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如同创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逼迫一个意欲有所作为的作家最终必须交出个人的文学方案和艺术答案。小说如何与现实相遇，尤其是如何与现实中的苦难、困境、极境相遇，如何表达由此而来的凄惶、无力乃至绝望，这些都深切关联着作家、读者与批评家之间的想象域和精神域。中国当代作家与现实相遇的面向和路径丰富多样，如莫言多年来以魔幻现实主义持续对现实提问和发难，阎连科残酷怪诞的现实想像被批评家冠名为“神实主义”，贾平凹的《带灯》开始尝试带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现实呈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贯穿着寓言式现实表达的手法等等，阳关大道或是独木桥皆各有各的走法，其根本原因或在于当下中国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暧昧性和杂语性。现实成了小说家如鲠在喉的异物。现实自身提供不了确定与明晰，甚至现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写作的难度和诱惑也由此产生。
    一部作品如果能集中折射作家对现实发言的勇气和能力，能激发读者、批评者做出种种关于现实的比照、想象和言说，甚而拷问现实性的价值和意义，其文学担当的现实主义精神自不待言。新生代重要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新作《篡改的命》可视为叩击现实厚壁的担当之作。小说进入现实、现实进入小说的草蛇灰线在这部作品中明暗闪烁，令人击节或扼腕。
    一、“狭路”：乡村对城市想象的执念
    
    乡村与城市这两大社会空间区隔作为《篡改的命》现实想象的基本架构，是小说中所有沉疴痼疾、问题纠葛的根源。毫无疑问，将乡村与城市做二元对峙式的矛盾性处理，意味着小说将走上一条与现实相遇的狭路。作家东西要在这条狭路上成勇者之胜，只能放弃其它迂回曲折的想象方式和某种调和折衷式的想象路径。他选择了绝对化极端化的乡村对城市的想象：站在乡村遥望城市、从乡村出发奔进城市、城市是乡村的欲望与奢望、在城市的比照下乡村的破败贫穷更加一裸到底……如此，乡村在左、城市在右。这样的艺术冒险在多元文化语境里显得笨重、不聪明，尤其是在这个“滑行”与“骑墙”思维混水摸鱼的时代。然而东西似乎不惮于艺术远行。他的艺术冒险精神在另外两部同样可以视为“绝对之作”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和《耳光响亮》中早已显得饱满夸张。《后悔录》中性压抑与性罪恶错综交织，而“后悔”是那个无法改变的绝对量。《耳光响亮》中成长与反成长相互拆解，“父亲镜像”的缺失始终是一个神秘的绝对。至于那部饱受赞誉的中篇小说代表作《没有语言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艺术冒险的产物呢？他的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上看似充满尝试性、可能性，但最终竟都走向绝对、极端的艺术境遇。《篡改的命》的艺术命运，别无选择。东西以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创作速度，再次执著地走向他的艺术绝对。
    汪槐这一人物形象或许最集中体现乡村对城市想象的执念，作家塑造他时下笔极重，用力也狠。农民汪槐的城市想象比村里其他任何人都来得强烈急迫，虽然和刘白条、王东、张鲜花等村民一样在乡间苦挣苦熬，但他那遥望城市的孤独姿态将他和一般村民区别开来了。“汪槐每天都坐在轮椅上朝拗口遥望”，遥望的目标遥远而明确——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他的“乡村/城市观”始终坚定不移。他认定贫瘠落后的乡村是一个“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鬼地方”，所以对儿子汪长尺的激励是“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输了，输在起跑线上。”[东西：《篡改的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82页。]青年时代的汪槐曾经参加县城里的招工考试被人冒名顶替，这个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使他对城市的念念在兹更晕染上了一层酸楚痛切的灰色情绪。随着现实生活的残酷加剧，汪槐的城市执念一步步走向绝对。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儿子争取上大学名额而到县教育局以跳楼相逼的他，摔断双腿后失去劳动能力，乡村已无法为他提供生存依据和保障。“这地方粮食不值钱，牲畜不值钱，连人也是跳楼价，老子一分钟也不想待了。”[东西：《篡改的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54页。 ]他对着乡村发了一辈子牢骚，终于做出惊人选择，到城市去讨钱当乞丐。原本不愿离开乡村的妻子刘双菊被他一番城乡对比的大道理教训“洗脑”后，跟随他一起来到城市。但面对儿子汪长尺犹如站在道德法庭上的痛心质疑，汪槐和刘双菊放下金钱的考量，在“农民的收入不一定比乞丐高”与“做农民比做乞丐好听”之间选择了身份的尊严。[东西：《篡改的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59页。]
    从小说叙事的历史时间看，农民汪槐的城市想象源起于城市现代性构建之初，而随着现代性全面作用于城市肌体，并由此影响到乡村的命运，不同发展阶段农民进入城市的种种体面方式都没有逃出汪槐的锐利观察。从最早的闹革命式进城，中经招工考试进城，再到晚近的高考转干式进城，汪槐的乡村/城市生存领悟和观察看似简单粗糙却不失深刻。这些人生领悟被他当成重要的人生观、命运观灌输传递给儿子汪长尺，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儿子的城市想象。城市成为汪家父子两代人的梦想起点和目的地。小说临近尾声，成了魔公的汪槐为儿子的亡魂超度，在他带领全村人一起决绝地催促指引下，汪长尺的灵魂果然“到城里”投胎成功。这是小说唯一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也是小说中乡村对城市想象的执念到达顶峰的一刻。
    小说与现实相遇的狭路上，东西的身影并不孤独。鲁迅、老舍、路遥、莫言等现当代作家都曾在这条狭路上作过尝试和努力。鲁迅擅长机智戏谑地想象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现实关系，《阿Q正传》中通过乡下人阿Q进城撞见革命的悲喜剧及至他返乡后从语言到心理都来了一番“城市化”的革新，深刻揭示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在城市面前的进退失据和弱势窘迫。老舍的《骆驼祥子》干脆将老实正派的乡下青年祥子放到城市这个几乎集所有罪恶的实验场中，用一个好人变坏的道德悲剧和穷人无路可走的命运悲剧完成了伟大的现实主义批判。比较起来，鲁迅比老舍的乡村视点运用更直接显豁，并一直警示般地贯穿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对老舍而言，乡村成了人物祥子的一个身份背景或是命运提醒，但其观察的锐利和韧性并不输给鲁迅。当代作家中路遥应是这条狭路上的先行者。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盘根错节地铺陈着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肌理。《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的进城故事可视为汪长尺的命运前传，他们都在城市与乡村的博弈中质疑、完成着属己的城市想象。如果说高加林的城市想象侧重于城市如何满足主体的精神需求，他试图在城市建构起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那么汪长尺的城市想象侧重于城市如何满足主体的物质欲求，他拼命地为小家庭的温饱幸福洒下汗水。两个乡村青年在通往城市的逼仄小道上皆以失败告终。
    
    吊诡的是汪长尺的妻子贺小文这一女性人物对城市如火如荼的执念。她在与汪长尺未谋面之前便住进汪家，理由简单，就是听说他有能力在城里谋生。小说并未交代这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村女孩为何如此热望城市，能够成立的读解或许是城市现代性对女性主体的想象性召唤和征询。贺小文这一形象所蕴含的主体成长的危机，比之《人生》中高加林的初恋情人，对城市几乎没有任何欲求的乡村守望者刘巧珍更具现实的刺痛感和撕裂感。她直截了当地将婚姻作为未来进城的跳板，但这条命运之路凶多吉少，尤其对一个只有美貌、全无知识和技能的乡村女子。在城市金钱与幸福成正比的丛林生存法则下，她最终沦为出卖肉体的按摩女，甚至一天不去洗脚城按摩就会头晕睡不着，而去了能一觉睡到中午，“因为能赚钱，心里踏实。”[东西：《篡改的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24页。]这个黑色幽默式的“穷晕”了的细节设计是作家东西的原创性发现，对女性与城市二者之关系作了入木三分的揭示。一面是女性身体感觉的真实性，一面是城市对女性身体的压榨、扭曲和重塑。女性要在这样的真实与荒谬、主动与被动的悖论中完成女性主体建构和自我认同显得异常艰难。目不识丁的贺小文凭借女性的直觉和感知力，对城市生存法则的观察和领悟来得一点不比汪长尺弱或者慢，她反问道：“没钱能有尊严吗？”[东西：《篡改的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35页。]这个判断的反命题“没钱能有尊严”，经过汪贺二人残酷荒诞的城市生活证明几乎不具备成立的可能性。
    东西用绝对化的极境书写传达着汪槐、汪长尺、贺小文这些乡村小人物对城市想象的执念。从终极意义上看“绝对”确乎缺少实体与实体的连续性，一如茨维坦·托多罗夫所说：“一切生活都是相对和绝对的混合，是在尘世生活下去的必要性和积极向上提升的不可退却的必须性的混合。”[（法）茨维坦·托多罗夫：《走向绝对》，朱静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86页。]在艺术世界里追求绝对将意味着与现实生活的实存必然发生某种断裂，但不可否认，绝对是有限而相对的人类生活的一个提升量，它阻隔着人对生活的一味妥协或屈膝讲和。追求艺术绝对的作家需要大的勇气和决绝。正因为在艺术表达上走向绝对，《篡改的命》才有了启示录的意义。
    二、“窄门”：伦理挚爱的终极意义
    
    晚年的米兰·昆德拉有一惊人发现：许多堪称伟大的欧洲小说都拒绝“生殖”，从《巨人传》、《堂吉诃德》、《汤姆·琼斯》、《少年维特的烦恼》到《追忆似水年华》等等，另外如司汤达、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伟大的小说家笔下主人翁“都没有小孩”，他由此下判断：“小说艺术的灵（或者说，是小说艺术的潜意识）厌恶生殖。”[（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与生殖》，出自米兰·昆德拉著：《相遇》，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48页。]这切中了西方小说（或者用昆德拉的命名“欧洲小说”）的命脉，在西方文化语境里，“个体作为一切的基础是一种幻象，一种赌注，是欧洲几个世纪的梦”，那么拒绝生殖的小说也就有了合法性：“如果有孩子，他（指小说主人翁）的生命就会被延续、被模仿或被怀疑，被维护或被背叛。”[（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与生殖》，出自米兰·昆德拉著：《相遇》，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49页。]从主人翁的拒绝生殖联系到文学呈现的精神性空间和主体性命题，或许只有昆德拉这样深谙小说艺术之灵的作家才能做出如此大胆的理论联想。
    昆德拉所强调的“现代——人（拒绝生殖的）——主体（个体）”的西方小说呈现路径，中国现当代作家也有过类似的书写，尤其是现代性语境下成长小说主人公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为了强调一个无可替代的主体（个体）的产生，就必然拒绝展示生殖问题。[参阅顾广梅著：《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然而，沿着昆德拉锐利的视线，一个启发性的反命题出现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笔下对生殖的多样化呈现可谓前仆后继，这又该如何理解？老舍、曹禺、张爱玲、莫言、陈忠实、余华、严歌苓、东西等中国作家从不同角度贡献过这方面的杰出思考，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常常经由生殖——伦理书写，获得象征性的精神意义和文化价值，成为一个“被完成的父亲（母亲）”乃至 “不朽的父亲（母亲）”，或者恰恰相反，成为“被质疑的父亲（母亲）”。东西的小说中，父与子的问题呈现已达昆德拉所谓“小说艺术的灵”的意义和高度，《后悔录》、《耳光响亮》两部长篇用寓言化叙事的方式来完成探索，《篡改的命》更直接地在小说与现实相碰撞的关口，将主人翁汪槐、汪长尺这对父子的命运传递和主体建构推至一扇有亮光透出的“窄门”。如前所述，命运给这父子二人开了相似的残酷玩笑——都被人冒名顶替而失去进城的机会，这是父与子精神接力的重要前提。在父亲汪槐的耳提面命下，汪长尺逐渐形成对乡村/城市的想象和判断。他在这个问题上稍有迟疑或者让步，汪槐便会恨铁不成钢地一次次启发训诫他，一面唾弃乡村丑陋的贫困，一面描绘城市美好的图景，催促甚至逼迫他放弃在乡村度过一生的念头。父亲汪槐如同一位强大而又悲壮的“卡里斯马”（charisma），凭借自己的“先行掌握”，帮助汪长尺走上精神成长之路。从此意义上看，汪长尺成为第二个汪槐，汪槐成了“不朽”的父亲。
    值得兴味的是，汪槐对汪长尺进行精神启蒙不是经由其它途径而是直接使用“生殖”命题，他的痛心疾首和循循善诱只有一个归结点——子辈乃至孙辈的命运反转：“你爷爷在这里播下我，我在这里种下你，结果我们都失败了。我们失败也就失败了，但再也不能让我的孙子失败。我希望他能在城里上学，在城里工作，不受苦，不受欺，没这里的胎记。”[东西：《篡改的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04页。
    ]汪槐对命运与生殖关系的悲剧性理解，催生汪长尺为了改变子辈命运而进城的雄心，情节转折的一个关键时刻自然迸发：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汪长尺立刻放弃原本要留在乡村当“农村仔”“泥水匠”的念头，他自觉不自觉地接纳了父亲的命运学启蒙，不甘心自己的孩子在农村生下来“又是一个汪长尺”，于是满怀改变家族命运的雄心壮志进城打工。贺小文也受丈夫身体力行的影响，默默认同了他的观点：“孩子高于一切。”
    “汪槐对汪长尺”、“汪长尺对汪大志”甚至包括“汪槐对汪大志”的生殖——伦理关系的反复书写，折射作家东西对乡村中国的生殖与伦理问题的深刻观察。迥异于现代作家们笔下的审视父亲及至当代先锋派文学中的精神轼父，东西借《篡改的命》逼近还原了父与子血浓于水的自然生命伦理。乡村中国生长起来的汪槐和汪长尺们便是靠着这样的生命伦理获得一种确定的、富有价值的自身规定性，他们的面目身体和灵魂，一个像极了另一个，更致命的是，他们的命运也无法摆脱因为身份（社会身份+伦理身份）带来的宿命般的限定。在父与子关系的视镜下，汪长尺和《人生》中的高加林拉开了距离。知识青年高加林，始终试图疏离农民身份的父亲[ 《人生》中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是一个老实巴交、一辈子窝窝囊囊的农民。]，精神归属上向往着父辈无力想象也无法企及的现代文明；进城农民工汪长尺，成长为父辈的第二自我，从精神意义上承接延续着“不朽”的父亲。1980年代路遥将主体成长设计为摆脱质疑农民父辈的过程，30多年后，东西却表达了对乡村父亲的遥望和致敬，其中的蹉跎辗转莫不是现代性转型在中国乡村日益加剧的结果？汪槐这一代父亲身在乡村心向城市的艰难背影召唤着子辈们走向命运改变之路。
    东西的人性观察和伦理追问剥茧抽丝般地在小说深处进行。一方面，汪槐与汪长尺这对父子彼此成为对方道德自审的最低标准。为了存活而在街头当乞丐的汪槐对儿子如是剖白：“我能忍受自己窝囊，却不能接受孩子没有尊严。”汪长尺答道：“我可以吃千遍苦，也不能让你丢一寸脸。”[东西：《篡改的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58页。]另一方面，小说中的汪家第三代汪大志成为汪槐、汪长尺自我道德拷问的最高标准。当汪槐愧疚自己做乞丐的耻辱时，想到的是对不起将要出生的孙子；当汪长尺后悔用爬上脚手架自杀的方式索赔时，说出的是“我给大志丢脸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血脉相连和伦理延续无疑构成此处的注脚。而当汪槐对汪长尺喊出：“要不是你，我早就死了一百次”[东西：《篡改的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93页。]，当汪长尺为了改变汪大志的命运毅然选择跳桥自杀——小说关于生殖与伦理问题的探讨推向了高潮，儿子是父亲活着或者死去的理由和依据，这一伦理逻辑根本区别于口口声声强调父大于天、子臣服于父的封建文化糟粕，而应视为梁漱溟所理解的中国“伦理教”，他洞见到传统中国伦理本位语境下血缘家庭的终极意义：“所努力者，不是一己的事，而是为了老少全家，乃至为了先人为了后代。……这其中可能意味着严肃、隆重、崇高、正大，随个人学养而认识深浅不同。但至少，在他们都有一种神圣般的义务感。”[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94页。]梁漱溟这种“伦理有宗教之用”的理性观察和情感体认，在东西的小说世界里以悲壮浓郁的父爱、以子对父的精神反哺得到贴切传达。
    《篡改的命》为主人公汪槐、汪长尺的现实与现世之路开启了一扇带有伦理宗教意义的命运“窄门”，他们用大地上生长起来的伦理挚爱完成自我的整全，悲怆地传递着宿命，既渺小得如蚂蚁（小说中多次出现这一意象），又壮大得如沉默连绵的远山（小说进行景物勾勒的极简背景）。对他们而言，伦理挚爱便是闪烁着神圣光辉、从现实中超拔出去的终极，是可以安妥自我的栖身之所。东西一反西方小说及至某些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拒绝生殖书写，在小说与现实相遇的时刻，给出了如此中国化的精神路径，饱含着对人的悲悯和对伦理之爱的深沉体认。
    三、旷野呼告：反抗荒诞
    
    如何呈现命运的乖张倾轧下个人与现实的交锋？作家常常在这个绕不开的地方留下力透纸背或者虚弱苍白的痕迹。东西饱蘸着痛苦的生命激情，将小说人物引向命运的壁立千仞，作旷野呼告。汪槐与汪长尺这对朴实中带着狡黠的农民父子，以内在的意志和希望，一次次地反抗命运反抗荒诞，就像余华所理解的：“东西用生机勃勃的语言写下了生机勃勃的欺压和生机勃勃的抵抗”。[余华：《评〈篡改的命〉》，《新文化报》2015年11月1日。]比起高加林父亲高玉德的软弱可欺，汪槐一出场就极具抗争性，他带着懵懵懂懂的汪长尺到县教育局静坐，跳楼相逼摔成了残废。这个人物的存在使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相遇随时充满了紧张对抗。他是小说中最早、最清醒地看到城乡巨大差距的人，他明白在乡下人进城的狭仄小路上，当下唯一体面的方式就是高考，其它方式要么是出卖廉价劳动力，要么是更为卑贱的乞讨过活。
    智性因素是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取胜法宝。就像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中那位校长说的：“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要想跳出农村，只有升学这一条路。”[莫言：《欢乐》，《人民文学》1987年第Z1期。]与《人生》发表于同一年的《欢乐》悲剧性地展现了主人公因为缺乏优良智性因素而沦为失败、平庸的大多数。小说主人公齐文栋，一个23岁的农村贫困青年，连续五次高考失败，在无法接受乡村生活、又看不到任何进城希望的情形下，选择了喝剧毒农药自杀。莫言连范进中举式的荒谬结局都不肯给他，而是以破碎幻灭的方式快速终结了人物的命运。极富戏剧性的是，齐文栋和汪长尺都坐在人满为患的补习班教室最后一排、最外边的一个位子上。“齐文栋同学半边身体都坐到门外去了”，汪长尺则把自己扛来的椅子摆在后排靠门的缺口。这个最边缘的位置充满象征和隐喻，两个青年人像走错了房间的人，注定成为乡村的异数而走上不同寻常的反抗之路。
    在父亲的精神指引下，汪长尺以一己之力与现实的较量、与命运的抗争是逐渐展开的。他起初淡然接受了超过分数线20分却没被高考录取的结果，彼时的他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少改变命运的能动性，不理解也不赞同父亲的决绝反抗。小说关键的诱发事件是，汪长尺第二次参加高考连中专录取线都没上，凭借智性因素改变身份的可能性被取消了，他才开始领会命运的乖张，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钢筋水泥铸成的城市，做了没有稳定收入保障的泥水工。在城市生活的框架里，原本试图靠勤劳汗水养活妻儿的汪长尺，一再被命运的倾轧所逼迫，用马克思哲学的话语方式来说，外部世界的异己力量愈来愈强大，他的抵抗也显得越来越穷途末路。从普通的打工仔被迫成了讨薪者、索赔者，他饱尝贫困带来的身体残缺、污名化和人格矮化。
    或许应该回到小说标题中的关键词“篡改”——它贯穿故事始终，既是故事的起点，也是故事的终点。汪槐、汪长尺遭遇到的不可逆不可知的事件是“篡改”，他们都被冒名顶替而失去进城当工人或是上大学的机遇，假汪槐、假汪长尺过着原本属于他们的城市生活。在篡改者对他人命运自私无情、肆意无耻的“篡改”面前，被篡改者无力自控命运的卑微弱小相形见绌，这是小说着力揭露和批判的，他人即我地狱成为残酷的注脚。东西在一次访谈中说：“今天最难的写作，就是在遍地都很荒诞的现实里，作家如何去提炼和概括，然后把最需要表达的东西拎出来，写入你的小说。”[东西、王逸人：《这是一个投降的过程——对话作家东西》，《新文化报》2015年11月1日。]“篡改”即可视为东西在荒诞现实中提取出来的最大荒诞，它横亘阻隔在人物命运的关节点上，成为人物力图反抗的神秘存在。东西不仅善于对荒诞现实正面强攻，而且是荒诞现实的绝妙解构者。进城不久的汪长尺便遭遇了第二次“篡改”，和第一次不可控的“被篡改”不同，这次是他有选择的自我篡改，代替官二代、房地产商林家柏坐牢拘留换取一千多块钱的酬劳。为了给父母还债，也为了摆脱可怕的饥饿感，他选择篡改自己的身份在看守所里当了十五天的假林家柏。其中折射出的为富者不仁、穷困者污名化足以表明东西对荒诞现实发难的勇气。小说第五章和第六章出现了第三次“篡改”。为彻底改变汪家的命运，汪长尺为儿子汪大志另寻父亲，帮他篡改身份成为富二代。阴错阳差何尝不是一种宿命？汪大志的第二任父亲竟是林家柏。当林发现与他对抗多次的汪长尺的“篡改”时，马上露出狰狞，逼他做要么生要么死的选择。从汪长尺篡改儿子的命到用自己的命换取这次篡改的成功，无疑是故事发展最挑战现实逻辑的地方。如果用现实逻辑来苛求小说，充满戏剧化的“篡改”显然令读者不解小说何以从现实生活中扭曲漂移出去，甚至不满小说怎么可以大于现实。但反之，如果用小说逻辑来苛求现实，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将得以彰显，它用文学的方式提醒读者，现实生活的垮塌和荒诞之处多么令人痛彻心扉，在无声的沉默中召唤重建。
    世界的荒诞没有把汪长尺塑形为卡夫卡笔下无力等待的“K”，相反，他像极了加缪笔下反抗荒诞的西绪福斯。汪长尺从大桥上纵身跳入水中，不是“悄悄地消失”，而是“响响地离开”，换来汪大志命运的彻底翻转，成为“货真价实”的富二代林方生。在他临跳前，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巨响，“好像是从教堂那边传来的，也像是从身体内部传来的，仿佛临刑时的枪声。”[东西：《篡改的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300页。 ]汪长尺的被迫自戕是面对世界无理性沉默的一声深沉的人类呼唤，是从生存深渊中发出的旷野呼告。这具有强烈仪式感的最后一跳，并非取消掉自我存在的价值，恰恰相反，获得了敬畏自我的最崇高的意义。
    荒诞的现实和现实的荒诞是作家东西创作灵感及创作激情的全部源泉。《篡改的命》受惠于现实，也回报了现实。就在现实几乎快要被踩得严严实实的坚硬地表上，东西如同一位倔强的农夫，硬是要奋力地将它重新掘松。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