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知己于千秋，传佳作于后世
    张博
    写传记的最佳状态，就是作者与传主如伯牙子期，相知相惜。传主固一世之英雄，万众之偶像；作者也须是不世出的人才，方能配得上传主。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无疑就是一部高水流水般的佳作。
    除了梁启超，别人怕写不出这么好的王安石传。一来梁启超有丰厚的旧学底子，他深受清代考据学的熏陶，史籍史料信手拈来，开篇借《四库全书》编纂者之口，直陈《宋史》“最称芜秽”，进而高呼荆公“受诬千载”。二来梁启超有过人的新学眼界，他虽好古而不泥古，乐于接受世界各国的新鲜事物，将青苗法类比为银行，将保甲法类比为警察，认为“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他之前的人自然没有这般见识，就是同时代的人也难出此言。唯因梁启超之眼界学识高出众人太多，故能掀起王安石研究的高潮。三来梁启超与王安石有相似的志趣。二人都有“矫世变俗”的理想，不过梁启超没有王安石幸运，虽壮心不已，可惜命如飘萍。相比之下，王安石虽然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但也遭遇了变法被推翻的结局，二人的豪情与寂寥，在文字中碰撞出惺惺相惜的火花。四来梁启超有气势如虹的文笔，梁先生自号饮冰室主人，可见内心之焦灼。内热如此，下笔自然火辣。他的文章总是一针见血，掷地有声。欲变千夫所指为“千古完人”，没有梁启超，谁堪此任？
    如王安石这般令人着迷的人物，古今少见。他年轻时，欧阳修感叹道：“后来谁与子争先”；他壮年时，司马光评价其：“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他暮年时，苏轼略有落寞的说：“从公已觉十年迟”。在灿若群星的宋代士林里，王安石也是最耀眼的一颗巨星。才华出众也就罢了，品德还尤为高尚。陆九渊说：“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乃至于梁启超称之为“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是王安石实在是太独特了，他太想为内外交困的国家打开局面，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发起了太多颇有争议的改革。改革中有挫折、有误解、有阻挠，但是他就是矢志不渝。在乐于“清静无为”的士大夫中间，他显得鹤立鸡群，成了别人眼里的怪胎，甚至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王莽、曹操，简直大逆不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中的是非曲直，怎不令人着迷？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王安石早已料到自己要独守千秋的寂寞，又不愿与世人争辩，幸而有梁启超于八百年后举如椽之笔，为之正名，为之辩诬。如此奇人奇事奇书奇遇，爱书者宁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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