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和《南方文坛》杂志社等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将“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奖授予青年批评家刘大先。授奖词如是说：“刘大先的批评文字集中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电影，在他的心灵世界，精英与草根、阅读与旅行、经院与人间、书斋与乡野、意识形态与社会行动，彼此生发出高产著述，并显著于2013年，他以四部论著(包括译著)和系列文论，显示了他沟通古今中外的修为才情、开阔明晰的学术视野、扎实的文本细读、常态的田野考察，又以灵动飞扬、沉实中正的批评文字和现实关怀，翘楚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①刘大先的获奖，其意义不仅在于又一位青年学者走到了学界关注的前沿舞台，更在于他所传递的那份文学热望，以及披荆斩棘开拓出的那片文学阔地，将“少数民族文学”再一次以强势姿态推到了文坛的聚光灯下，这对作品繁富却研究乏力的少数民族文学界来说，同样是一种深度的激励。作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在跨学科的综合视野，探索新的批评范式转型，以及文学批评的现实关怀等层面，刘大先及其文学批评都具有鲜明的启示意义。
    一、理论溯源与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学科体系中是一个二级学科，因其发生的特定性，更多侧重于民间口头文学诸如史诗、神话、故事等门类，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一直是弱项。在2013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首届“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上，刘大先就指出这种困境所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似乎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民间口头文学与书面的作家文学研究发展不平衡，造成一头重一头轻，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数量与质量都比较薄弱，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这里道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如何从困境中突围，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而他所采取的是以知识考古的方式，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追根溯源式的考察，从而建立起一个知识性与学理性的基础，进而从文本与现象出发，采取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综合的视角，提炼整合出一整套完整的学科批评话语。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刘大先恰恰显示了他在知识谱系上的厚重与多维优势。他硕士攻读文艺学，积累了必要的文艺理论基础，毕业后“阴差阳错”进入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是国家研究民族文学的最权威机构，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现代文学的博士学位，又以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曾到美国从事过比较文学方面的访学。这样的求学履历必然要求打通古今中外的知识壁垒，实现学术上的贯通与融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日常工作中包含了田野作业的内容，从而有别于一般文学批评者的“室内工作”，不仅沉湎于典籍文献与当代作品中爬剔梳理、披沙拣金，同时深入文学发生的社会现场，获取来自生活最真切与质朴的体验和观察。两者的结合，使他在走上学术道路的短短十余年间，便相继出版了《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文学的共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合著）等重要学术论著。
    扎实的学术训练，使刘大先有着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在首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他便试图从地理空间变化和历史延展性的角度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及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寻找依据，从中外关于“民族”“族裔”等概念的辨析中寻找切合中国特征的研究范式，并充分意识到文学译介、主体认同等过程中的双向博弈。这种理论溯源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的一次深入梳理，力图厘清缠绕其间的话语迷津，从源头寻找一条清晰而坚实的理论路径，显示出他学术上的野心，亦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义。面对自己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少数民族文学”，他从“民族”一词的内涵意义开始寻绎，追溯到殷周时期的夷夏之别，再到现代民族的定义，以及1986年由国家民委对“少数民族”含义作出的正式解释。历史话语的变迁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特点，并长久以来处于边缘和弱势的位置。刘大先认为，健全的文学研究格局，应将每个民族的文学都作为独立研究对象，以个案积累为基础进行再归纳和总结，充分重视并阐述文学在语言习惯、历史表现、文化传统、地域特色等方面的特点，与汉民族文学及其他民族乃至国外文学进行对比，才能看到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貌，达到多元共生的目的。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其特点之一便是有着丰富的口头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而广博的文化资源只有在充满文化意识的观照下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展现，口头文学更是涉及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广泛意义。”②因此，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须要重视口头文学的研究，寻找其对于书面文学的精神滋养关系，并且要跳出单一的审美研究的格局，进入更宽广的文化研究的世界，才能全面把握其特质。
    众多少数民族作家因其独特的地域生存环境，使他们普遍年长后远离家乡，走向异乡的另一个驿站，从小熟稔的那些充满民族原初意味的场景变成记忆深处不可追寻的一部分，剧烈的外围环境反差直接影响了心理的结构，在现实处境与心理追梦之间，形成了文学表现的强大张力。于是，关于寄寓性、离散性、漂泊感等的心理表现，便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刘大先对少数民族文学这种离散特征有着强烈的感受，或许也与自身的经历有关，“少数民族在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体验了这种对于本土家园文化的离散遭遇，不仅有去国怀乡中对于故土的依恋，更有在整合少数族裔文化以融入国族大叙事中难以摆脱的对于故族的牵挂，这些离散体验在强势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中潜伏在底层，一旦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少数民族主体性步入自觉的文化身份追求时，就喷薄欲出。”③然而他也看到，国外某些学者对流散性文学的理解，并没有涉及切身的痛感，“在许多流散文学话语的操持者那里，他们建构的跨国流散主体，与现代主义者所想象的孤独游牧和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者精心策划的自我放逐一样，都是一些基本上不受阶级与经济地位的投射，因此并不能使流散概念从根本上摆脱那种去语境化的文本嬉游性。回避了现实的社会化和财产再分配问题的流散经历不过是一种随着当代跨国资本起舞的自由化的文化多元论而已。”④这种文学书写，只会成为没有体温的文字游戏，或某种看似时髦实则空洞的理论的注解，无法打动人心。关于文学史书写限度的探究及可能性反思，表现出刘大先强烈的问题意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众多从少数民族视角出发的文学史写作，但综合审视其研究路径，他发现书写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差异性质；另一方面，却囿于特定的框架无法使之张扬。“文学史既然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总是会需要编制情节、按照某种始终如一的观念，以前后一体的历时性顺序连贯起来。差异性内容如果不能够被整编，那么就只有舍弃。少数民族文学由谁来定义？如何定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⑤他的论述不屈从权威论断，不妄自菲薄，总是有理有据，高扬思辨的武器，追根溯源，抽丝剥茧，穷形尽相，让时间、空间、创作主体、传播方式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图景，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学的位置、意义和价值。
    二、及物见理的艺术性探析
    文学作为心灵表达的重要方式，寄托着一个民族对自身存在现状的深沉思考，少数民族作家普遍存在一种写作策略，即对自己民族进行历史化重构，书写现实是与回望历史同步的，只有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性反思中，才能更深刻地观照到现存的基本处境，并为更好地创造未来寻找依据。在这个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便成为创作的重要来源，它具有多重意义。刘大先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再造文化记忆，“其意义不惟在所叙述的内容本身，也不仅仅是其叙事形式的转变，更在于他们建立了与曾经的外来人的不同的感觉、知觉、情意基础上的概念认知工具。不仅是按照自己族群的修辞习惯，表述常态来发表主张，而是把这种基于本族群的理解方式作为一种特别的知识方式，这样实际上从‘全球化’‘现代性’‘消费主义’等范式中冲脱开来，它在推出主流叙事的同时也树立了另一种普遍性，丰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⑥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是通过阅读文本，发现潜藏在作家意识深处的模糊因子，经批评者的重述，肯定这种因子对拓展人性深度所起的重要作用。就少数民族文学而言，许多作家都是吮吸着本民族丰富的民间文学的汁液成长的，强大的先导性知识承传，对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结构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诗性智慧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积淀，刘大先认为：“其实所谓诗性思维，就是指不同于被工具理性或者功利思维所异化的那种充满原初情感和本真语词，它们在主流认知框架中具有了‘陌生化’的效果，其实就具体某个民族的诗人而言，它就是日常、自然、贴近烟火的书写。无论是从风格、意象、意境，还是从象征、隐喻、直接或间接的抒情来看，都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部分。”⑦同时，少数民族作家也常从自己民族的神话原型中找到创作的母题，表达对民族过往历史的一种由衷敬意，借此寻找民族未来的起始原点，这亦是文化记忆的一种反映。
    针对当下发生的少数民族文学实践，刘大先做出了五个方面的归纳：一是怀旧与物哀的主题，二是地方性关怀与生态的诉求，三是女性文学的蓬勃葳蕤（女性作家以其姿态各异的表述展示了新世纪少数民族女性的生存和情感状态），四是母语、翻译与文体创新，五是权势转移与边缘崛起。通过这些带有普遍性的情感分析，勾勒出各民族文学从差异性到再融合的发展轨迹，触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与表现形式。在进行大量文本阅读和辨析的基础上，他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划分为三类：一是竭力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属性，自觉意识到是为本民族书写（如张承志）；二是认为文学是天下公器，不应该为自己狭隘的民族情感所局限，而要把自己的创作归结到为整个艺术、体现人类的关怀的高度（如鬼子）；三是不回避书写有关本民族的题材，但也不可以强化族性色彩（如乌热尔图）。在看似同一化的“民族文学”标示下，其实潜藏着显明的写作趋向分野，对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亟需建立少数民族的“作家学”。而就当前的研究来说，重点应是充分发现、挖掘、诠释作家作品中的异质性因素，寻找它们为文学书写带来的新鲜审美经验与原创性活力。
    沿着文化记忆走向诗性智慧，再到情感轨迹与价值取向，刘大先进一步辨析“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能够与主流文学相区别的文学质素：“少数族裔在使用民族共同语写作的时候，往往还是会流露出有别于主体族群的风格特色。……地域文学风格的形成，出了地理自然环境之外，就是作为存在家园的语言所生成的风俗礼仪、禁忌与图腾、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而文学的地域特色说是个人化的风格可能更恰当。因此，文本的缝隙处总还是会流露出族裔差异的影子，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族裔作家今日可以称之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根据就在于此。”⑧在他看来，少数民族作家比汉族作家存在着三点优势：一是母语与翻译文学，翻译中常常会有对于源语言的归化，带来语言的陌生化；二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书写提供了有别于工具理性或市场功利的认知范式；三是少数民族文学携带的地域差别，不仅是边缘目光的转换，同时也重新绘制了文学地图。但是面对有些学者担忧的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剧，原来占据优势的“民族性”会自然削弱甚至消失，刘大先又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没有什么静止不变的‘民族性’，……作为历史中人，少数民族作家在哪里，他的‘民族性’就在哪里，这个民族性显然不是某种符号化的印象，而是内化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如果改变必然来临，那也是历史理性自然的选择。”⑨少数民族作家们自有其感应社会律动的独特性，把握住这种律动，就能有效触摸其创作的美学内核。刘大先从族裔、地域、民族记忆等角度切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内面，寻找到文学研究最为本质的理论内核，有提纲挈领之效。他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中体现的权力与政治问题，空间视野中的地理与现象问题，文化形态冲撞中产生的混血、游移、跨界等问题，发问有力，常能穿过语言的迷障，至逼学问的核心。
    文化研究的批评立场只有落实在形式、语言、抒情方式、情感内核等层面才不至于沦落为空洞的言辞，这是刘大先在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化学术史脉络勾勒与政治化的理论建构之外的美学追求。我们可以将这种美学追求提炼为“千灯互照，美美与共”的核心观念，以及“多元共生，不同而和”的和谐旨归，即一方面接受主流美学赋予的我们关于文学的前理解，同时注意从具体的少数民族文学之中生发出具有独特性的美学理念，而让各种审美观念都有着表述自己的空间，从而形成一种对话式的、交互主体性的文学生态。这种理想化的文学生态既是文学民主化的内在诉求，也是文学自由的天然属性。如果说理论溯源让他获得了知识分子的严谨，这种美学设想则让他不至于窒息在学院派的枯燥呆板之中，而在批评中葆有了敏感的生机与灵动。
    三、宏阔多维的建构性努力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直处于尴尬位置，其阵容、成果及影响都无法与占据绝对优势的主流（汉）文学相比肩。但少数民族作家们深厚的民族属性和他们普遍赖以生存的鲜明的地域特性，使其作品具有迥异于主流文学的艺术质素。聚拢、归纳、研究这些文学的成因及规律，将其放置于中国文学的整体维度上进行艺术考量，可以有效矫正因某种陈规或偏见而造成的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短视，为单调的文学维度增添更为丰富的艺术内涵。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寻找其与主流文学研究相通的普遍性路径，并根据自身特性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亦可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然而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阵中，人数的屈指可数，队伍的青黄不接，观念的陈规老化，已为学界共识。许多研究者，因其具有少数民族的身份，固然能够入乎其内，深度探究潜藏在民族意识深处的诗性因子，发现常人所未见，可又容易陷入一种爱屋及乌的情感模式中，难以做到出乎其外。在此意义上，我们期待更多具有多元视角的研究者出现，期盼更多优秀的汉族学者加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如李晓峰、姚新勇、刘大先、邱靖等，他们深厚的理论积淀、扎实的学术训练、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诗性的语言表达，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格局的开拓带来了新的活力。
    就刘大先而言，在宏阔多维的理论开拓同时，也注意到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他的学术目光回溯到晚晴，沿五四新文学一路走来，对已进入现当代主流文学行列的老舍、端木蕻良等重要的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建立起审视民族文学的重要参照。他做的一系列旗人文学研究，追溯从19世纪中叶直至20世纪中叶的满族作家，如斌椿、顾太清、文康、汪笑侬、蔡友梅、穆儒丐等人⑩，补苴罅漏，抉微探隐，构成了主流文学史书写脉络之侧的隐伏的一条线索，仿佛伴随着主流一同奔涌向前的暗河，对于丰富文学史的认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对于某些一度被遮蔽的文学史材料的重新发掘的问题，而是一种思维范式意义上的转型，正是基于视角的转换，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生态与格局呈现出驳杂多样的谱系。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背后都敞开一块充满神奇色彩的世界，其歌谣、服饰、美术等艺术样式，都为作家文学走向丰富性提供助益。刘大先于2012年出版的《时光的木乃伊》，以他者的目光对中外少数民族电影、民俗学纪录片、人类学影视进行系统介绍与评价，梳理与解读新世纪以来的流行影像文本，以此透视中国社会的各种精神侧面，描绘出一幅当代华语影视圈的“众神肖像”。 这种跨界的尝试与努力，依然充满了对当代人情感走向与心理变迁的深切关注，并有效获取影视与文学之间的互文性解读视角。此外，对收集口传文学和进行田野作业的持久热情，也使他有着与纯粹学院派批评不同的鲜活生命气象。而对于古代民族分属的溯源，对“民族”一词现代性起源的梳理，对国外族裔文学的比较，对以后殖民理论解析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尝试，均可见出他的理论雄心与批评活力。庞大的阅读量和对各种知识的吸纳吞吐能力，使刘大先的民族文学批评呈现出厚重而丰盈的美学特点。
    一名优秀的批评家，在进行作品评析和理论建构的同时，应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尤其对存在不言自明的话语敏感甚至禁忌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言，更应该在与现实的短兵相接中，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彰显文学的力量。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刘大先敏锐地意识到文化安全的重要性。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因历史上没有书面文学，作家的培养与成长更是不易，本民族的作家某种程度上既是他们的代言人，也是其精神导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培养好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家，引导一种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认同，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维护边疆文化安全，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某些偏狭的民族主义者的论调，刘大先看出其不良用心：“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常用话语策略是追溯历史仇恨，夸张现实民族差异，来强化民族认同，但是在歪曲真实本相的同时，并非其本民族之福。……为了追求所谓的真理而冲破一切禁区的藩篱反而容易造成灾害性的后果。” ⑪所以他强调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即往往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少数民族一旦认同了主流的儒家主导的多元文化，便被视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一份子，反之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也为整体的中华文化贡献了自己的营养与成分，丰富其内涵与外延，这是个华夷交互的过程。” ⑫在事关大是大非的文化争锋中，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敞亮自己的观点，对那些彰显仁爱、友善、团结等人类优秀精神质素的好作品给予不遗余力地张扬，引导、建构文学的正面价值；相反，对宣扬分裂、落后、反动的腐朽文学，予以强烈批判，让文学真正能够浸润品质，濡染人心。这是负责任的批评家所应秉持的价值立场。
    刘大先是一个有着坚定学术信念的批评家，他选择以少数民族文学作为驰骋才华的疆场，与其不为流俗所同化的抱负有关：“今日研究少数族裔文学，其中一个意义就在于，从国家叙述的权力缝隙中溢出，谋求另外的叙述文学历史的可能性，这种寻求并非是简单的颠覆、拆解或者更换、替代，而是对某种单一模式的补充和丰富。” ⑬这种学术的自信来自于庞博的理论积淀，从他的著作与文论来看，几乎每论述一个现象或问题，都要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力求使难题在理论的介入中迎刃而解。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过度性阐释的另一种可能，从阅读感受看，拒绝了部分读者的审美习惯。然而，在亟需进行理论重建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任何一种尝试与努力都应得到提倡，更何况在之前的学术探索中，这种尝试与努力的成绩已有目共睹。
    正如刘大先所说，文学批评是根植于人性本能的自然状态，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而言，批评意味着需要区别于一个普通读者的本能性意见，而具备自觉的职业素养。这种职业素养来自于知识性和认识论上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来自于批评的方向感和伦理学上的“善”与“真”，来自于批评的现实感与实践中的勇气、意志和乌托邦般的理想。⑭尽管立足于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批评实践，细观其背后的学术视野，他其实是站在更为宽广的“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背景中进行实践与操演的。新一代的批评家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如何继承前辈留下的遗产，如何直面自己时代的问题，如何与同时代的思想与现实进行交锋与对话，显然需要我们继续开拓新的话语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大先的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范例意义，启示着我们意识到每一个微小、弱势、边缘的话题所蕴藏的巨大理论潜能，而中国文学批评新的生机，正是孕育在批评家基于各自多种多样言说对象的可能性之中。
    注释：
    ①“授奖词”见《南方文坛》2014年第4期。
    ②⑥⑦⑪⑫刘大先：《文学的共和》，283、160、230、283、2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⑤⑧⑬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197—198、85、165、2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李晓峰、刘大先：《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2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⑨刘大先、周明全：《对少数民族文学不能因“无知”而去“无视”》，《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
    ⑩参见刘大先旗人文学研究系列论文：《论近代中国士人的首次西游书写》，《东方论坛》2012年第4期。《<红楼梦>的读者——<儿女英雄传>的影响与焦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期。 《汪笑侬:过渡年代的过渡人物》，《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4年第2期。《浮世民心——蔡友梅小说综论》， 《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制造英雄:民国旗人对于清初历史的一种想象——论穆儒丐小说<福昭创业记>》，《满族研究》2011年第2期。
    ⑭刘大先：《批评的专业素养》，《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