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1963年生于黑龙江讷河，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诗歌评论家。出版《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等著作；出版诗集《挥手浪漫》。
    印 象
    在青灯黄卷间
    守护精神家园
    1916年8月23日，白话文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写了一首题为《两只蝴蝶》的诗：“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首白话诗，刊载于1917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标志着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拉开了大幕。
    从1987年1月第一篇论文《北大荒诗与西部诗的美学差异》，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发表算起，诗歌评论家罗振亚在诗歌学术道路上已跋涉近三十年。2006年，罗振亚调入南开大学文学院，在他的带动下，一批研究诗歌的青年学者、博士慢慢形成了一股力量，南开大学也成为中国诗歌研究的重镇，最近，他又牵头成立了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
    “与诗结缘，是我的痛苦也是我的幸运。它让我不谙世故，难以企及八面玲珑的成熟；让我的心灵单纯年轻，不被尘俗的喧嚣烦恼所扰。它教我学会了感谢，它教我在人生路上走得淡泊自然，走得快乐永远。”罗振亚说。
    生于东北乡村的罗振亚，爷爷是教私塾的先生，家里存了一些书，父亲虽然不认识多少字，但记忆力特别好，常爱背一些古诗、民谣。从那时起，罗振亚开始偏爱分行的文字。他读大学时正是朦胧诗在校园盛行的时代，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诗人影响了一批年轻人，徐志摩、戴望舒、胡也频等人的诗集也重新出版，罗振亚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黑龙江黑河一所专科学校教书。工作并不紧张，让他有了大量时间阅读；学校地处偏远，让他倍感孤独，这样一种情感状态促使他疯狂写诗，获得过当地的创作一等奖，出了诗集。
    两年后，罗振亚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读研究生，副导师吕家乡先生是研究现代诗歌的专家，分到他名下的罗振亚自然而然开始研究诗歌。他的硕士论文《严肃而痛苦的探索：论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得到了负责编辑这篇稿子的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肯定。
    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哈尔滨师范大学教书。在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这也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本研究现代主义的书，“九叶”诗人之一、诗歌批评家袁可嘉先生与罗振亚联系，对这本书赞赏有加，专门写了书评，发表在《书摘》杂志。老一辈诗人的品格让罗振亚感到特别温暖。
    2000年，罗振亚到武汉大学读博士，选的题目就是《朦胧诗后先锋诗的研究》，视角完全转向当代。“研究当下状态的诗歌难度很大，因为这些诗不一定真能留下来，但如果不及时跟踪的话，有很多可贵的现象很快就消失了。”
    谈到自己这些年与诗歌有关的历程，罗振亚说，诗歌研究很寂寞，但其中也不乏快乐。“诗歌研究难度比较大，对研究者的要求太高，对诗歌的肌理、特质，包括想象方式要特别熟悉，同时自己还要有学养，有深厚的知识底蕴、分析能力、表述能力。很苦，青灯黄卷。有时也是挺失衡的，但回头想还是值得。我父母是农民，承继下来一种本分，研究诗歌是我的立身之本，而且，我们也应该为这个时代守住一片精神园地。”
    以人性与心灵作为书写对象
    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有效途径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罗振亚：关于新诗的成就估衡问题，我赞成陆耀东先生的提法“六分成就，四分遗憾”。新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且不说它用一百年就走完了西方诗歌几百年才走过的路程，也不说在现代时段，新诗在每一次文学运动中都打头阵，流派繁多，最富于个人的创造性，与时代脉搏扣合得最紧，对西方艺术思潮的感应最敏锐。仅仅是新时期的成绩就令人刮目，这期间多数诗人都能把诗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以人性与心灵作为书写对象，又能执着于人间烟火，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有效途径。
    记者：从美学角度来评判，新诗是否具有超越古诗的可能性？
    罗振亚：朱光潜先生认为与古诗相比，新诗给人一种一览无余之感，缺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胜境。但朱光潜先生的判断也有悖于历史的真实，他这样指认是因为有一个辉煌的古代诗词潜在参照系存在。其实，新诗和古诗是不能硬性比较的，文学创作不像拳击比赛，非得一方把一方打下去才行。大河奔腾是一种美，小溪潺潺也是一种美，不能以这种美偏废另一种美，每一种美都有它存在的权利与自由。
    记者：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新诗师承于西方诗歌，甚至认为新诗和古诗是对立的。在您看来，一个诗人的古典文学修养，到底能对其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罗振亚：很多人误以为新诗和古典诗歌无缘而对立，其实这是错觉。一个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除了天分、生活的根基外，传统的滋养是不可或缺的。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很多诗人力求结合西方影响和本土资源，做民族化的创造，90年代这一特征更为突出。我个人觉得，一个诗人有深厚的古典修养做支撑，才能摆脱对外来影响的搬弄和模仿，走向艺术自立和创造。对待传统最可取的态度是不死守，也不完全背离，既能合理吸纳又不为其限囿，把传统的因子化为自己的艺术血肉。在这方面，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辛笛、郑敏、余光中、舒婷等众多成功者的经验，已为新世纪的诗人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记者：您如何理解诗歌最本质的存在？
    罗振亚：正如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几乎所有文学艺术的最高层次都是哲理。在某种程度上，诗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仅仅是情感的抒发，而更是一种主客契合的情思哲学。它的起点恰是哲学的终点。优秀的诗要使自己获得深厚冲击力，必须先凝固成哲学，再呈示出来。诗歌的基本特点是通过意向去表达，为情感寻找一个恰当的对应物，在物化中找到精神寄托。如果诗的肌体失去了哲学的筋骨，自然也就失去了深刻度与穿透力。
    诗的魅力本质就在于它有一种天赋灵性。它比不得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品类，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奋与功夫奠起成功的底座。它更讲究天分，没有天分或天分不足者即便诗集等“膝”，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二三流的诗匠。真正有天赋的人，哪怕只写过几首乃至一首诗，也会声名俱佳，影响广远。
    诗歌不该不食人间烟火
    网络改变诗人思维和心态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只有诗人才会读诗，诗歌的读者在哪儿？为什么诗歌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低？
    罗振亚：诗歌曾经有过黄金时代。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诗歌都是文学的中心，处于主流位置，特别是在古代。近代以后，小说慢慢发展，取得了更高的地位。到了新文学阶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那一批诗人，五六十年代的贺敬之、郭小川，七八十年代朦胧诗的代表舒婷、北岛，大家也都非常喜欢。这些年诗歌受关注的程度下降，有很多原因，比如文学的分化，读者的分流，所有的文学影响力都在减弱，诗歌更严重。诗歌带不来效益，甚至不如小说、散文，还可以挣点儿稿费。当然我觉得把诗歌受冷落仅仅归之于外力，没法令人信服。还是诗歌内部出了问题，诗人本身出了问题，文本出了问题。原来的诗人受人尊重，这些年有人骂诗人是精神病、疯子，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样做本身就是对诗人的贬损，但我们也要反思我们诗人的人格、行为方式是不是有些不妥？是不是能让人接受？很多诗人都应该反思。
    记者：现在诗歌离现实、离大众读者越来越远，真的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罗振亚：这种不食人间烟火有几种走向，一是搞纯粹的诗歌，像当年海子的一些诗，写得再美，和老百姓离得远，老百姓就不看；二是虽然和世俗的日常生活对应，但完全是个人情感和感觉的书写，这和读者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些诗人走技术路线，把写诗当成技术活儿，搞各种实验，把诗歌变成实验场，根本不考虑诗歌的情感和思想，也非常可怕。
    记者：这些年的诗歌事件绝大多数与互联网有关，比如诗人圈子里各种网络论战，诗歌写作软件的开发，赵丽华、余秀华等诗人的走红，您认同这种传播方式吗？
    罗振亚：近十年网络对诗歌的传播力度很大，最主要的影响是改变了写作者的思维和心态。网络写作的出现把以前的写作霸权、话语霸权解构掉了。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人人可以卸下职业抒情者的面具，加入诗歌写作的“假面舞会”，像隐身人一样恣意狂欢，诗歌成了传播迅疾的一次性消费的流行艺术。不可否认网络对诗歌发展的促进作用，但网络写作也存在一些弊端，一些好诗被发掘出来的同时，一些非诗、伪诗、垃圾诗也鱼目混珠地面世了。写作的即兴性和高速化，使它的表达过于随意、急躁、粗糙，帖子、段子、卡通式的游戏文本泛滥成灾，过度明白、冗长、散化的传达，不但无法整合语言和经验的复杂关系，就是和诗歌原本应该含蓄凝练的要求也相去甚远。网络很多诗歌需要甄别，好诗很少，被埋没在大量诗歌垃圾里面。对这种书写方式的革命应该辩证地去看，要保持清醒的评价。
    诗歌是寂寞的事业
    只要人类情感存在诗歌就不会死亡
    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人通过诗歌走上了文学之路。那时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诗歌以及流行歌曲都非常多，现在一首诗，甚至一首歌曲的歌词都很难深入人心了。
    罗振亚：那时写诗几乎成了热爱文学的人们最初必修的功课。当年崔健的《一无所有》满大街都在传唱，那时候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看书、听歌，现在娱乐渠道太多了，注意力被分散，真正能和书本在一块儿的人就越来越少。有人讲诗是贵族的东西，我也不认同，诗歌虽然是小众化的，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诗歌就没有了灵性，当然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诗歌也是非常可怕的事。不太热闹，其实可以说是诗歌发展的常态。写诗、评诗、研究诗，都不要搞得太热闹。诗歌本身就是寂寞的事业，太热闹就背离了它的本意，它的初衷。我对诗歌不悲观也不乐观。
    记者：您觉得当下中国诗歌存在哪些问题？
    罗振亚：我们现在优秀的诗人不少，单打独斗也不错，但大诗人少，也是一种遗憾。看一个国家的诗歌、一个时代的诗歌是不是发达，标志之一就是看它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天才代表，有的话，就是发达的、繁荣的。我们还有大部分诗人在写诗的过程中完全跟着感觉走，缺失理性的控制，所以用笔很随意，甚至是一种完全放任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说给诗歌带来了伤害，诗歌的品质会下降。真正热爱诗歌的人应该有所克制，有所自觉。
    记者：您觉得诗歌在目前及未来的前景如何？
    罗振亚：我认为，只要有人类情感存在，诗歌就不可能死亡。新世纪这十几年诗歌慢慢恢复了一些生机，读者慢慢回来了一些。诗人懂得伦理上的承担，用诗歌去表现什么、承载什么，把诗歌真的当回事，写得很严肃，这样的诗人，他的诗歌品质就相对很健康。所以这些年有些诗人，有些文本还是让人肯定的。文学史的过程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几千年来留下的诗人也就几百位，大诗人到不了一百位，而我们的新诗发展不到一百年，我们和新诗还没有拉开必要的时间上的、空间上的，乃至心理上的距离。经典的确立需要一个时间上的长度，所以在时间还没完全拉开距离之前，经典不可能尘埃落定。我们现在诗人作家数以千计，数以万计，作品更是多到没法数，再过若干年，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真正的经典就会凸显出来。
    罗振亚谈天津诗坛
    天津诗人 和而不同
    ● 天津新诗有独立的属性
    天津临海多沽，有水的灵性，诗歌流脉一直没有中断过。到了新诗时期，基本上跟全国同步，甚至有些诗人超前了一些。比如李叔同，他的诗不一定是纯粹的新诗，但有一种新诗萌芽的东西在里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有些诗人，比如穆旦，他的沉雄峭拔，他的智慧，在当时全国诗坛独树一帜。虽然因为各种原因被遮蔽，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还是恢复了他应有的位置，肯定他是“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第一人可能见仁见智，但我觉得把他放在20世纪重要诗人群落是没问题的。
    几乎是与穆旦同一时期，天津还有一位重要诗人——鲁藜。虽然就我个人来看，鲁藜优秀的文本不是很多，但作为诗人，有那么几首特别像样的就够了。就像我们现在读李白，过了十首之后，还能找出来吗？包括徐志摩、戴望舒、冯至，也都是各有三五首特别好的。鲁藜的《泥土》，以及写延安的一些诗歌，都很有特色。
    当代天津的工人诗人在全国有自己的位置。包括白金、刘中枢、冯景元，特别是林希，他是小说家，但他的诗歌品质很高，他的《无名河》《你曾经是我的舞伴》写出了受难者灵魂的颤动，有生命的痛感，让人回味。还有伊蕾。原来我们觉得天津诗歌有一段时间很平稳，伊蕾改变了这种印象。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等诗歌和国内先锋诗人的取向是一致的，甚至在女性诗歌中走得比较超前。到现在为止，她的诗歌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再往后还有年轻一些的诗人。从群落角度看，天津诗坛几代同堂，阵营壮观，如果整合得好，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 天津诗歌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天津诗歌在东西方文化的双向启迪下，传统与现代结合，形成了创新。租界文化在天津一度比较发达，加上码头文化、海洋文化的影响，体现在艺术方面，形成了在求稳基础之上寻求突破的特色。比如穆旦的《五月》：“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诗中有乖谬的心理分析，纯工业化的意向，西方味十足，是典型的现代派写法，但背后又有传统的、自屈原以来的中国诗歌的忧患之思的折射或渗透。伊蕾的诗确实新潮，但她骨子里还隐约可见传统的、闪光的东西，她写现代女性的灵魂，但有传统意识，传统美感。
    第二个特点，天津诗歌基本走的是物化的抒情路线，但在此基础上对诗歌本体的东西有自己的探索。像鲁藜的《泥土》，通过“泥土”这个物象来说明一个道理，写出一种生命哲学。冯景元有些诗中对人生、生命、社会现实的思考，写朋友的诗中对人际关系的思考，都给人一种理性的启迪。朵渔在这一代人中被认可，也是因为他的写作回归了内心，用艺术化的方式沉淀了对人生、社会、现实、历史等多维度的思考。
    第三个特点，天津诗歌个人化风格明显。个人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多元化。诗歌是纯粹的精神个体活动，天津诗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方式、感知方式、表达方式，甚至在语言符号的追求上都在使用个人化元素。穆旦的诗很深邃；鲁藜的诗明快而富有哲理；白金的诗给人一种热度，一种向上的力量；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是心灵独白，与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是一致的，但又形成了自己的色彩和风格；朵渔、徐江也都有自己进入诗歌的方式。这是文学创作最理想、最健康的生态——和而不同。这些年天津诗歌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向上的。已经举办过两届的天津诗歌节，在某种程度上对天津诗歌力量的凝聚，也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