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作家严英秀的小说创作，集中于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书写，以及对当前女性知识分子情感危机的体察。小说《一直很安静》就是其中的鲜明代表。作品涉及诗人一直以来的人文形象，刚直不阿、气节犹存；也涉及到小技术官僚的官场形象，曲眉折腰、飞黄腾达；更涉及一些女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具体表现，逢场作戏、左右逢源，甚至以消费身体为荣耀；还有女性知识分子遭遇挤压不得不丢盔弃甲的出逃，传统文化给予她的“寂静主义”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种种因素混杂其中，给读者带来复杂的思想和审美感受。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严英秀娴熟运用叙事手法所取得的一种双重批判的效果。当前高校知识分子存在的精神危机和价值错位感，有很多人归因于管理体制的问题。严英秀对这一点也深有感触。但一般的社会认识，不能直接进入小说世界，即便强行进入小说世界，必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处理。严英秀在其中加入了对自身民族身份和地域文化身份的省思。也就是说，小说对学院及其管理体制的批判，是与对西北文化精神的省思结合在一起的。
    在《一直很安静》中，“一直很安静”的传统女知识分子田园，极富隐喻地逃离了高校，给了自己和她赖以存身的传统文化一记响亮的耳光。有些研究者把这一逃离，解读成是对理想主义的坚守，但我认为并非如此。我们总是急于给困境中的人物找到出路，总是急于给不堪的现实一个就近的答案，结果是药方开了一大堆，真正该引起深度反思的思想却一再被迫流失。主人公田园身上系着两个警铃，一个是西北传统文化的，一个是功利主义或经济主义评价机制的。一方面，西北文献学意义的传统文化，遭遇经济主义知识评价机制，失去了提供意义机制的可能；另一方面，小市民趣味浸润而成的“现代化”，从根基上颠覆了意义及意义的持续可能性。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学院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学院该怎么办？恐怕这些才是《一直很安静》试图要解决的问题。严英秀能在旧故事中，甚至旧题材中，开掘出思想的新意，这得益于她对自我的超脱，对自我既定知识、价值和观念的超脱。
    对女性知识分子情感危机的体察，则主要体现在《仿佛爱情》《纸飞机》《芳菲歇》等小说中。在《仿佛爱情》中，女博导朱棉属于传统型知识分子，从她的眼光看过去，女博士娜果应该像自己或自己的父辈一样理所当然地、按部就班地获得家庭和爱情，即便结果不怎么体面，那也比娜果为了求得在城市生活的保障而嫁给一个丧偶老男人要强得多。事实当然不尽如朱棉所想，娜果还真这么干了。朱棉觉得娜果的这种情感归宿，无异于对“独立之精神”的亵渎。多种思想、价值观在这里形成冲突，读者不得不重新回到自己的现实来思考问题。当父辈表面看起来心平气和的情感生活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时，那种基于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平等”婚姻，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独立”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它有其社会机制支持。但是，朱棉的情感最后也出现了问题，人们不禁要问，朱棉自己的归宿在哪里？朱棉对娜果选择的怀疑，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娜果的选择呢，应该由谁来确认呢？她自己吗？抑或是她的价值共同体？肯定都不是，是当今流行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如此一来，“仿佛爱情”便成了关于爱情的借口，这恐怕才是今天每一位知识女性所处的实际情感环境。它华丽漂亮，但处处陷阱；它理由充足，但内里的谎言不言自明；它假独立之名，实则卖依附之实；它被经济社会大包大揽支持，然而主体性其实早已被所谓城市化所抽空。女性知识分子的那点传统的意义感，在坚硬的现实面前被碰得落花流水，真正成了“空洞的能指”。
    从这一层来看，严英秀的叙事探索，着实让人震惊。看起来只不过是高校四堵墙内的事，也只不过是占知识分子人数不过半的女性私人风暴，可是，当它成为叙事，成为不断放大的认知，就能够引发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些女性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是如何一步步被掏空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小说的思想能量和文化自觉性。
    从严英秀的小说创作出发，我想到了如何书写西部（特别是西北）的问题。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这似乎是一件不刻意为之的荣光，成了一些打着“反抗现代性”“现代性危机”论者的现实依据，于是便顺理成章推导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逻辑结果。他们认为，正因为经济的相对欠发达，西北才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人类意义生活的所在；也正因为现代化工业发展的迟滞，西北才侥幸变成了现代化的后花园。言外之意，我们应该反思发达地区已经出现的“现代性危机”。更有甚者，由西北历史的特殊性推而广之，一批关于“现代性”的词汇不胫而走，大有改变现代哲学方向的雄心。总之一句话，有了全球化和现代化，我们更加发现了西北；有了这个被发现的西北，我们才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显而易见，这其中的逻辑充满了悖谬和混乱，只能导致投鼠忌器的后果。这导致我们有关西北的具有反思性的普遍叙事少之又少。严英秀生活在西北，但并没有囿于西北，而是跳出本土来审视本土。因此，她并没有过分地强调地域的标签，而是试图写出普遍的人情人性。诸多事实一再表明，只有熟谙“普遍性”的终极追求，才能具有自觉的“特色”构建，反过来，如果没有“普遍性”思想基石，“特色”终将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