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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及物写作” 关于作者在写作中的缺席问题，巴特后来在《作家与写家》(1960)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巴特将从事写作的人分成两种：“作家”与“写家”(écrivants)，认为他们是历史的产物，以法国大革命为界，前此只有“作家”，而此后出现了“写家”。巴特对两者的言语活动进行比较，指出“作家”的言语活动是被结构化的，它要服从语言的使用规则、体裁规则和构成规则；而“写家”则是一些将作家的语言占为己有而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人，对他来说，语言规则仍然存在，但其功能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服务于其他意图的工具。因此可以说：“作家在完成一种功能，写家在完成一种活动”[11]。 总之，作家与写家的取径正好相反，如果说写家的写作是“及物写作”的话，那么作家的写作则是“不及物写作”。正如巴特所说：“对于作家而言，写作是一个不及物动词”。[12]就作家的“不及物写作”的内涵而言，不难看出它与巴特数年前提出的“零度写作”、“白色写作”、“中性写作”等概念之间的渊源关系，这完全是一种结构主义的概念。 进而言之，在“不及物写作”中，作者也失去了自己。巴特认为，言语既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种载体，它是一种结构。但是，“从定义上讲，作者是唯一在言语的结构中失去自己结构和世界结构的人。”[13]原因在于，文学言语是一种被精心加工的材料，它有点像超言语，还原世界的真实性对它来说从来就是一种借口。文学言语从来就不能阐释世界，即便当它似乎在阐释世界的时候，也只是在传达一种含混性。因为它的阐释被局限在一部精雕细刻的作品之中，所以它只是做到对于世界真实的一种含混的表达，它只是有距离地与世界真实联系在一起。总之，文学一直就是非现实的。然而，这种非现实的特点恰恰使之能够对世界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譬如巴尔扎克，他的写作从来不直接提出问题，但他最终做到的恰恰是对世界提出质问。因此文学言语不是理论学说，也不是法律证词，如果文学像理论学说和法律证词那样直接提出问题的话，那就失去了自身。巴特指出，文学言语作为一种结构，“一旦它不再严格地是及物的，它便使真实和虚假中性化。但是，言语活动所明显地赢得的，是动摇世界的能力”。[14]正是由于文学言语的这一特殊的结构性功能，使得作者失去了自己的个人结构，犹如世界结构在其中同样遭到缺失一样。在此巴特触及了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即在文学写作中，无论是作者的个人结构，还是世界的客观结构，都必须服从于语言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个人结构在语言结构中的缺失恰恰是保证文学写作遵循艺术规律的一个前提。如果作者的个人结构过于强势，以至完全控制语言结构的话，那倒是恰恰做了一件违反艺术规律的事儿。因此越是有才能的作者，便越是能够自觉地放弃这种控制权以顺应语言结构的要求。所以巴特说：“文学并非一种恩惠，它是引导人只在言语中自我完善(也就是说，以某种本质化的方式)的一套设想与决定：想成为作家的人，才是作家。”[15]这就是说，在文学写作中，作者的个人结构和职业结构在语言结构中的缺失，正是作者趋于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 从“零度写作”到“不及物写作”，巴特对于作者的搁置和消解既是一以贯之的，但又是不无差异的：前者更多讨论在写作中语言结构对于作者的限定；后者更多阐述在写作中艺术规律对于作者的要求。不过巴特的学术研究像变色龙似的一直在变，当他在此后的“文本性”阶段宣告“作者的死亡”时则又是一大变，而前面从“零度写作”到“不及物写作”对于作者的解构恰恰构成了一种必要的前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