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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罗兰·巴特的学术研究一生凡数变，一个重要建树就是生产性文学批评的铸成，这是随着巴特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绵延了将近20年的一条伏脉。它旨在认定批评写作是以某种方式打碎世界又重组世界，从而生产出新的意义来；同时肯定批评实践将人们从阅读引向写作，使读者不再成为消费者，而是成为文本的生产者，从而凝炼出以生产价值为本的文学批评模式。巴特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形成有着清晰的脉络：先是从推崇“零度写作”到宣布“作者死了”，昭示了“疏远作者，亲近读者”的意向；再将读者的阅读引向批评家的写作，确立了文学批评的主导地位；后又明确批评的要义在于建构，楬橥了文学批评的生产性；最后在后结构主义批评的范本《S/Z》中对于以生产价值为本的文学批评模式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示。巴特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一是有着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二是与萨特结有不解之缘，三是显示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转折。 关键词：生产性 文学批评 解构性生成 后现代转折 罗兰·巴特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艺术生产’的文学批评研究”(17ZDA271)；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文学院 罗兰·巴特的传记作者乔纳森·卡勒指称，人们大概会把巴特誉为“学科的创立者”、“方法的倡导者”，其学术研究先后涉及“一种关于文学的科学，一种符号学，一种关于当代神话的科学，一种叙事学，一种关于文学的含义的历史，一种关于各个门类的科学，一种关于本文的乐趣的类型学”，然而任何一种学科或方法一旦被创立和倡导，巴特便旋即转向其他方面。这种永在标新立异而不甘停息的运动状态造就了巴特的百变形象，也使之因在学术上缺乏一贯性而饱受诟病。[1]但是巴特的学术并不是碎片化、无序化的，而是陈仓暗渡、有迹可寻的，不管巴特怎样花样翻新，百变中总有不变者在，片断中总有秩序在，这一点可以在其后期对于“分散的整体”、“片断的系统化”[2]一再表示兴趣中见出端倪。一个重要建树就是生产性文学批评的铸成，这是随着巴特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绵延了将近20年的一条伏脉。它旨在认定批评写作是以某种方式打碎世界又重组世界，从而生产出新的意义来；同时肯定批评实践将人们从阅读引向写作，使读者不再成为消费者，而是成为文本的生产者，从而楬橥了以生产价值为本的文学批评模式。 罗兰·巴特的学术研究一生凡数变，他在《自述》（1975）中划分为四个阶段：一、社会神话阶段；二、符号学阶段；三、文本性阶段；四、道德观阶段。[3]巴特的生产性文学批评形成于第三个阶段，而其发端则是在第一、二个阶段就已显山露水了。 一、“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1953）是罗兰·巴特的第一本著作，当时他对于文学批评的生产性的认识尚不明确，但从后来该理论的形成往前寻绎，最早可以追溯到其关于“零度写作”的研究，因此可以说，该书构成了巴特生产性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在该书中，巴特的文学批评最初选择从语言结构出发，其中有一个特殊原因，此时他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的濡染。据巴特自己及好友回忆，巴特是在1949年至1951年间读到索绪尔的，[4]而这恰恰是巴特酝酿《写作的零度》之时。在该书中也随处可见对于索绪尔语言学基本概念的具体运用，如语言/言语、横组合/纵聚合、历时性/共时性等，尽管他此际用得还不自如不圆熟。 《写作的零度》标志着巴特结构主义的起步，即便从巴特言必称“语言结构”的热乎劲儿也可以见出端倪。该书开宗明义：“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习惯”，“语言结构含括着全部文学创作”。[5]巴特喻称语言结构就像天空、大地和天地交接线，它构成了人类栖居的生态环境。不过，语言结构更像地平线，既是一方栖息地又是一条界限，再熟悉不过但又可望而不可即。 依据对于语言结构的本原性，巴特对写作进行了分类，运用排除法对那些在他看来不足以成为真正写作的类型进行了剔除。巴特将写作分为政治写作、小说写作、诗的写作等，他以“言语的自由”为最高标准，先是将政治写作和小说写作剔除出去；再将诗的写作分为古典诗和现代诗，从而将古典诗排除在外，又将现代诗中属于“艺匠式写作”的部分撇开；最后明确其意旨，将“零度写作”奉为理想的写作方式。 巴特将“零度写作”称为白色写作，指出这是在某些语言学家构建的诸如单数与多数、过去时与现在时等二项对立之间的一个第三项，一个中项或零度，是在小说写作的虚拟式与政治写作的命令式之间存在的非语式(amodale)写作和直陈式写作。它类似那种纯客观的新闻式写作，不用祈愿式或命令式的言语，对于充斥着各种呼吁和裁决的环境身处其中但并不介入。它是一种“不在”(absence)、一种超脱，因此它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纯洁的写作。在他看来，这种“零度写作”在加缪的《局外人》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使之形成了一种“不在”的风格：“在其中一种语言的社会性或神话性被消除了，而代之以形式的一种中性的和惰性的状态。因此思想仍保持着它的全部职责，而并不使形式附带地介入一种不属于它的历史。”[6]以往的匠艺式写作，像福楼拜、马拉美、普鲁斯特等人的写作，都以各自的方式谋求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语言的运用都以表达某种社会问题为前提，导致了形式的不透明性，相比之下，零度写作实际上重新找到了古典艺术的首要条件：即工具性。但是这一工具不再像古典艺术那样只是成为被利用的手段，而是作家面对新的情境以沉默来表达的存在方式。它放弃了对于典雅风格或华丽风格的依赖，因为这二者往往陷于时间的纠缠而将历史的情境重新引入了写作。 然而巴特又将写作向古典艺术的工具性的回返称为“悲剧性的逆转”[7]，因为如果写作当真是中性的，达到了数学方程式的纯粹形式，那么文学就被征服了，人的问题也就被解决了，作家也就不失为真诚了。然而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这种白色写作更不稳定的了，一旦作家沿袭古典艺术的工具性套路，那么他就会在对前人的模仿中又落入某种历史情境的窠臼。但是，文学的写作始终是热切向往着语言的至善境界的，语言的新颖性、完美性对于写作来说是一个永远的梦，在语言创新的理想境界中，充满生机的写作永在召唤着全新的文学。由此可见，文学理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8] 综上所述，巴特关于“零度写作”的整个推论过程中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失了作者。依巴特之见，在文学中更为重要的是语言结构，它是作者的栖身之所，也是作者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和惯习，此其一；其二，在文学的两大要素中，语言结构像是一种自然属性，内在于文学之中，而风格则出自作者的性情，几乎外在于文学；其三，巴特重视的写作是处于语言结构与风格之外的“第三空间”，它与社会性有关，又与形式性、工具性有关，但却与作者无关；其四，写作的自由只是一种语言的自由、形式的自由，而不是作者的自由，作者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非历史性的文学形式库存中进行选择的自由，作者有可能在写作中进行创造，但他总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之下重新沦为“‘形式的神话’之囚徒”[9]。唯其如此，巴特才将“零度写作”视为一种纯客观、无关心的写作，一种中性的、惰性的写作。用巴特的话来说，在其中作者“不在”，作者只是一个“局外人”。总之，巴特“零度写作”的提出，已经对作者进行了搁置和消解。 这里有一现象值得注意，结构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拒斥作者的，个中缘由说来也简单，因为结构主义旨在通过语言/言语、横组合/纵聚合、历时性/共时性等“二项对立”构建一个纵横交错的语言结构，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但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这一语言结构必须具有弃绝一切外部联系的独立自足性或自律排他性。而在传统文学观念中，维系语言结构与外部世界的交集点就在于作者，因此巴特将作者视为妨碍这一意图实现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写作的零度》中对作者进行搁置和消解，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这一负面立场恰恰构成了巴特的批评理论曲折迂回的绵延过程的一个起点，为其日后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生成奠定了一个解构性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在《写作的零度》甚至更早的文章中，巴特对于不介入写作、不及物写作的倾重，已经触碰到了他多年后风生水起、横绝一时的理论主张，由此看来，“也许，他天生就是一个解构分子。”直到后来在德里达、克利斯蒂娃等人的熏陶之下，巴特的生产性文学批评从解构性生成走向后现代转折，根本的动因仍然可以追溯到这一解构背景，就此而言，“解构对他就不是一种哲学、 一种知识、一种学说，它就是他的气质、他的本能、他的自我。”[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