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陇锋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东干人，是清代后期迁移到中亚的中国甘肃、陕西回族的后裔。1942年，苏联以“东干”一词为这个族群命名。一百多年来，东干人还保持着陕甘回民的语言文化及生活习俗。
    一位具有东干血统的华裔少女雅诗儿，怀揣爷爷的老相册，口唱《我的中国心》，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一路东行、一路高歌、一路漫游，到达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西安寻根问祖，感受故国的旧梦新景。在这里，她坠入爱河，爱上了陕西小伙儿郑能亮，最终嫁回老舅家……
    故国之思、赤子之情，是中亚几代华裔东干人的共同感情。东干书面文学奠基人、东干第一代著名诗人亚斯尔·十娃子的《北河沿上》表达了诗人的寻根（中国大舅和阿拉伯老爸）意识，《我爷的城》抒写了诗人的爷爷在世时念念不忘银川的中国情结。东干第二代诗人伊玛佐夫的《一把亲土》是《我爷的城》的续篇，描写了诗人从中国带回一捧黄土到爷爷坟上祭奠的动人故事。亚斯尔·十娃子的外甥女爱莎·曼苏洛娃延续了十娃子的寻根主题，写下《我有两个祖国》，歌颂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她的《喜爱祖国》则专写中国：“我太泼烦，想你哩，/喜爱祖国。”“我的祖辈在中国，/我不得见，/大声大声，我哭哩，/心都疼烂。”感情之深溢于言表。东干第三代著名诗人十四儿也有类似的诗作，他对回族的“回”字的寻根思考意味深长。
    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位具有东干血统的华裔少女雅诗儿，怀揣爷爷的老相册，口唱《我的中国心》，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一路东行、一路高歌、一路漫游，到达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西安寻根问祖，感受故国的旧梦新景。在这里，她坠入爱河，爱上了陕西小伙儿郑能亮，最终嫁回老舅家。——这是中国作家巴陇锋长篇新作《丝路情缘》中的故事。小说的这一主题与东干作家遥相呼应。
    读巴陇锋的《丝路情缘》，感受最深的是其突出的思想内涵，即主人公浓浓的中国情结和对故国的深深眷恋。作家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生动地反映出“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亚华裔的回归之路。作家既写出了一路胜景、一路风情、一路文化，更写就了一路故事，刻画了中亚华裔的心理回归历程。
    雅诗儿生活在阿斯塔纳，学有所成，也有一个富豪男友伊万，本该享受安排妥当的“稳稳的幸福”。可是，骨子里的中国血脉让她拒绝了上帝“仁慈”的安排，她“逼迫”男友组成车队，沿丝路东归中国西安。她的中国基因表现在生活的各个细节中：她记得爷爷教给她的风水讲究，懂得陕西村父老的风俗习惯，对老舅家的任何历史遗存都心存敬畏，对包括东干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更是处处留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最终促使她留在中国，促成她与研究东干文学的硕士郑能亮的爱情。细细品味，作品的这一人物关系设计，具有突出的隐喻特征。
    《丝路情缘》在题材上是一个新的开拓。近年来，就反映丝路文化的书面成果而言，理论汇编及人文研究者众，小说创作者寡，巴陇锋的《丝路情缘》可以说是以现代小说表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先河之作。长期以来，以叙事艺术反映东干族群生活、东干人寻祖的作品实属罕见，至今，国内反映东干题材的创作尚属空白。究其原因，一是民族历史题材敏感，二是作家缺乏相关的生活积累，恰如王夫子所云：“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
    《丝路情缘》突破了上述拘囿，将主人公雅诗儿定位为东干后裔，同时，作者发挥自己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时从事东干研究的优势，调动创作潜能，巧妙地将东干文化、东干文学、东干研究等元素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并做到了扬长避短。作者的艺术勇气和创作热情，值得充分肯定。
    《丝路情缘》着力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且不说张骞通西域后中华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与辐射，东干先祖到达中亚后也带去了中国文化，他们自称“中原人”，认同中原文化，这种认同表现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如东干人的蔬菜经营和水稻种植，在苏联时期就颇为出名。在中亚，连韭菜和粉条的发音也来自东干语音。
    《丝路情缘》热情歌颂中华文化，集中表现在主人公雅诗儿把寻根问祖放在首位，对中华文化充满向往之情。她在阿拉木图奔向冼星海大街，怀着敬仰的心情瞻仰冼星海纪念碑。进入中国国境后，她全身心地感受着中国文化，不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令她陶醉，连歌舞演唱、诗词诵读及民风民俗、饮食文化，她都着迷般地喜爱。这部作品艺术化地展现了当今中国的文化自信，以及中华文明的巨大凝聚力。
    不同的读者，对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笔者是西北人，在中亚任教多年，熟悉那里的陕西村和甘肃村，因此读《丝路情缘》之时便生出了亲切感。这部小说展现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令人目不暇接，如阿斯塔纳大帐篷、伊希姆河的风情、楚河河畔的美丽风光、陕西村的民风民俗、碎叶城遗迹、霍尔果斯口岸景致、新疆的胡杨林、山丹军马场、西安古迹等。小说宛如旅游路书，但这些景观描写都被融入年轻好奇的主人公的青春游历情节之中，读来毫无违和感。
    同时，书中引用的民谣、民歌、诗词、传说、典故等，很是恰切，如“月亮月亮渐渐高，骑白马带腰刀……”被选入东干中小学识字课本，是妇孺皆知的东干民间儿童歌谣，还有甘肃花儿（东干人不叫“花儿”，只叫“少年”）的运用，使得小说增色不少。
    作品构思巧妙，充分发挥了游记体小说的长处。整部作品以时空转换为明线辅线，以主人公感情变化、情感纠葛为暗线主线，让主人公在宏大的、具有历史感的时空舞台上演绎个人（也是民族的）具体而微的情感活剧。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到中国的西安，几十天里经历几千里路云和月，雅诗儿不仅见识了祖宗文化，也深深爱上了祖宗生活的地方，并收获了新的感情。这种游记体小说，是对传统游记体小说如《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的借鉴和扬弃，展现了丝绸之路沿线的风光、风情和中国的大国气象。
    巴陇锋在小说文体和风格方面有自己的坚守，不重复自己的创作手法。继长篇小说《云横秦岭》的年代传奇写法和《永失我爱》的传统现实主义写法之后，作家在创作时再次变脸，在《丝路情缘》的故事情节设计和写作风格上尝试青春时尚写作，以适应网络读者的阅读喜好，这无疑这是一次新的探索与突破。
    诚然，作家对于东干人的生活积累还嫌不够，人物的典型化处理尚需雕琢。但“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也使得我们对同类型题材作品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