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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果说20世纪是语言和语言论文论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新媒介和媒介文艺学的世纪。作为“后语言论”的文论形态，媒介文艺学构成了对语言论文论的扬弃和改造。语言论文论以“语言论转向”为发生背景，媒介文艺学是“媒介论转向”的产物。文学形式不仅仅表现为语言结构，更是媒介系统结构。文学世界并不只表现为文学语言建构的本真世界，更是文学媒介建构的虚拟世界。文学语言实践现实地发生在媒介参与建构的文本语境、场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中。文学活动无法离开媒介将传统四要素谋和一处、联合成体的存在境遇。以媒介文艺学改造语言论文论符合新媒介时代文化、文学现实和文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媒介文艺学； 语言论文论； 媒介系统； 媒介化活动 作者简介：单小曦，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西方文论主流基本没有溢出语言论文论的疆域。所谓的“内转”“外突”说的不过是专注语言内部结构，还是关注以话语实践、言语行为联接和表征历史、现实、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问题。此过程中，语言符号或语言实践的重要地位从未动摇。有价值的当代西方文论或者直接属于语言论文论，或者与语言论文论形成交叉关系。然而，时至今日，语言独步江湖的时代已成过去。如果说20世纪是语言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新媒介的世纪；如果说语言论文论在20世纪独领风骚，那么媒介文艺学将在21世纪大放异彩。媒介文艺学在语言论文论之后切入中西文论学术史，并吸收了语言论文论的重要成果，同时把关注重心从文艺的语言符号转移、扩展、深化到整体性媒介系统与媒介化活动，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文艺基本问题研究、文艺现象批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媒介文艺学视为一种“后语言论”的文艺理论。这里的“后”有时间和理论内涵上的双重含义。在时间上，它在语言论文论之后出现；在理论内涵上，它是对语言论文论的扬弃和改造。正是通过对语言论文论的改造，媒介文艺学显示着它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史价值。 一 从“语言论转向”到“媒介论转向” 如果语言论文论兴起的哲学文化背景是“语言论转向”，媒介文艺学发生的哲学文化背景就是“媒介论转向”。在现实发展中，“媒介论转向”是对“语言论转向”的覆盖。 20世纪西方学界哲学文化上的“语言论转向”之所以发生，归根结蒂源于近代意识论哲学文化的危机。如果说意义（meaning）问题是人类哲学文化围绕的中心，那么，古代本体论哲学企图以破解世界“本体”方式抓取意义。近代意识论哲学则专注于分析主体把握意义的能力，最终在“可知”与“不可知”的争论中走向了衰落。站在现代存在论的立场上看，意义并不孤立静止地存在于主、客任何一方，也并不是一个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人在世界中存在”境遇中的不断生成和开显。意识论哲学文化的危机根源还在于没有解决好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缺陷。本来任何主客、思维与实体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关联性的媒介要素，而意识论哲学文化忽视、轻视或盲视了它的存在和建构作用，结果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唯我论”不能自拔。语言论转向的出发点就是要克服二元论和“唯我论”，希望通过强调、挖掘语言这一媒介的建构功能达成这一目标，尽管在某些流派具体研究中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在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哲学和以阐释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哲学各派中都有复杂表现，具体观点也不尽相同。不过，在语言地位的重新评估和人、语言、世界关系的重新设置上，却表现出了共同旨趣。这也是对文论中的语言论转向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方面。在传统本体论哲学和意识论哲学框架下，语言不过是外在于意义的存在物，是沟通人和世界的工具。不管这个世界是自然的客观世界，还是作为意识造物的精神世界（包括主观精神的和客观精神的），其本身都是个先于语言或与语言无涉的世界。此时，关于人、语言、世界关系的解释模式可以写作“人/语言/世界”，其中“/”表示的是分割和对立关系。早在18世纪20、30年代，洪堡特的“总体语言研究”就向传统工具主义语言观发起了挑战。洪堡特认为，“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人“对事物的全部主观知觉都必然在语言的构造和运用上得到体现”（洪堡特 72）。后世的伽达默尔对洪堡特的思想做了进一步阐释：“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乃是：人拥有世界。对于人来说，世界就是存在于那里的世界[……]但世界的这种存在却是通过语言被把握的”（加达默尔 566）。而更为旗帜鲜明地打出“世界即语言世界”观点的是前期维特根斯坦：“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它显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语言（我自己独自理解的语言）的边界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边界”（Wittgenstein 87）。毋庸再做列举，语言论哲学的如下基本观点已经霍显：语言不仅仅是沟通人与世界的工具，在人通过语言把握世界的时候，已经把语言变成了获得意义的“本体”；个体的人是被抛入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环境，无法逃离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文化的规定；人面对的世界，必然是语言建构的世界，世界就在语言之中。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不存在着外在于语言的客观世界，而是说讨论那个不与人发生关系的外在世界存在与否没有必要，因为它属于无意义的世界。凡有意义的世界必然是与人发生关系的世界。而一旦这个世界与人发生了关系，就必然语言化了。因此，“在本质上，世界就是语言的”（Gristina 3）。如此一来，人是语言包裹的人，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人与世界在语言中相遇，即“语言成为了‘我’与世界相遇的处所”（Gadamer 434）。海德格尔将之解释为“语言即存在之家”，人通过语言就可能成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存在者。可见，在语言学视野中，人、语言、世界关系的解释模式就可以写作“人—语言—世界”，其中“—”表示的是趋向圆融一体的关系。 无疑，这种思想的革命性是巨大的，通过语言的建构性，传统主客二元分离关系得到了克服，一种人与世界在语言中统一的图景被勾画出来了。但此处的问题是，人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过程仅仅依靠语言能否完成？世界的意义性是否只表现为语言性？人与世界相遇的处所是否只表现为语言这一单一媒介？或者语言是否就是“人存在之家”的全部？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语言论的“人—语言—世界”解释模式需要再次转换为媒介论的“人—媒介—世界”的解释模式，才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更合理、更确切的说明。 处于人与世界之间的确切性关联要素不应被表述为语言，而是媒介。在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看来，语言只体现了媒介的符号学进路，“要使媒介理论更加精细，就必须追问支撑各种符号类型的原材料（如制陶的黏土、雕塑用的石头、舞蹈的人体、音乐的人体发生装置）和技术”（瑞安 20）。事实上，原材料还应包括气流、石头、甲骨、纸张、胶片、屏幕、光盘、计算机硬件等各种载体媒介。而技术“对应着铭刻言语符号的各种方式（手稿书写、印刷、数字编码），乃至编码和传输口头语言的各种方式（电台和电话）[……]技术进路不仅完善了符号学范畴，而且超越了这些范畴将媒介重组成不同家族”（瑞安 21）。我们要强调的是，把人和世界之间的“居间项”只看成语言，是狭隘的。首先，载体媒介和形状、色彩、线条等符号媒介可以不借助语言发挥媒介性功能。现代传播学研究表明，动物往往通过气味、发光、声波、声音、身体等载体媒介进行信息传播，语言形成之前的早期人类也是如此。就是对于人类而言，载体媒介早于语言而诞生，并在语言诞生之前发挥着传达意义的功能。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无字书（信）”或空白邮件现象，符号学家将之视为“零符号”的传播现象。相对于这种符号泛化的解释，我们倾向于将之看成载体媒介独立进行信息传播的典型形式。就是说，载媒是可以不借助符号传达信息和意义的，这类似于语言发明之前的情况。至于那种把通过体态、表情、动作传递信息的活动也看成语言（内语言）活动的说法，更是牵强的。相对而言，将之解释为载体与非语言符号的复合性媒介活动，应更合理一些。当然，上述两种情况的关键之点在于它们都是非语言的媒介化活动。其次，语言的现实存在和传播功能的发挥不能脱离载体媒介。载媒可以脱离符号而存在并发挥信息传播功能，但世界上并不存在没有载体媒介承托的抽象语言；世界上也不存在不受载体和技术制约的语言功能。无论是口语符号，文字符号，还是计算机语言符号，都是如此。再次，在一个具体的语言交流活动过程中，载体媒介和技术不仅为语言符号提供现实存在的物质基础，其本身对信息也发挥独立的建构功能。卢曼（N.luhmann）把这种功能称之为“松散耦合”。在卢曼看来，语言符号的意义直接受制于作为语言形式的“坚固耦合”，但形式的各种构造能力需要在载体媒介提供的各种连接选择即“松散耦合”中具体实现。克莱默尔（Sybille Kr?mer）则更进一步认为，载体媒介“给意义的‘剩余物’（Ueberschuss）奠定了基础，也给意指的‘剩余价值’奠定了基础，但这个剩余的东西完全没有被符号使用者所意向，也完全不受符号使用者控制。借助于传媒的这种物质力量，符号要比符号使用者所意味的东西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克莱默尔编 69）。克莱默尔把载体媒介比作语言符号滑行的“轨迹”，“轨迹不向我们说什么，但它向我们显示什么”（70），更重要的是这些显示是附带的和无意识形成的。而语言的这种轨迹“在语言学家那里几乎是被掩盖的”（72）。 媒介论把人与世界的“居间项”具体表述为口语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电子—数字媒介等。上述每个术语中都包含着载体、符号、技术三个媒介层次，或者每个都是三种次级媒介类型的复合体。此三者在口语媒介中表现为声波载体、口语符号、发音技术；书写媒介中表现为书写载媒（石头、纸张等）、文字和图画符号、书写技术；印刷媒介中表现为印刷载媒（纸张等）、文字和图画符号、印刷技术；电子—数字媒介中表现为模拟或数字载媒（胶片、光盘、屏幕等）、文字和图像和声音符号、模拟技术或数字技术。上述四种媒介形态也是人类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主导媒介。语言在每个时期每个主导媒介形态中都以符号媒介这一次级媒介角色存在着。语言的符号媒介功能在不同时期不同主导媒介形态中的表现并不一致。在口语主导时期，口语功能为主导，身体、表情的媒介功能为辅助；书写媒介主导时期，口语功能被抑制，书面文字功能被推向了高峰；在印刷媒介主导时期，文字功能开始下降；到了电子—数字媒介主导时期，文字功能遭遇了巨大挑战，地位滑向低谷。一方面是图像符号、声音符号的崛起，并对语言符号形成了挤压；另一方面是电子、数字技术对语言独立自足性的破坏。书写时代书写技术（书法）决定文字的独立个性；印刷时代的标准印刷使书写文字独立个性被抹平；海德格尔晚年已经看到刚刚出现的“语言机器”（sprachmaschine）对文字价值的贬损：“机械式写作在书面文字的领域剥夺了手的尊严，将文字的价值贬低为不过是一种交流工具而已”（海姆 64）；数字技术把文字处理为0和1的计算关系，固态的文字被变成了随时变化的液态化存在物，语言独立功能已降至新低点。与此相对的却是载媒和技术的建构性日益凸显。麦克卢汉甚至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电力指向了一条意识自我延伸之路，它无需任何语言。这种集体意识阶段很可能是人类前语言时期的状态[……]无语言状态可能会提供出一种集体融洽和秩序的永恒”（McLuhan 86-87）。 媒介论认为，我们处身其中的世界就是上述比语言范围更广、力量更强大的媒介给予的。正如塞尔所言：“通过媒介（在不同关系中），感觉的、认知的、工具性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操作空间才被给予，从而形成了每一种生活范围的文化真实性”（克莱默尔编 218）。这样，语言论中那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图景再次出现了，不过这次“语言化的世界”被“媒介化的世界”所取代，“所有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所能说的、能认识的和知道的东西，都是借助于传媒说出的、认识和知道的”（克莱默尔编 64）。为我的世界划定边界的也从“语言知识”转换为了“媒介知识”：“把维特根斯坦的话略微变换一下，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知识（以媒介获取的知识——笔者注）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林文刚 28）。 如此说来，在深层的理论精神方面，媒介论与语言论大体相通。即它也是企图通过对居于人与世界之间的媒介建构功能突破传统主客二元对立关系，建构不同于意识论框架的人与世界新图景。如果我们把现代媒介论纳入西方人文学术发展进程，并沿着语言论转向的思路加以观照，的确存在着“媒介论转向”问题。当然，从媒介论视角看，语言本身就是媒介之一，那么语言论转向就是媒介论转向的重要表现。麦克·塞德博思（Mike Sandbothe）就认为，正是尼采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建立了重视语言媒介实践操作意义的哲学准则，他们的语言哲学实质即“实用媒介哲学（pragmatic media philosophy）”（“Pragmatic Media Philosophy and the Internet”）。倘若如此，就可以把介论转向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在广义上可理解为它与语言论转向同时发生并覆盖了语言论转向。狭义上可理解为它是数字新媒介兴起后出现的哲学文化新走向。后者更强调作为当代主导媒介形态——数字媒介发挥的文化制约力量，在数字媒介内部则是载体、图像符号、技术力量的凸显和语言符号地位的下降。克莱默尔总结说：“就像‘语言转向’通过对语言的转向取代了对意识现象的偏爱那样，目前人们又感觉到，语言自身的主题看来也向传媒中心转移了”（克莱默尔编 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