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散文名家，梁衡先生的政治散文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指出，早年他的创作也沉浸在自然山水的咏叹之中，但从1996年发表《觅渡，觅渡，渡何处？》开始，他的创作转向政治题材，他将这类创作命名为政治散文，并对政治有自己的解释。梁衡的这一创作转向，意味深长。
    如果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的话，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当梁衡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政治散文创作之时，中国的图书市场和报刊杂志流行的，是闲适散文和冠之以各种名目的“小”散文（如“小女人散文”等）。这类作品，关注个人的感觉、感官，沉浸于一己视域之内的所见所闻。但梁衡的作品与此不同。或许是因为记者的职业习惯，或许是领导职务的岗位意识，反正梁衡走上了另一条散文的创作道路。梁衡发表《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用文学诠释政治》等文章，鼓吹作家在当代政治面前，不能失职、失声、失位，而应该有所作为。只不过他所理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照相式的反射关系，而是立足于文学主体，具有审美内涵的特殊方式。他选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瞿秋白、张闻天、彭德怀、方志敏、朱镕基等政治人物，作为他散文抒写的对象。由于这些政治人物的重要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得梁衡的政治散文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人物、大事件打交道。梁衡笔下的那些政治人物，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会有怎样的评价，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终将是抒写中国现当代历史无法回避的对象。以毛泽东为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个性和所作所为，影响了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对这样的历史人物，后来的文学家们将会怎样来描写呢？这对写作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有过“文化大革命”经历和下放内蒙古基层锻炼经验的梁衡，不可能忘记这段历史。他在《假如毛泽东去骑马》《毛泽东翻脸》等作品中，以检点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在客观的叙事中，包含了较多的批判内容。如毛泽东在共和国时期，对昔日的战友彭德怀、张闻天的“翻脸”，在梁衡看来，不仅是缺乏领袖人物的雅量，更是与一个执政党领袖的党内民主意识的缺失有关。但梁衡并没有意气用事地将毛泽东矮化。毛泽东在作者的心目中，不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之辈，而是有雄心有作为、敢作敢当的领袖人物。正是有着这样的认识，作品跳出了个人恩怨的小世界，选择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述说领袖人物的个人情怀和性格魅力。
    散文中的历史人物与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人物，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区别之处。这相同之处，是要求叙事者对历史人物有一种恰如其分的把握，也就是分寸感。如果叙事者所描写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人物本身相去甚远，或者将那些皮毛的事件无限放大，而失去了对历史人物把握的应有分寸，那无论是散文创作，还是历史研究，都会陷于失真的状态。对大人物的把握，应该着眼于大视野，不能被一时一地的恩怨得失困住了手脚。所以，梁衡在他的政治散文中感叹历史的无情，历史不会因为政治人物遭遇不幸而停止自己的脚步。事实上，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物，有哪一个没有遭遇人生的坎坷和委屈呢？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到邓小平、彭德怀、张闻天，梁衡注意到政治人物这一职业角色的历史担当和必须承受的命运坎坷。但作者写得最为动情的，是瞿秋白和张闻天这两个人物。给人的印象，这两位中共总书记似乎是走错房间的历史过客。他们本是文人，一个文采飞扬，一个思维缜密，都是做文字工作的好材料。但在那个国难当头，社稷民生问题逼迫着他们不得不有所思考，不得不走出书斋，进入社会实践的行列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将个人的利害得失放置一边，毅然加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这样的历史觅渡者，无论如何都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而且，就当事人而言，面对厄运降临，哪怕死神站在面前，他们也毫无畏惧。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坦然剖析自己；张闻天写下了《人民群众是主人》《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敢于同个人迷信叫板。这种书生报国的壮举和光明磊落、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至今都让人感动。
    历史材料要真，但具体表现上，散文创作与历史研究之间，两种形式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从散文创作角度来讲，写作者应该是以一种文学的姿态来接近历史人物，而不是论说历史人物。那么，文学的姿态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梁衡在《关于写伟人》中，有自己的创作心得。他说，文学创作就是要通过具体描写，来沟通历史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文学不是要读者接受伟大人物是伟人这一结论，而是“要把这个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就是要把这结果之前的过程揭示出来，就是要沟通情理，有血有肉，让读者觉得可亲可信。”梁衡的文学尝试，是从那些生活小细节的提炼中，捕捉领袖人物有血有肉的丰富性。如瞿秋白与觅渡桥的关联，邓小平与落难南昌时的一条小径的关联，毛泽东与骑马、彭德怀与太行山的关联。通过这些细节的提炼与文学想象，领袖人物与冰冷的历史往事之间，似乎有了一种情感的温度，在这种情景交融的世界里，读者似乎也更容易走进作品的世界，体会领袖人物的历史处境与伟大胸襟。
    事实上，梁衡对这些领袖人物的抒写，是有感而发的。从文脉的传承角度，他看到中国历史上那些鸿儒大家，很多都是身兼要职，是有着文学情怀的实干家。在他的《读韩愈》中，他高调推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韩愈的伟大，不在于他留下了多少名篇佳句，而在于他是一个体恤民情、敢于直言的忠臣。在《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中，梁衡让我们再一次重新思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警示之语，是怎样从一位文学家的心间流淌出来的。这些文学大家，不知是为文而造情，故弄玄虚一番，而是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感受到不平，感受到满腔报国热情无法实现的愤懑。梁衡选择政治题材的散文创作，从根本上，是延续着这样的文学传统。当然，他的这些文学主张，在有的人看来，是十足的文学功利主义。梁衡似乎并不回避文学功利主义的看法，但他的文学功利主义，强调的是文学要接地气，要正大正气、至刚至强地立足当代生活，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不笼统反对抒发个人情感的抒情散文，但反对文学的轻质化，厌弃那些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轻飘飘的文字。他赞赏不平则鸣、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文学。冯牧先生在评价梁衡散文作品时，曾肯定他的散文中所流露的积极向上、乐观、赞美的基调。从这一意义上来解读梁衡的政治散文，我以为不只是能从其中看到梁衡的人生态度、政治追求，也可以从中看到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梁衡追求的，不是口头文学家的虚名，而是于社会和人生有着切实促进作用的文化创造。所以，当很多写作者钻进自己的小天地自我陶醉、自我欣赏时，梁衡大声疾呼，文学要有一种大境界、大格局，文学在现实政治面前不能回避、绕着走，而应直面迎对。这样的文学之道，在很多文学家看来，是一条自寻烦恼的畏途，但梁衡却愿意以自己的创作，来践行这样的创作理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