张光年、李季、王蒙、刘白羽合作，并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了老、中、青作家的多篇名作，称他为小说编辑家，当之无愧。笔者有机会常和他一起开会，或编书，或评奖，或讲学，或外出采风，无论为人为文，向他学到许多东西。
    1996年4月30日，我和他同游井冈山，入住井冈山市杜鹃宾馆。那天傍晚下了一场春雨。雨后街道湿润，空气清新，我约了同室的旅伴到外面散步。
    我们第一次来到井冈山，想不到这儿森林蓊郁，绿荫遍地，城市建筑全都掩映于翠绿之中。井冈山深居万山丛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花瓣是环绕四周的群山，花蕊正是我们溜达的茨坪。散步在茨坪街道，时有两旁水杉的翠叶上滴下残留的雨珠，掉在脸上，洗去了我们旅途的疲惫。幽静、洁净的环境，打开了我俩的心扉。我问道怡：“你几十年来一直看小说稿，有什么经验？”道怡说：“我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多年来阅读和编稿的体会，总结出五个字，即人、情、事、理、味，用以检验小说的质量。人，就是人物；情，就是感情；事，就是故事、情节；理就是内涵、意蕴、哲理或思想；味，就是味道，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浓缩着密集的美感信息。”我说：“这‘五字诀’真精彩。尤其是这‘味’字，就好比有人把粮食酿成了酒，更把酒酿出了浓香。”
    这时，我俩已走近中心大道，看见远处绿荫里闪出一团红云。好奇地走近，才知道市里正在举办杜鹃花节。一里多长的街道中央，摆满了多姿多彩、形态各异的杜鹃花。数十万盆花簇聚在一起，仿佛有人从天上扯下一大片晚霞，铺展在长街上。道怡说：“文坛就应像这花坛一样，花团锦簇，自由绽放，各呈异彩。”
    一株株高耸挺立的水杉，像一面面绿帆，张挂在花街两侧，为它镶上翠边。我们呼吸着馨香的空气，议论着文坛。我说：“现在的热点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当然重要，其实短篇最难写，现在好的短篇小说太少。”道怡说：“现在的短篇大都质量差，且越写越长。鲁迅的《孔乙己》只有2800字，用了4个细节：一开始写孔乙己穿着长衫站在鲁镇酒店曲尺形柜台外喝酒；第二个细节是他说茴香豆草头下面的‘回’字有四种写法；第三个细节是他给每个孩子分一颗茴香豆，孩子们不走，他连忙用手罩住碟子，说：‘多乎哉，不多也。’最后写他穿件破棉袄，盘着的两脚下面垫个蒲包，一副落魄相。这样一写，活灵活现，千古不朽。”我说：“孔乙己这个名字和他说的‘窃书不能算偷’已成了全民口头上的语言，北京开了咸亨酒店，绍兴甚至成立了孔乙己饮料公司，可见这个短篇影响之深广。”道怡说：“要是现在有的作家写这个题材，为了稿费，可能会把2800字拉长成28万，其中还少不了爱情和武打。比如孔乙己在何家抄书，就添个丫鬟，让他和丫鬟产生缠绵、曲折的爱情。孔乙己偷丁举人家的书，被人发现，展开一场激烈的武打，结果被打折了腿……如此掺水地写，有什么味道呢？短篇就是要短，要精炼。”
    那晚是阴历十三，月儿分外明亮。街旁水杉林外清澈的挹翠湖里，倒映着圆月、花影、树影。那真是一个花好月圆之夜。道怡看着花坛说：“编辑无非是园丁，不过是剪枝修理、锄‘草’浇‘花’而已。”
    夜深了，离开了花街，我们被芳香裹挟着，踱回宾馆。进门之前，道怡突然站住，对我说：“我总猜想鲁迅先生早年在绍兴街道上确曾看见过一个穿长衫的人站着喝酒、并给孩子们分茴香豆的情景，多年后触发他写出《孔乙己》这个名篇。”
    四
    当晚我和道怡洗漱完毕，各自上床就寝。不一会儿，他便响起了呼噜声。我却情绪亢奋，头脑清醒，一时无法入睡。
    那晚月光很好，穿越透明、轻柔的窗纱从屋外照进来，照在我床头，照在我伸出的胳臂上。我想起认识道怡已近二十年。拥有这个文友，是我的幸运。共同编审“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过程中，编委们坐在大巴车上高谈阔论，他却独自手持书稿躲在后面角落里，如老僧入定般埋头审读，故能写出精准的审读意见，深受大家敬重。我们平时相处中，我虽比他大一岁，却愿心悦诚服地甘当他的配角，追随在他身后：每当开会，我坚请他坐上位，我坐下位；给鲁迅文学院或年轻作家讲课，我让他主讲，我作补充。每次他讲小说创作，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说：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是小说第一要素。我拿起一篇来稿，一看语言不行，立即终止阅读。你看汪曾祺的语言，干净如水，朴素自然，且富质感。他在《羊舍一夕》里是这样描写火车灯光的：“车窗蜜黄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你总觉得灯光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这个“刮”字用得有力，写急驶中的火车灯光，犹如激光器一般，能把树叶“刮”下来。这就是文学语言的独创性。他说：小说必须有独特的细节。细节是作品的血肉，是小说这条项链上闪光的珠宝。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他小时候手握冰块，觉得“烫手”。多年后，这一细节感受，孕育成为《百年孤独》。他说：一切艺术，以情为重。文学实质上是情学。作家就是情种，比一般人更多情善感。曹雪芹笔下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核心，就是一个情字。小说所以吸引人，是作者用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感染读者，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欢笑、仇恨、哀伤、流泪、痛苦。他说：人物是小说的主体。塑造人物，是作家最基本的功夫。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创造了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等典型人物……
    这样东想西想，时间已进入后半夜。井冈山之夜静悄悄。只偶尔听到旷野里传来一声遥远的狗吠。月儿已从窗外密密林梢上转移到西边去了。屋外已不如先前明亮。旅伴正在酣睡。我心里着急，再不睡着，明天赶路就没有精力了。便偷偷起床，摸摸索索吞了两片安眠药躺下，才昏昏入睡。
    五
    在人群麋集的地方，比方在中国作协每年举办的春节联谊会上，或在剧院前厅里持票等待入场的众多观众中，或于蟹岛度假村评审书稿之余散步在茂密绿林里，寻找崔道怡极容易，因为他身高、发白，再加上一袭红衣上装，目标显著，鹤立鸡群，一下子就会吸住我的目光。
    崔道怡是许多文学写作者、爱好者的偶像。我的文友刘学颜是哈尔滨阿城区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他拜读了崔道怡的《水流云在》，对他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尤其关于小说需要含蓄、艺术需要装糊涂的话，使他茅塞顿开。道怡在该书中说：“真正纯粹的思想家，不一定能成为作家。他们过于聪明，把一切都看清看透看穷尽，也便开拓不出想象的空间，伸展不开幻想的翅膀了。对于艺术创造说来，聪明虽难，糊涂更难。作家的聪明，往往在于‘难得糊涂’。作家糊涂之难，还在于他得会‘装糊涂’——不把自己的感受直截了当和盘托出，而要‘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让读者自己去琢磨、思索、深究。”由于对道怡学养之仰慕与崇敬，刘学颜多次委托我邀请他到阿城一游。
    2013年12月，我终于邀请到崔道怡去哈尔滨近郊阿城一游。刘学颜兴奋之至，亲自开车到火车站迎接。到了宾馆，设宴招待，合影留念，带领我们参观金上京博物馆，又去野外欣赏当地著名的摩崖石刻。
    那金代亚沟摩崖石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我们乘车离开阿城，向东南方向驰行数十里。展望窗外，厚厚的雪原延伸到视线的尽头。车行不久，抵达张广才岭石人山地区。我和道怡看到在一大块裸露的灰褐色花岗岩上刻着一男一女两帧画像。右侧是男像，武士装束，头戴盔，脚穿靴，圆领窄袖，肩挂披风，身材魁梧，姿态威武。左侧是女像，盘膝端坐，两手合袖，头上戴有饰着飘带的女帽。仪态安详，一副贵妇模样。道怡看了石雕说：“这两幅石像，当属金代早期石刻艺术的佳品。”
    回阿城后拜谒金上京遗址。我和道怡没有看到金代古建筑的任何遗存，仅仅在原址上竖立一块石碑。我在三九天凛冽冷风里，掏出笔记本详细记下碑文，抬头往远处一看，老崔身穿红棉衣漫步在北方十二月白雪皑皑的原野上。白雪红衣，兀自组成一道鲜亮的风景。这黑土地上燃起的红色火焰，顿使冬之旅途增添了温暖和愉悦。当时我心有所动，想到老崔故名“道怡”。
    那次在哈尔滨，刘学颜还带我们到太阳岛上看了五彩缤纷、美轮美奂的大规模冰雕，参观了富丽堂皇、庄重肃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在教堂前广场上，巧遇一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小说的中年作者。他见到了崔老师惊喜万分，盛情带我们到中央大街上最著名的华梅西餐厅用餐。老崔在哈尔滨更有意外收获，就是他在阿城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他大哥的儿女——他的侄儿、侄女。他们在当地宾馆相见，拥抱叙谈，亲情融融，一派天伦之乐。
    六
    中国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地处西湖最佳名胜区灵隐寺东侧百亩龙井茶园内。2017年8月28日至9月6日，我和崔道怡有幸在那儿度假十天。抵达那日傍晚，我和道怡站在小院内观赏周围景色。创作之家接待我们的老叶走过来，向我俩介绍说：“这幢房子是1988年同济大学建筑系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设计的。有关方面规定，这棵大樟树决不能移动，土地面积小，便只能盖座黑瓦白墙的两层小楼。”老崔和我均觉这儿小巧玲珑、精致舒适，很好。老叶说：“巴金先生八十高龄后四次来此小住。现在崔老、张老你们住的806号、807号，就是当年巴老和他的女儿李小林分别住过的房间。这儿林子密，空气新鲜，巴老喜静，又爱吃清淡的杭帮菜，很中意这个地方。”
    老叶离开后，我和老崔看见巴老住过的房间窗外大樟树旁一块立石上，用红字刻着一段话：“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这里过的愉快的两个星期。谢谢你们。巴金一九九○年十月十四日。”
    我看了这段话，想起《十月》杂志创刊三周年之际巴老发表的《致<十月>》的文章。巴老说：“《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
    老崔说：“巴金是大作家，又是大编辑家，这是巴老的切身体验。”
    我说：“‘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这话说得多好、多贴切、多形象。没有编辑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文学史上许多实例，证明了这句话。1928年，要不是叶圣陶老从来稿中发现了巴金的《灭亡》，并把它连载于《小说月报》上，那时还只有24岁、且身在巴黎的作者，怎能如此年轻就走上文学道路？1934年，巴金在北平三座门编文学期刊，他在积稿的抽屉里翻到了曹禺的《雷雨》，捧读之后受了感动，立即把它刊登在当年《文学季刊》一卷三期上。曹禺先生从此走上了剧作家之路，且在《日出》《原野》《北京人》之后成为戏剧大师。曹禺终身铭记巴老对他的发现和提携。1934年末，鲁迅先生接到萧红、萧军慕名交给他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阅读之后，立即推荐、作序，并把它们编入《奴隶丛书》于1935年出版。二萧的文名，从此耀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坛。鲁迅先生1936年去世之后，萧红撰写了一组回忆鲁迅的长文，作为永不凋谢的花圈敬献于鲁迅先生灵前。而萧军听说鲁迅先生病逝，伤心之至，忙去奔丧，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扶灵抬棺，报答师恩。一部现当代文学史，作家和编辑之间如此感人肺腑的故事，屡见不鲜。”
    夕阳坠落，从北高峰西侧，越过西湖龙井茶一级保护基地，斜照过来。我和老崔走到院中一株枫树下张望，见面前植有一片茂密的竹林，间有几株叶子既阔又长的芭蕉在夏末、初秋的微风里摇曳。我和道怡走上草坪，发现翠竹掩映下立着一块扁圆形灰褐色巨石，上面镌刻着千多位历年来此度假、写作的作家们的亲笔签名。面对参差错落、字迹各异的签名，晚霞中我们发现石上刻着名字的老作家如巴金、夏衍、张光年、朱子奇、草明、冯牧、黄裳、李准、罗洛、汤用宽、徐迟、杨子敏、邹荻帆、柯岩、赵长天、陆星儿、章仲锷、张贤亮等人已先后离世。岁月流逝，苍天不挽，人杰隐没，令我俩感慨万端。接着我们讨论起目前刚过五十岁那一代优秀作家的名字。崔道怡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南有毕飞宇，北有迟子建。”
    我同意老崔的评价。毕飞宇的《青衣》《玉米》《推拿》篇篇是精品杰作。他是江苏兴化冒出来的奇才。而生于黑龙江漠河县北极村的迟子建，富有灵性，天分很高，是光耀于北国天空的文学明星。她说：“故乡和大自然是我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生活。”她写故乡的天地、清风、明月、冰雪以及生活在北方边境上的众多人物。她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个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口吻，讲述这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美好的爱情。她哀叹美之伤逝，使小说具备了史诗的品格。我记起了在陈思和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艺海双桨》中，登有迟子建写崔道怡的文章。子建在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时，崔道怡当她的辅导老师。她在文中说：“崔老师高高的个子，戴一副宽边近视眼镜。他既谦逊又认真，对我们交上去的每篇稿件都仔细阅读并提出审读意见。我比较喜欢的《原始风景》本是一篇作业。当时崔老师在家中读完这篇稿子，立即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很欣赏这部作品，争取上《人民文学》。有一年新年，崔老师请我们几位学员到他家做客。我们在黄昏时分围着木炭火锅吃涮羊肉，然后欣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记得一曲《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崔道怡不由自主地和着音乐节奏打起了拍子。那一瞬间他显得如此年轻、如此忘情……”
    附近名寺里的晚钟，它那清越、悠扬的梵音，随风飘送。我和老崔站在暮色渐浓的翠竹丛中，谈起迟子建对他的感念和赞颂。道怡竟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还说凡是要采访他、写他的人，一概婉拒，内心从不看重。
    哦，道怡有“道”：功成不居，大美不言，大音希声。
    七
    崔道怡原是辽宁铁岭人，很早就来北京上学。北大毕业后，经吴组缃推荐，一直在《人民文学》工作。一生坚守一个刊物，先后送走了八位主编。他17岁就开始写作，发表过儿童文学作品《队员的道路》、短篇小说《关于一个鸡蛋的“讲用”》、中篇小说《未明秋雨》以及得奖散文《我右手的无名指》。出版过《创作技巧谈》《小说创作入门》《水流云在》《方苹果》等专著，为数十本小说集作序。主编过《中国新文学大系》《新中国五十年短篇小说精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荣获过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道怡是位极有鉴赏力、极敏锐、经验极丰富的编辑大家。1962年，他在自发来稿中见到当时下放在张家口、住在羊圈里干活、一直无人理睬的汪曾祺写的小说《羊舍一夕》，如同泥沙中拣到了金块，欣赏备至，便把它刊发在《人民文学》上。连汪曾祺这样的当代大家都赞赏崔道怡，说：“我的作品能够得到老崔的欣赏，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从心里往外舒坦。”
    我和老崔相识深交整整四十载。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犹如飞翔在云端、振动双翼、伸直两足、姿态优雅地向前挺进的领头鹤，用它的慧眼锐利地寻找、发现大地上的一切佳品。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赵瑜、徐剑、凸凹们称他是“国编”，认为他是首席小说编辑家——我们这个职业行当中至高无上的称谓。
    2017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