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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者的死亡” 巴特的《作者的死亡》(1968)这篇随感式的短文推出了巴特关于文学批评的一系列异见，在巴特看来，古代并没有“作者”的概念，“作者”只是一个近现代人物，当此际整个西方社会连带英国经验主义、法国理性主义以及人们对于宗教改革的信仰脱离中世纪时，发现了个人的魅力。而在文学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和结果的实证主义也有助于“作者”博得高度的关注，这就使得人们总是将作品的形成归诸“作者”的个人、历史、爱好和激情方面，对于作品的解释总是从“作者”一端寻找根据，譬如说波德莱尔的作品是其个人的失败记录，凡高的作品是其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其堕落的记录，似乎作品都成了作者个人秘闻的实录。如今尽管“作者”的王国仍然强大，但一些先锋派作家的创作实践已经动摇了这一王国。另外，语言学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凡此种种，都使得“疏远作者”成为大势所趋，它不只是一种历史事实或一种写作行为，它还彻底地改变了现代文本。人们认识到，任何文本都不是从一个先验的意思抽绎出来的，而是“由一个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299)其次，作家往往只是进行模仿而非原创，他所能做的就是混合各种写作，他要表达的东西就像包罗万象的字典，其中所有的字都只能借助于其他字来解释，如此下去，永无止境。再次，一旦疏远作者，以往文学批评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了，它往往以在文本中发现作者方面的主观或客观动因如社会，历史，心理，自由等为己任，一旦有所发现，批评家就算大功告成了。时至今日，这种陈旧的批评王国也被动摇了。 巴特进一步指出，今后最好把文学称为“写作”，这样更能彰显文学的完整性，因为一个文本是由多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来自不同的文化源头，它们相互对话、模仿、争执，最终汇聚到一点，但这一点不是以往人们所关注的作者，而是读者。在巴特看来，读者具有三个特点：其一，写作源自不同文化，读者则是写作的所有引证部分的最终归结之点和落脚之处；其二，一个文本的整体性不存在于它的起因之中，而存在于它的目的之中，如果说起因在作者一侧的话，那么目的则在读者一侧；其三，这种目的性是非个体性的，读者是一个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概念，他仅仅代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个群体身份，只是将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巴特指出，虽然读者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以往古典主义的批评从未过问过读者，在这种批评眼中，文学中没有别人，只有作者。现在人们不再受这种颠倒的欺骗了，“我们已经知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16] 巴特此论的来历也可作为佐证。他对于“作者死了”的宣告显然是尼采“上帝死了”的翻版，同样旨在对于某种统驭一切的本体和本源的颠覆，二者的套路也如出一辙，如果说尼采在埋葬了老上帝之后随即又创造了一个新上帝——超人的话，那么巴特在驱逐了作者这一老的文学主宰之后立马又迎来了一个新主宰——读者。但巴特所说的读者更是指批评家，因为批评家首先是读者，但他却能打破一般读者述而不作的沉默状态，通过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就是批评文本的产生。巴特引用当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说明古希腊悲剧的构成存在着模棱两可性，其文本的意义往往具有双重性，每个人物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理解，但却有人能对于这种模棱两可性作出恰到好处的解读，这个人就是读者或听众。[17]这里所说的读者或听众就是指批评家，——当然是巴特赞赏的批评家。而揭晓这一点正是巴特稍早出版的《批评与真理》(1966)一书的主旨。 综上所述，从“写作的零度”到“不及物写作”、再到“作者的死亡”，巴特历数了作者在写作中所处的消极地位：对于语言结构来说，作者只是一种“不在”，一个“局外人”，在语言结构中，作者既丧失了个人结构、又丧失了职业结构，从而作者的神圣性和个人魅力也都值得怀疑了。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否定，对于历来被赋予统驭创作的本体性和本源性力量的解构，从而使得疏离作者而亲近读者，疏离创作而亲近批评成为必然。用巴特的话来说：一旦如此，“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18]这就扭转了长期以来人们在文学中只见作者不见读者的偏颇，从而肯定读者在文本意义的实现中所起的作用，进而将一般阅读引向批评写作，达成对于文本意义的充分彰显。由此可见，巴特一直在对于他所称的“古典主义批评”进行证伪，借助证伪过程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来重建一种新型模式的文学批评的可能性。应该说，任何证伪过程都是一种解构性生成的机制，它是一种纠谬机制、一种校正机制，通过倒逼和反推的力量实现知识增长和意义增殖，从而具有强大的生产性，文学批评也不例外。到了这个份儿上，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诞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