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站在这个时代书写历史和当下生活，是一个作家观察和认知历史和时代生活的表征。面对过去，是我们如何讲述；面对当下，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充满了文学魅力的时代——我们身置其间，居然有五千多部长篇小说铺天盖地涌来，这就是时代的文学魅力。
    一 乡村文明与乡村故事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不同叙事：《梁庄》等对乡土溃败的痛心疾首；《湖光山色》、《麦河》等的乐观主义；《凿空》、《陌上》等对“现代”的处乱不惊；三种不同的叙事表达了当下作家对中国乡村变革的不同态度和期待。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有合理性。
    《望春风》书写的是记忆中的乡村。是作者以自己的城市生活经验照亮的乡村记忆。格非的上海、北京生活经验对他书写他的乡村非常重要。如果格非没有他的城市生活经验，他是不能完成《望春风》的写作的。小说虽然也写到当下乡村的变革，但他很少做出评价。显然，格非对当下乡村变革的评价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与他的历史感有关。我们知道，包括乡村变革的中国变革，它的整体塑型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说这是一个漫长的链条的话，当下的状况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如果把一个环节当做整体，显然是缺乏历史感的。这也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说：“人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那么上述情况是不能不如此的。”作为学者型作家的格非，除了有发达敏锐的感性触角，还有清楚的理性思考在制约他的感性表达。
    我发现《望春风》的写作，基本是“史传”笔法，以写人物为主。比如写父亲、母亲、德正、猪倌、王曼卿、章珠、雪兰、朱虎平、孙耀庭、婶子、高定邦、同彬、梅芳、沈祖英、赵礼平、唐文宽、斜眼、高定国、春琴等等。但作家又不是平均使用笔墨。这也正如《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一样。父亲和赵德正着墨多，母亲少些；春琴着墨较多，其他人少些。通过小说的写法和内部结构，我们也会发现：格非很难将他的乡村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的记忆也是碎片化的。他只能片段地书写一个个乡村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发现乡村在今天的变化。因此，格非写《望春风》，不是要解决乡村中国变革的“问题”——而那些试图解决乡村中国变革问题的小说，在今天恰恰成了问题。他还是要对他记忆中的乡村做文学化的处理——努力写出他的人物。这样，《望春风》就有别于那些急切处理乡村变革问题的作品——那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事情。
    小说中很多细节非常感人，比如父亲从工地带来一碗饭，只是为了让我尝尝数月未知的“肉味”，我则偷偷地将肉埋在饭里，让父亲吃。格非讲得很好，他说，个人经验只有通过和“他者”构成关系时才有意义。现在的孩子如果愿意，一顿饭可以吃二斤肉，但这在格非话语讲述的时代，是没有可能的。我们能够理解他在讲述什么；还比如朱虎平和雪兰的“不伦之恋”，这是乡村“差序格局”遭到破坏的一个症候性的情节。乡村中国的秩序，就靠“差序格局”和伦理、礼仪等维系。如果这个格局破坏了，乡村中国的秩序也就不存在了。但格非不是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地讲述乡村秩序的“炸裂”，而是通过文学性的情节一览无余。所幸的是，朱虎平和雪兰绝处逢生，那令人忧心如焚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这是作家格非的过人之处。同彬和春琴的恋情虽然是“姐弟恋”，但还在伦理秩序之中。小说中对前现代人际关系的书写，温暖而多有情致。但格非清楚，那一切是只可想象而不能再经验的。
    格非在写过《望春风》后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曾多次回乡，但后来“突然发现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我发现我不想家了。而且我对家乡感到厌恶，我发现农村已经凋敝到一个没法让我待下去的程度……我突然发现，你到了乡村以后，你碰到的乡民，乡里面的乡亲父老，他的价值观突然变得极其单一，就是完全为了钱，完全为了一些简单的经济上的问题，比如他们会不断地问你的收入，他们会说，你当了大学教授，你拿这么点钱，这种观点在乡村变得非常非常严重。”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它不可能按原来路线返回起点。《望春风》的返乡之旅并不是要回到那个起点。当任何一个作家难以讲述今日中国乡村全貌的时候，每一种局限性就都有其合理性。不同的是他们讲述乡村的出发点各异，但他们试图认识当下乡村中国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文学在作用世道人心的同时，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当下中国的巨大变革，推动中国乡村变革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现代性设计了乡村发展的路线图，它有历史的合法性，但左右这个预期和目的的多种力量有不可掌控的一面。乡村改革，就是尽可能祛除那不可掌控的力量以缩短我们抵达目的的时间或周期，但它绝不是回到过去。这也正是乡土文学的价值所在。
    关仁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乡土文学作家。几十年来，他立足或扎根于乡土，认真书写他的冀东大地。他的“中国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出版后深受好评。这三部小说生动地记述了冀东大地几十年来的巨大变迁，在追踪乡土变迁的过程中，他塑造了属于这块土地的文学的农民形象。如何书写乡土中国几十年来的巨变，如何看待和想象大变动时代的中国乡村，是这个时代作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关仁山一直乐观地看待这场巨变，他的文学人物都是乡村中国变革的支持者。他的《金谷银山》，用大红大绿的色彩描绘了北中国一幅绚丽的画卷。“金谷银山”，是乡土中国的梦幻，“披金挂银”是乡村吉祥的福音。主人公范少山是新时代的农民英雄，是新时代的梁生宝。他在白羊峪建构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乌托邦，而是一个巨大的、触手可及的、金谷银山的物质世界。
    塑造社会主义的文学新人，曾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观。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新人的代表。他们来自大春哥、二黑哥们的同一条道路。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了活泼、健康、生动的中国农民形象。他们改写了阿Q、华老栓、老通宝、祥林嫂等中国旧有的农民形象。他们自有其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形象与其说是在塑造文学形象，毋宁说是在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或者说，这些新人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这些形象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极大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当然，我们也得承认，中国农村的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试验的过程。应该说，关仁山一直关注这场关乎无数人命运的重大变革。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乡土中国的变化过程。他的“中国农村三部曲”就是例证。
    《金谷银山》在创作方法上，与“三部曲”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它不是有意反映农村流行的政策或农民对政策的不同态度，也不是以同情者的角度悲天悯人地专注于农民的生存景况，而是着力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农民形象”——范少山。这是一个有着梁生宝血统的冀东农民：他从小喜欢小说《创业史》，喜欢梁生宝。当他决定离开北京回白羊峪时，这部小说就成了他的“口袋书”。他不仅喜欢，重要的是他还要践行梁生宝的人生，要造福于白羊峪的乡亲们。实事求是地说，对关仁山而言，这是一条“险象环生”的选择：当英雄的时代早已过去之后，如何塑造新的时代“英雄”，实在是太艰难了。即便这个时代仍然有英雄，但从已有的创作经验而言，“正面英雄人物”的塑造，其难度也远远大于书写普通人。普通人被塑造出来仍然是“人”的形象，英雄被塑造出来大多是“神”的形象，后者可敬却难以让人亲近。关仁山自己也不讳言，这就是一部“主旋律”的小说。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主旋律”，关键是怎样理解和怎样书写“主旋律”。对我们而言，“主旋律”也不止是革命历史和当代英雄。我曾经表达过，那些凡是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文学作品，也就是对人类进步、民主、自由、忠诚、爱和善等的维护和张扬，都应该看作是主旋律。按照这种标准，《金谷银山》就是一部主旋律小说。
    范少山有梁生宝的血统，但是梁生宝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范少山是带着他的时代印记走到我们面前的。他有个人的情感史，有失败的婚姻。他常年在外经商，妻子迟春英耐不住寂寞，在马玉刚的诱惑下终于越出了底线，人也嫁给了马玉刚。但是刺激范少山“拯救”白羊峪的还不是个人的情感挫败，而是村民老德安的死。老德安是贫困户，虽然有儿子，儿子搬到城里后就没了音信。他“养了两只鸡，快要下蛋了，让黄鼠狼叼走了；种的苞米囤在院子里，也让耗子啃得差不多了。种了点儿土豆，卖不出去，只能上顿吃，下顿吃；白羊峪没有小麦，不种水稻，吃白面大米要下山去买。钱呢？得用鸡蛋、苹果、山楂去换。咋换呢？‘鬼难登’在那横着呢！不能车运，只能提着篮子翻过那段险路去卖。老德安本来山货就少，又是老胳膊老腿儿下不了山，只能整天吃土豆，连苞米都接不上来年的。让土豆埋没的一颗心，看不到指望，上吊了。”范少山埋葬了老德安，也激起了他要拯救白羊峪的愿望，并自诩为“超人”。原本在北京和恋人杏儿卖菜的他，决定返回家乡白羊峪，带领乡亲们创业。
    范少山带领乡亲们走的是绿色生态的创业之路。为了挖掘祖宗留下的谷种，与外国种子抗争，终于在太行山找到具有传奇色彩的金谷子，种在了白羊峪的土地上并获得成功。在农大孙教授的指导下，他利用本村的苹果园，培育无农药的“金苹果”。为了打通白羊峪与外界的道路，范少山带领乡亲们奋力开掘，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奋斗，使一个贫困绝望即将消失的小山村，最终脱贫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观光村，过上了城里人也艳羡的绿色生活。范少山没有止步，他还下山推动土地流转，建成了万亩金谷子种植基地，在成就新农民梦想的同时，也使中国北方更多的农民受益。他们曲折的创业故事，同时也在进行新农村的道德与文化重建，充满温暖和希望，为时代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新的创业史。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梁生宝。梁生宝践行和寻找的是一条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新的生活观念是他前行的最大动力。后来的社会发展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失败。这是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试错”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重新寻找农村变革的起点。范少山出现的时候，农村变革已经实行多年。他可以在农村与城市自由穿行。见多识广的他和恋人杏儿在城市和乡村搭建了电子商务平台，让更多的城市人也在白羊峪的生态果实和旅游中，见证了山村绿色生态之美。作品塑造范少山这一新农民形象有眼界，有智慧，有胸怀，有风骨，是新时代农民英雄。闫杏儿、白腿儿、余来锁、田新仓、泰奶奶、范老井等人物形象也生动传神多有特点。小说改变了作家自己旧有的写作格局，打破了同类题材的模式，为农村题材写作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它的探索显然是有价值的。
    如前所述，塑造一个新时代的梁生宝，书写一部新的创业史，这一自我期许的难度可想而知。事实也的确如此。范少山果然是一个“超人”，白羊峪未来的蓝图几乎就掌握在范少山的手中。他几乎没有克服不了的难题，白羊峪就是他命定的大展宏图之地。他挥斥方遒一览众山小。他的“金谷子”、“金苹果”的成功，几近传说。但是，范少山这个人物在改变白羊峪过程中，确实还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和新意。他要“不厚道”地“耍小心眼”，也要低三下四地求人。但是，就小说整体来说，可圈可点的还是关仁山乡村生活的功底。在他的小说中，生活的质地和内容，要远远大于观念性的东西。乡村那些琐屑无聊又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密实、具体又可信，小说细节他几乎信手拈来生动无比。比如余来锁的黑耳朵白耳朵的来历：范少山摆弄猎枪，不小心扣动了扳机，散弹打掉了余来锁的一只耳朵。爷爷先是卖了了两头鹿把钱给了余来锁，又卖了两头鹿，范少山带余来锁去了城里，医院给余来锁安了只假耳朵。假耳朵是乳胶的，白白嫩嫩。余来锁就有了一只黑耳朵一只白耳朵。一个惊险的事件，在叙述中有了喜剧效果。这种讲述就是农民的讲述方式；范少山和杏儿的爱情、婚姻生活风生水起，诗人余来锁却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他夜晚去“白腿儿”家读诗的情形让人百感交集。他是一个好人，“白腿儿”问一句“开灯吗”，他居然回答一句“看不见稿子”。“白腿儿”开了灯他也只能读诗、后悔也迟了。但这一个细节就将余来锁不是恶人的形象和盘托出；还有范少山结婚的场景，一面是新婚的热闹，一面是前妻的失落，他们各怀心腹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仅章法不乱，而且在对比中各自性格都在自己的轨道中。这就是作家心中有人物，才使他们无论何时何地举手投足都是人物自己。围绕范少山个人情感和家庭生活展开的部分，应该是小说写得最有可读性、也是作家最得心应手的部分：母亲、迟春英、闫杏儿等，还有狼群吃鹿、“白腿儿”外号的来历以及这个时代情感婚姻不确定性对山村的影响等，关仁山写得真实而有趣。比如田新仓和李小婉处对象、住一块的事儿，在白羊峪炸了锅。这个李小婉，就是跟着高辉私奔的那个女孩儿。这一关系，把田新仓、高辉、“白腿儿”都牵扯进来了：田新仓爱过“白腿儿”，没成，这回和李小婉成了；李小婉呢，还是当年高辉的相好；而高辉呢，是“白腿儿”的儿子。当然，田新仓和李小婉也只是“一夜情”或露水夫妻，李小婉说她和田新仓“不合适”，然后就回北京公司总部了。白羊峪这边，余来锁得知“白腿儿”去找田新仓，还以为是拦着田新仓搞对象，和“白腿儿”吵了一架。“白腿儿”解释半天，余来锁才消停。男女关系是乡村生活最具生活性的关系，这与乡村文化生活匮乏有关系，也与农民对生活的理解有关系。因此，关仁山抓住了男女情感和婚姻生活，也就抓住了白羊峪生活的精魂。
    另一方面，是关仁山在小说中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马玉刚在小说中不是多么重要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他是“村里的富户，搬到城里住了，时常回村看看。有钱人在城里是窝不住的，总要衣锦还乡。为啥？显摆。你有钱，城里人不眼热，不眼红，因为四周都是生人，谁认识你呀？没处显摆。要想得瑟，就要回老家，让乡亲们都知道：俺有钱了！那些个过去瞧不起俺的，骂过俺的，恨过俺的穷光蛋、土包子们，服不服？哈哈，这才叫眨眼打哈欠——扬眉吐气呀！”这种炫耀我们可以批评它肤浅、不堪，但它就那么真实地存在白羊峪或广大的乡土中国。不仅马玉刚，被马玉刚诱惑并结婚的迟春英，后来也遇到了大体相似的事情，马玉刚又有了小三：
    杏儿说：“你们家老马没事儿吧？”迟春英说：“我家老马又帅又有钱，能没事吗？过去就有个小姑娘老追他。老马心上就长了草，两人住到一块了。这事儿被我知道了，就吵。你吵吧，他不怕，嚷着离婚。你说男人有良心吗？当初我是怎么跟了他的？……”杏儿说：“打住打住。当初的事儿，就别说了。丢人。”迟春英说：“我说短点儿。我一看没办法了，得保卫婚姻啊！就找这个小三，和小三谈判。送她一百万，让她离开，一百万啊，她能不动心吗？当天晚上就离开公司跑了。”杏儿说：“你大战小三挺牛的。”迟春英说：“我们嫁给了成功男人，指不定哪会儿就冒出个小三来。花点钱，能把人保住，值！”
    迟春英当初是为金钱倒在了马玉刚的怀里，马玉刚有了新的小三之后，迟春英也用同样的方式——金钱去处理，并认为“值”，因为把人“保住了”。我惊异于关仁山对乡村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这些与情感相关的解决方式，在梁生宝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关仁山在乡村大变动时代对普通民众价值观的发现和担忧。梁生宝的时代也有矛盾，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作家只需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就可解决或化解。今天就不一样了。范少山即使彻底改变了白羊峪的贫困，使乡亲们都过上了好日子，他能改变白羊峪乡亲的价值观吗？这个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或方法吗？大概很难。因此，范少山遇到的问题要远比梁生宝遇到的问题复杂得多。这是中国现代性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也是人性中一直蠢蠢欲动、时隐时显的问题。它在被压抑时难以发现，没有顾忌时便肆无忌惮。人性的全部复杂性和魅力，就在于我们永远不会全面地认识我们自己。这也是文学还要继续存在的理由和可能。因此，从梁生宝到范少山，就是关仁山在《金谷银山》中的发现。只要他发现了这一点，《金谷银山》就足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