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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巴特生产性文学批评形成的历史语境 巴特以生产价值为本的文学批评模式有着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巴特早期曾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在萨特的引荐下，他阅读了马克思的部分著作，直到晚年还时常翻阅这些著作。马克思著作的批判锋芒和变革取向不能使他无动于衷，但他从中获得的却是一种非政治性的形式主义乐趣。他的好友曾这样评价：“他始终遵守当前的所有主义：需要的时候，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随后是符号学家，再随后是结构主义者。他在这些系统内部烹制他的菜肴。”[35]因此在巴特的著作中不乏以马克思的方式思考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思想之处，但他往往将其纳入他所专注的语言结构、文本符号而进行重新编码，“生产价值”当是一例。在马克思学说的传人中对于巴特的批评理论影响较大的是布莱希特，巴特曾将布莱希特与萨特一道视为使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巴特借用其“间离效应”理论来阐释“疏远作者，亲近读者”的主张，以此支撑“作者死了”的论断。巴特还吸收了布莱希特区分两类戏剧观众的做法，将可读性文本的读者与可写性文本的读者区分开来，得出了文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不再成为消费者，而是成为文本的生产者”的洞见。巴特生产性文学批评也受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学者马歇雷的启发，尽管巴特本人对此讳莫如深。有论者根据大量研究指出，罗兰·巴特所谓“作者死了”的宣告继承了马歇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但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立场，而马歇雷《文学生产理论》一书则是对于罗兰·巴特的《S/Z》最有影响的先声之一。[36] 其次，巴特与萨特结有不解之缘。巴特的《写作的零度》是紧贴着萨特《什么是文学？》(1947)的思路而表示异议的，甚至讨论的问题都是相互对应的，尽管当时作为藉藉无名的晚学，巴特并未对萨特这位已名重一时的大家直接发难，但是在义理上却大异其趣了。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写于二战刚刚结束之时，虽然该书在论述问题和使用概念时都作了普遍化、一般化的处理，但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和抨击仍是锋芒毕露的，萨特“介入文学”的概念就是在这一背景上提出的。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它恰恰推助了激进思潮的泛滥，而当时左翼思想界、文学界不同派别之间出现的争论也造成了思想和理论上的种种混乱。这一局面迫使巴特另辟蹊径，寻找适合自己的思想和理论的栖息地。就巴特的生性气质而言，他不会像萨特那样热衷于出场、战斗、揭露、改造之类介入方式，而是守持零度、中性、沉默、缺席的内敛路线；不是像萨特那样鼓吹道义担当、社会责任，力图干预现实、改造社会，而是在语言结构、写作惯例、文学形式、审美规律中谋出路、求变革。两人都主张为自由而写作，但萨特所说的“自由”是指通过写作来介入现实、改造社会而实现的自由，投入战斗、争取解放而获得的自由，这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即自我选择的自由和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任的自由。而在巴特这里，所谓“自由”就只是一种言语的自由，形式的自由，如果要说选择的话，那就只是一种言语的选择、形式的选择，与萨特所谋求的社会、现实、政治、伦理的自由完全是两码事儿。 时过15年后，共同的命运又将巴特与萨特两人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巴特的《作者的死亡》一文发表于1968年，这正是“五月风暴”爆发之年，这一时间上的耦合对于巴特批评理论的后现代转折恰恰构成了一个绝妙的隐喻。“五月风暴”这一发生在巴黎并蔓延整个欧洲的社会风潮改变了西方现代思想的原有状况和发展路向，为各种思想派别的除旧布新、改弦更张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此际这两位曾经的同道和对手又在同一个历史现场不期而遇：一是作为“青年导师”的萨特，一是作为“结构主义大师”的巴特，二者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于这一剑指现存体制的社会运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萨特是重操旧业以“介入文学”的姿态对于文学外部的资本主义秩序和官僚制度发起攻击，而巴特则是通过宣告“作者之死”对于文学内部的语言结构、文本构成的结构主义程式进行解构。可见巴特与萨特虽然在研究取向和学术观点上相互龃龉，但在对于那些老旧僵固的体制性、制度性和规范性的东西发起冲击和实行消解这一点上，二人恰恰是桴鼓相应、殊途同归。 再次，巴特曾自称“结构主义者”，当人们也这样看他的时候，他却像变色龙一样改变了色彩，变成一个“后结构主义者”了。巴特转向后结构主义的先兆在于其本属结构主义的著作中出现了种种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而以《S/Z》到达极致。巴特自陈在他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与《S/Z》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作为巴特结构主义的代表作，《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6)旨在构建叙事作品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之间的结构关系，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的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模式。然而到了《S/Z》(1970)，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该书作为文学批评的范本不是谋求普遍性、同一性，而是倾重特殊性、差异性了；在具体研究中不再崇奉结构主义的科学判断，而是提倡基于类型学的价值估量了；在批评文本的编排上也不再讲求系统性、有序性，而是偏好片断性、无顺序，认为只需将文本看成一部百科全书或一付扑克牌就可以了。巴特称之为“反结构主义的批评”。[37]在回顾这一尤显突兀的逆转时，巴特承认，这种变化来自德里达、克利斯蒂娃、索莱尔等得解构风气之先者的教益和开导，尽管其中不乏年轻的晚辈后学。巴特甚至确认其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生成也得益于解构风气的洗礼，据记载，1973年7月初，克利斯蒂娃在万森大学进行她的国家博士论文答辩。巴尔特作为答辩委员会的专家发言，他说话的口气几乎倒像是答辩人的学生：“你多次帮助我转变，尤其是帮助我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转变到一种生产的符号学。”[38]总之，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构成了巴特生产性文学批评的重要语境，决定了巴特标举的生产价值这一评估标准的后现代倾向。 产品的符号学/生产的符号学，这是巴特用符号学的概念对文学批评所作的界说，所谓“产品的符号学”，是指以作者及其创作的作品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其中作者创作或生产产品是文学批评关注的重点；所谓“生产的符号学”，则是指以读者、批评家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其中读者和批评家对于意义的生产成为文学批评聚光的焦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产品的符号学到生产的符号学，勾勒出巴特个人文学批评逆转的路径。就此而言，学界有各种界定，他本人也有各种说法，如后结构主义、反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要完全厘清这几个概念是困难的，因为它们之间的边界本来就不很清晰；但如果将它们归为一体，那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们的内涵又各有千秋，因此根本无法将巴特划归其中某一概念而完全排除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干系。看来合理的做法是将“生产的符号学”视为一种后现代状态，在去系统、非中心、不确定、无顺序的后现代语境中收获文学批评的生产性。罗兰·巴特曾说过：“对于片断的喜爱由来已久，……我总是按照一种短的写作方式来写的，即以片断、小幅图画、冠以标题的段落，或以条目来写的——在我的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我甚至只写短文，而没有写成本的书。这种对于短的形式的喜爱，现在正在系统化。”[39]正是这种片断的、零散的、随机的、即兴的批评，恰恰能够爆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和学术灵感，显示出强大的生产性；而在巴特那里这些短小、片断的写作方式的“系统化”趋势，恰恰使得生产性文学批评这一伏脉在经历了将近20年曲折迂回的绵延过程之后终于得以彰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