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清思集》是一本关于艺术品收藏的百科全书。和同类书籍相比，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本书从记者专业访谈角度出发，通过专访艺术界知名人士，深层次剖析艺术圈现象，反映艺术市场的发展；二、这是首本从古董艺术一路贯通、涵括至近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图书。本书以《大公报》收藏版“汲宝斋”的每周一篇专栏为主，涵盖了笔者曾在专业文学、美术杂志《明报月刊》《典藏·今艺术》等刊出的专访。 收录了笔者与近50位海内外知名艺术家的访谈，包括：常沙娜、陈丹青、林璎、翟健民、张颂仁、仇国仕、李立伟、李禹焕、小汉斯、侯瀚如、冯博一等。 此外，本书探讨了艺术市场的投资、购买、运作等问题，除了给予读者艺术品欣赏的知识，还会为他们的艺术投资指明方向。
    1948年12月，“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曾在《大公报》连载七篇题为《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的文章，为维持敦煌研究所的工作摇旗吶喊。67年后，常书鸿之女、著名工艺美术设计家常沙娜，借2015年初深圳举办的“花开敦煌——常沙娜图案研究与应用展”南行来港。
    84岁的常沙娜，身上有一种祥和与静谧的气质，语速慢慢的，故事在她的口中，总是娓娓道来。
    1927到1936年，常书鸿留法学习绘画，当时的妻子陈芝秀也在法国学习雕塑。常沙娜在法国里昂出生，名字也有其父母留洋时生活的那种浪漫。常沙娜说：“我的名字是个法语单词，La Saone（音同中文的“沙娜”）是里昂的一条河，父亲的挚友吕斯百、马光璇夫妇（画家），王临乙、王合内夫妇（雕塑家）给我起的。”
    谈及父亲常书鸿与敦煌的情缘，常沙娜说难以一言蔽之，最早要追溯到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上见到伯希和（Pelliot）的《敦煌图录》。“他（常书鸿）翻看了好一会儿，问摊主多少钱，他买不起，但又十分喜欢，就有些犹豫。摊主告诉他在吉美博物馆这些馆藏都有得看，他听后马上就去了，看完就被敦煌艺术彻底吸引。总是想着快点回国，去敦煌。”
    “说来容易，可是怎么去敦煌呢？”常沙娜莞尔一笑，问道。
    1936年，常书鸿放弃在法国优越的生活，只身回国，回来后未能直接到敦煌，而是先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1937年，常沙娜随母亲回国，旅途中正逢国内发生“七七事变”。刚满六岁、一句中文不会讲的常沙娜，面对逃难的洪流感到不知所措。
    “我们一家随北平艺专停停走走，一路迁校至‘大后方’，可以说真的是饱经风霜。父亲为了校址的事情不能整日照顾我们，我和母亲几次都险些丧生在日军大轰炸中。最后好不容易来到重庆，在凤凰山的磁器口刚安顿下，但父亲呢，他又在酝酿去敦煌的计划了。”
    当时，常书鸿的“敦煌朝圣梦”不被妻子陈芝秀看好。至于敦煌是什么样子，幼年的常沙娜更未曾想过。好在1942年有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推荐，常书鸿出任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在几次辗转后抵达敦煌。
    谁也没料想到，常书鸿在黄沙漫天的敦煌，一留就是40多年。
    常沙娜曾问父亲“这么苦是为了什么”，常书鸿泰然作答：他为的是保护好这些在荒烟无际戈壁滩上沉睡了千余年的瑰宝，不让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之辈，美国的华尔纳、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鄂登堡之流在莫高窟肆意掠夺的悲剧重演。
    常书鸿在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对此“守护敦煌之决心”亦作出描述，他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八章，从第三章到第八章皆为回顾他坚守在敦煌终生的历程，在“去”与“留”之间，常书鸿对敦煌曾作出三次庄严的承诺。
    其中令常沙娜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1945年，母亲陈芝秀因生活的艰苦与宗教（信奉天主教）等原因，离开常书鸿及一对儿女，出走兰州。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常书鸿很痛苦，但脑中浮现出的竟是敦煌莫高窟第二百五十四窟北魏的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常沙娜引述其父在回忆录中写到的话：“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九层楼的风铃如泣如诉，勾起我万千思绪……同时，《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画风与寓意强烈地冲击着我，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你看，常书鸿很顽强，因为他是个地道的杭铁头！”
    常沙娜特意用杭州话来讲“杭铁头”这个称呼，她续言：“父亲身上有种老杭州人的气质，耿直、专注，不畏艰难险阻。他总是要舍了自己去保护敦煌，这是他在履行‘舍身饲虎’的精神。”
    1946年，因国民党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回重庆述职，宣传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重要性。途经兰州，他举办了一场以敦煌壁画临摹为内容的“常书鸿父女画展”，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一位加拿大籍美国人叶丽华（ Reva Esser ）在展场当即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资助常沙娜到美国深造，入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
    两年后，常沙娜与叶丽华成行，临走时她不忘带上自己在莫高窟临摹的一百余幅画作。等到1950年12月，适逢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掀起，常沙娜与许多爱国留学生一同回国，但她此时在美国的学业才读了两年，学历还未拿到，可又不得不提早回国。常沙娜说：“我就是这样，许多地方都去过，好多东西都学过，只有个初中毕业证书。”
    即便如此，常沙娜却说她的人生给养主要来自敦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她愈发发觉到“源”与“流”不可分割的关系。对她本人而言，“源”就是流淌在她身上的敦煌艺术文脉，“流”则是时代生活所需的艺术设计的创新与发展。常沙娜随即感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就是敦煌艺术延续的文脉，这是一种民族性的、血液里的东西。”
    将敦煌艺术“学以致用”要数上世纪50年代在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日子。常沙娜当时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协助筹建营建系工艺美术教研组。“林先生扶病带着我，还有另外两位研究生钱美华和孙君莲，对当时濒于停业的景泰蓝工艺工厂做调查研究，了解其工艺程序及材料特点，为这些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又便于生产的新颖图案。”
    也是从这开始，常沙娜醉心于藻井、华盖、背光、边饰等敦煌壁画中的常见元素。她以历代不同的装饰图案为题，研究如何再现建筑、景观、花卉、织物服装等装饰工艺技术的发展。敦煌图案的艺术精髓，在结合了材质、功能的考量后，被常沙娜运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民族文化宫、首都机场、燕京饭店等建筑物的装饰设计上。
    上世纪80年代，常书鸿曾在给常沙娜（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信中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是时候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了。”
    但如何才能最好的“渗透”呢？常沙娜思前想后，终于在1997年迎来机会。她借香港回归祖国，为中央人民政府设计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物——纪念性的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含苞待放”花卉设计的造型受到敦煌壁画装饰图案的影响。具体到纪念物设计的方向，雕塑需兼具“永久性、纪念性、美术性”，要体现中央赠送纪念雕塑的含义，又要考虑到香港喜于接受的寓意与形式，难度不小。在历时半年的设计、制作过程中，常沙娜先后参与了前期设计、泥塑模型、铸造、加工、吊装、验收等步骤。
    直到今天，常沙娜来访香港，总要看一看这《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她说：“这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标志与纪念物，也是海内外游客来港必会前往观赏的景观。作为设计师，我是很自豪的。”
    2004年，敦煌举办了“敦煌研究院建院六十年暨常书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常沙娜与弟弟常嘉陵主持恢复了常书鸿故居，设立了陈列室、办公室，并将常书鸿墓碑迁至大泉河对岸。墓碑上铭记着常书鸿守护敦煌文化遗产的毕生功绩，刻有赵朴初送与常书鸿的那句响当当的称号 ——“敦煌的守护神”。
    在笔者专访中，常沙娜谈及最多的还是家人。她时而停顿下来，问问身旁弟媳福兰（常嘉陵的太太）与堂姐常婷婷的意见，生怕自己遗漏了、讲错了父辈的故事。席间对话，也让常沙娜感受到时光倒流。她说自己老了，如今时常想起父亲挂在嘴边的座右铭：“青春不会再来。但不论有多大的困难，年龄大了，我还是要继续奋斗下去。”
    “杭铁头嘛！”常沙娜说罢，开怀地笑了。笔者知道，这个词不仅代表常老的慈父，也指她自己。
    石窟作画 恰同学少年
    敦煌莫高窟全长1618公尺，现存有塑像和壁画的石窟共计492座，所藏艺术品之丰，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画廊与彩色塑像馆。“若将这492座石窟中的壁画按五米高度并列排开的话，长度可达25公里，即便是乘坐时速25公里的汽车参阅画卷，也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和这些壁画打一个飞速的照面。”常沙娜笑道。
    2015年2月中旬，常沙娜第六次来到位于九龙钻石山的志莲净苑，并以漫谈的方式公开讲述她对莫高窟艺术的领悟、传承与发展。在讲座中，常沙娜讲起她在上世纪40年代初刚刚接触敦煌壁画临摹时的故事。那时，除了学习临摹技巧，常沙娜热衷于琢磨壁画后面的佛经故事，她总在思考，石窟艺术的创作者如何将丰富的佛传与神话题材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烦琐的佛家经典背后又蕴藏了怎样的哲理故事？
    在敦煌众多佛传故事中，常沙娜最钟情十六国北魏时期的《萨埵那太子本生图》（二百五十四窟）及《尸毗王本生故事》（二百七十五窟）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无论是“舍身饲虎”抑或“割肉护鸽”，这两则本生故事皆着重刻画了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不畏牺牲的泰然态度，而修身成佛所承受的经历必定是清苦而脱俗的。壁画塑造了鲜明的主题，配合暗褐色的基调，间以石青石绿、灰黑色的冷调，烘托了“舍身取义”过程中悲怆、凄厉的气氛。
    从1943年到1948年，是常沙娜随常书鸿在敦煌的岁月。近年新编出版的《常书鸿画集》，收录了常书鸿300多幅绘画作品及在敦煌时期的壁画摹本，涵盖油画、水粉、素描、速写等。这些画作按年代可分为四个时期：留学法国时期（1927年至1936年），回国初期（在北平、昆明与重庆，1936年至1942年），敦煌时期（1943年至1975年）及晚年（在敦煌、兰州与北京，1976年至1993年）。其中，画家有关莫高窟的创作最为人熟知。在敦煌期间，常书鸿描绘的对象却不限于佛教人物，当地的自然风光、农民老乡、工作组成员也成为他的灵感来源。
    常沙娜说，父亲在敦煌期间的作画融入了与过去（如巴黎沙龙时期）截然不同的情调与感受：“不论是哪个角落，凡能够触及画意的，他都不放过。”常书鸿在此阶段的画作注重内心的倾述，也体现艺术上的慰藉，将常氏一家在敦煌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融情纸上。完成于1943年的《莫高窟冰河上饮牧牛》，便记录了常书鸿“初来乍到”、在敦煌莫高窟安顿下来的情况。作品描绘了莫高窟大泉河上“天河一色”的冬景，将严谨的写实技巧融化在自由、抒情的笔触中。
    另一张绘制于同时期的画作《临摹工作的开始》，常书鸿则以女儿沙娜与研究员陈延儒的新娘为模特，以石青色调的“经变”壁画为背景。常书鸿着笔在人物面部，将古代壁画与年轻活泼的少女形象融为一体，构图与色彩处理统一、协调，画风颇接近敦煌壁画。这一作品象征着常书鸿1944年起全身投入敦煌研究的开始。
    临摹是常沙娜青春年少时最大的乐趣。按父亲常书鸿的要求，常沙娜在临摹初期先要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才能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父亲总说，要以‘舍身饲虎’的精神来做事，不要为了名利放弃敦煌艺术，更不能为了名利把社会搞乱。”第一次听到这话，年幼的常沙娜心中已悄然种下“奉献”的种子。直到如今，种子结成果实，体现在常沙娜曾临摹的各朝代之重点石窟壁画上。
    常书鸿严格要求常沙娜从客观临摹着手，由表及里，顺着壁画原来的敷色层次来画。常沙娜便每天早上兴致勃勃地登上细细窄窄的“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她对那时的作画情况仍记忆犹新：“父亲让我把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代各洞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在临摹唐代壁画时，他先让我向邵芳老师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法，通过临摹给我打下了造型基础。爸爸在每个环节上都耐心指点，要求一丝不苟。”
    常沙娜也讲述，她尤对北魏、西魏、隋代的壁画产生了特殊的偏爱，她喜欢这个时期的伎乐人和力士——那种浑厚粗犷的笔触，加上“小字脸”的勾点，神态和表情兼具洒脱情趣与装饰性。而这在常书鸿看来，又与20世纪前半叶法国画家鲁奥（Georges Rouault）的画风不谋而合，注重线条表现力的粗犷之美。白天入洞作画，到了傍晚，常沙娜也加入大人行列，跟随父亲学习自制土黄、土红、锌白颜料，还用矾纸、桐油纸代替拷贝纸，而这一切都引起常沙娜对绘画的极大兴趣。那时，十几岁的常沙娜跟随大人在石窟中作画，见过的人都称赞她画得比大人更好。
    60多年后的今天，常沙娜在画册上、在美术馆展厅中见到自己当年的临摹作品，她仍会“怦然心动”，她清晰地记得，每每画到兴致来了，她就在窟中放开嗓子唱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声音在洞窟中幽幽地回响，仿佛许多人齐声歌唱似的。
    和常书鸿一样，常沙娜在敦煌的日子是苦中作乐，她却兴奋地将自己浸淫在石窟的艺术世界。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有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有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有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有吴道子般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还有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
    满目佛像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这一切让常沙娜如醉如痴地画，用她自己的话讲，那时她“画得投入极了”。即便身处荒烟大漠，在敦煌的修行为常老一生的设计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久久难忘的敦煌情意结，也迫使她放弃了美国的学业，做出了与父亲一样的抉择 —— 在1950年决定归国。
    再看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精华，晚唐的《八臂十一面观音》及一百七十二窟的《观无量寿经变》，人们屡屡赞叹，常沙娜小小年纪就能把画中的佛教造像画得那样好，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临摹，她已将自己投影在画中。
    那么敦煌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
    常沙娜说，这是由他父辈开始怀抱的一个理想 ——“誓把青春献荒滩，献罢青春献儿孙”，献出了自己，还要献出儿孙，因为敦煌是个代代相传的事业。在常书鸿之后，敦煌研究院相继迎来段文杰、樊锦诗两代院长，史苇湘、欧阳琳、李其琼、马世长、贺世哲等研究员。可以说，开拓敦煌文化艺术的事业从未停步。
    而对常沙娜而言，敦煌艺术、花卉写生、装饰艺术设计、艺术设计教育，实为其这一生都未曾舍弃的四项事业。其中以花卉为灵感的创作，贯穿了常沙娜约60年的设计生涯，从纪念香港回归的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到她2001年出版的《花卉集》，花都是不变的主题。
    常沙娜喜爱画花，也爱观察不同种类的花所独具的美感，她以发现田野里、菜园中不起眼的小花为趣。就连2015年2月，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花开敦煌 —— 常沙娜图案研究与应用展”也是以花为名。这名字一来与常沙娜“沙漠之花”的美誉有关，二来配合了常沙娜透过花卉设计向父亲、向敦煌艺术献礼的心愿。展览集中展示了常沙娜近60年共约300件作品，囊括临摹原稿、设计的工艺品、创新的应用作品。
    谈起展览，常沙娜却是一脸的淡然：“我是不喜欢美展的，画一直都放在家中，但儿子崔冬晖一直鼓励我，那我就拿出来展览吧。在文化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及台湾策展人黄炫梓的帮助下，展览2014年7月自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始，现在来了深圳，明年还要去台湾、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年后可能会将终点站设在法国里昂。”
    “您盼望回到里昂吗？”笔者追问。常沙娜笑笑。毕竟是离开出生地80余载，毕竟是进行如此重要的一场“人生巡礼”，常老脸上露出难掩的期待。她转而答说：“父亲常书鸿到老都是乡音不改。他虽在西北生活了40多年，却仍操一口浓重的杭州口音。”
    1982年，常书鸿返回杭州，回到了母校浙江大学，并为学校创作了其晚年的最后一幅画《攀登珠穆朗玛峰》。恋乡的思绪令老人产生了要将尚存的毕生作品捐赠给家乡的念头。这位慈父晚年用杭州话，在女儿耳畔轻轻地讲：“我少年离乡，老大未归，大半辈子在异地他乡的大西北，我要让我的‘画儿’回家。”
    作者：周婉京，作家、艺术评论人、古器物收藏者。曾任香港《大公报》收藏版主编。著有《一个人的欧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