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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接触到薛舒的小说是《记忆刘湾》，情节都已经有点模糊，却记住了一个细节——张光明曾借过几本书给玲宝看，“但是她连半本也没看完就还给他了，还说有这工夫不如打打毛衣，纳纳鞋底”……记得这个细节的原因是总把这段与另一个小说《哦，香雪》联系到一起。香雪不要“金圈圈、手表、发卡”却无比渴望得到一个“铅笔盒”，“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叫人瞧不起”。铅笔盒这个道具无疑表达着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引发读者一致好感，以这份阅读感受来面对玲宝的举动，反应可能恰恰相反：揶揄？反感？总之这个女人有几分粗俗。但薛舒没有这样写，她不动声色。从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香雪的故事很难继续讲下去，那些在一个诗意的瞬间被现代化的热望与想象所催醒的个人，在后来急剧变动的现实中，到底走向了何方？说得学究气一点，香雪以模仿的方式来获得主体性与“个人觉醒”（就如同在更早的故事中，喊着“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恰恰是一个被干涉、被权威从外部导入而塑型的“自我”）；但玲宝不必，她理直气壮的拒绝，就这样自在、神气活现……必须承认这样的比较很粗糙，根本没有考虑到两部小说“讲述故事的年代”与“故事讲述的年代”及地点的不同（刘湾位于上海近郊，不像香雪所在的、藏在深山里、似乎长期隔绝于都市文明的台儿沟小村）。不过，玲宝终究是薛舒创造的，更何况，虽然从普遍情形而言，不管是在现实还是个人感觉中，如玲宝这般的理直气壮，往往在城乡差距无可弥合的拉大过程中被扑灭；但薛舒笔下，“日子还是依旧在过着，……如李季生和玲宝一般过得有滋有味”。
    玲宝的这份理直气壮，来自于民间这一“共同体”以及深植其中的生活理想、观念和选择。或许要过很久我们才明白，这一共同体和按照其自身逻辑发展、演绎的理想、观念和选择，可以为个人提供温暖的庇护，避免孤零零地暴露在今天的城市、市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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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体贴到这方天地的“好”，原来并不容易。
    在一篇类似创作谈的小说中，作家魏微写道：“我们在自己的笔下和异性谈恋爱，窃窃私语。我们在自己的笔尖底下跳摇摆舞，尖叫，做各种怪异动作，活蹦乱跳又快乐不已。……性成了一种支柱，甚至不能不写。”（魏微：《一个年龄的性意识》）这本来是小说里的人物描述自己先前的文学习作，但在那些年里很多“70后”女作家的笔下都可以得到反复验证，同时这成了魏微反思的起点：写作题材在受到一段时间内市场轰动效应的刺激后，往往会成为某种本质性的规定，具体地说，要“论证”“现在和从前”相比较的“不一样”，以及自我“迥异于别人”的“个性才华横溢”，就必须迷恋、认同这样一种“尖叫”。这个时候，由“尖叫”所表达的代际独特性，到底是成就了独特，还是画地为牢般封闭了个体生存原该所有的丰富可能。“跳摇摆舞，尖叫，做各种怪异动作”，以及酒吧、俱乐部、豪华公寓、星级饭店、高尔夫球馆等自以为和独特经验相关的、大量自恋性的细节，“其实是社会总体想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总体想象指向域外、接轨、全球化，指向俗话所说的‘现代’，对于自身的现实，已经不是不满因而要改变它，而是，根本就不想认识自身的现实而渴望用另外一种全新的现实来整个地替代它。”（（参见张新颖：《知道我是谁：漫谈魏微的小说》）
    那么反过来说，清理代际经验后获得起点，反省、脱离以“性”、以“跳摇摆舞，尖叫，做各种怪异动作”为“支柱”、“甚至不能不写”的被强制状态，就同时意味着重新打开视野，发现生命的履历，置身于此时此地的生活。而年轻作家在写作经验积累的过程中，一旦寻找到其来有自、可以“作底子”的原在世界，则佳作“纷至沓来”，比如魏微之于“微湖闸”、鲁敏之于“东坝”、薛舒之于“刘湾”……
    蔡翔先生在《何谓文学本身》一文中，记述过如下一则经历：
    1999年，我在主持《上海文学》日常工作时，曾经在刊物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城市地图”的栏目，当初为这个栏目撰稿的作家年龄许多都在四十五岁左右。也许是受其个人经历、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些作家所描写的对象大都集中在城市的北部，提供的是一个历史的、底层的上海。大概在一年多以后，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出现，也就在这个时候，淮海路、南京路、徐家汇等等所谓的“高尚地区”在这些作家的笔下频频出现，而其所提供的场景、人物、情节等等也时有雷同之处。这些作家未必都生活在这些区域，而其个人记忆也未必能由这些生活概括……
    这里所谓“一批更年轻的作家”与“70后”大致重合，在他们笔下，环绕着“淮海路、南京路、徐家汇等等所谓的‘高尚地区’”的“这些生活”是最重要的创作资源，而“个人记忆”只有有助于铺垫或渲染“这些生活”时，才会被引入小说加以有限度的展现；否则，干脆只字不提，不让成长在身上留下任何烙印。这已然成为记忆与写作的强迫症，它必须强调某一方面而对另一方面加以掩饰，所有的删减、强化、修饰与改写，分明都服务于“这些生活”，汇入上文提及的“社会总体想象”中。薛舒写过一个中篇《阳光下的呼喊》，笔触似乎是反省式的，小说末尾“我”要去远方读大学了，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去追踪我用幻想虚构的祖辈历史了。……我承认，我的祖籍，就是长江对岸的苏北，我的先祖，是农民，贫穷、荒蛮，而且，从来就是。”这番感悟的意义并不在于父母/故乡与传统/历史的相互叠加、指涉而产生的归趋力，而在于对“自我”的一种落地生根般的安放，如哲学家诺齐克所说，“当人生的活动渗透着”省察与反思时，“我们所过的就会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两年前《作家》杂志推出“《作家》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十周年纪念专辑”，在速成速朽的今天，经受住时潮淘洗，也并不容易。其中一位作家在文章里记下她过目难忘的两段话：“我不断劝告那些跟我学编剧和导演的年轻人，必须去审视他们自己的生活。不为写书或剧本，而是为他们自己。我常对他们说，试着想想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使得你会坐在这里，在这张椅子上，在今天，在这么多人中间，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必须知道这些。这是起点。”“我试图领悟是什么把我带到了人生的这个点上，因为没有这种真诚、彻底及无情的分析，就没有故事可讲。如果你不懂自己的生活，那我想你也不会明白故事中那些人物的生活，不会明白别人的生活……”两段话来自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上文中所谓省察与反思，庶几相当于这里“真诚、彻底及无情的分析”，在清理好自身经验之后，终于择出了真正的出发点。
    我之所以觉得薛舒与众不同，原因之一在于和其他同龄作家相比，她似乎不怎么费力，就领悟“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懂得“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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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舒在刘湾的自在天地里流连忘返，但民间世界从来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不断与外界交流，也承受主流社会的撞击。就好像浦东机场造到了刘湾镇旁，小凤仙每次望见头顶上飞往世界各地的飞机，心下总有百感交集。《哭歌》写世道变化、文化沦落，表面上看是个悲伤的故事。但细细想来也未必。邱站长成立的公司，与传统梨园乐班等各种民间社会的艺术组织一脉相承，本有其二重性：从事者天赋异禀，为艺术家；同时又是卖艺人，以表演换取生存条件。邱站长在传统典籍中稽考挽歌资源，深入乡间采风，推陈出新又有助于他组织丧葬服务，由此获得不菲收入。既接续、传播民间艺术文化，也能在现实社会中自力更生，未尝不能走通两仪。小凤仙的人生轨迹在现实层面来看诚然不幸，但在更内在的意义上，我们又发现这是艺术精灵从懵懂到自由的天路历程：小凤仙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起初成为艺术工作者多少有点实现明星梦的虚荣，渴望被鲜花、掌声簇拥，后来替人哭歌尽管在收钱时客气一番以示“不仅仅为赚钱”，但这终究是谋生手段。至为精彩的是小说结尾，那曲为自己谱就的哭歌“逐字逐句地在她心里呈现，只要一张开嘴巴，那些句子，那些曲调，就会止不住飘然而出”，此时已不在乎周围环境和他人可能产生的异议，“她果然张开了嘴巴”……这一刻，小凤仙的肉身将其饱经沧桑的生命信息最终送抵、交融到哭歌艺术之中，已分不清哪是曲、哪是人；这一刻，断念功利意识、了却世俗职能，不再为求取他人满意；当肉身气息行将陨灭之际，正是艺术生命褪尽杂质、沛然升华之时。人间绝唱开启了艺术天堂，伴随着这一曲“亲人啊！侬走好啊——”，我们不正看到艺术精魂脱胎换骨、扶摇直上……中国文化史上自古以来不乏“礼失求诸野”的事例，何况昏默的民间大地中自有艺术信息在孕育、积蓄、传递、融淬，总会在特定的时刻浴火重生，就好像一个个、无数个小凤仙转世而出……
    《太阳黑子》是让人难以释怀的小说，“普通人啊，怎能没有一点普通的小小贪欲？”凌中圣眼睛死死盯着耀眼的太阳，“感觉大脑异常清醒”：不要让贪婪腐朽纯洁的心灵——可惜这已是生命最后时刻的领悟，他没有机会了。薛舒对笔下人物的考量如此严苛、不苟且。如果说《太阳黑子》体现了惩戒和哀怜，那么《麦粒肿》则流露出作家的善意和珍惜，小说将文学隐喻如盐入水地融入日常生活的叙写中，技巧已非常纯熟。但我更看重的是技巧背后小说家的善意。一次意外，女人起了没来由的醋劲和恨意，于是暗中较劲……这样的故事往往引向无法收拾的地步，但薛舒将可能汹涌恣肆的水流按捺下来，“人的眼睛是很容易长麦粒肿的，细菌一进了眼睑，就容易发炎，……只要及时疏通消炎，就能痊愈，……眼睛依然清亮，没什么后遗症”。这两部小说都安排了与眼睛有关的细节，其实背后是薛舒在打量吧，她观察世事纷扰，窥测人心波澜，不管是惩戒和哀怜，抑或善意和珍惜，她都秉持着不愿放低的瞩望和信念：我们应该过美好的生活、有健全的人性；无论在何种境遇里，你都可以选择；而你的选择，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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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多年前就说过“城市无故事”，薛舒长期生活在上海的近郊县区，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自身不懈的努力，使得她的笔不像很多都市作家那样，被前文引到的那个“社会总体想象”所板结住，而能呈现出城市经验的参差形态，在生活的褶皱里寻觅流淌的诗意。
    新世纪以来，对当代文学的焦虑从未停歇过，“垃圾论”、“死亡论”、“炮轰”层出不穷。其实，对于优秀的作家而言，不管时代怎么转换，文学怎么被排挤到边缘，文学的意义从来就不是问题。薛舒自然不必去理会这些争论，只见她不断有新作问世，依然是沉稳地用心经营文学品质。与当年炫目的美女作家相比，薛舒往往显得低调（她们是同一代人），在文学的年轮中默默成长，积累、沉淀之后给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感觉。春来草自青，对于薛舒来说，也许收获的季节刚刚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