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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我是“旧闻记者”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参加讨论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叶永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68.00元
    
    《东方华尔街》,叶永烈著,天地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39.00元
    
    《走过人生:叶永烈谈生命的精彩》,叶永烈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35.00元
    我是“旧闻记者”,非常重视对当事人的采访,很早就不自觉地做着口述历史的工作。写一部长篇,至少采访二三十位甚至五六十位当事人,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
    从11岁发表第一首诗,就决定了他一辈子跟文学结缘。
    在叶永烈长长的创作年表中,纪实文学、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童话、寓言、剧本、传记、相声……加上最近即将出版的《叶永烈科普全集》(28卷本1000万字)以及正在印刷中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正在报审的《万里传记》,叶永烈已经写了3000余万字。
    对于叶永烈来说,唯一的休息方式是出去走几个国家,但是回来他也会把感受变成文字。《叶永烈看世界》已有22卷、500多万字,仍有新的内容不断地补充进来。
    这次的采访是从他的新长篇《东方华尔街》谈起。23年前,叶永烈在重读《上海——冒险家的乐园》时突发奇想:当年那些“冒险家”的后代如果重返上海,将会演绎出怎样的传奇故事?也许在那个时候,《东方华尔街》的基本构思有了——“冒后代”们从美国回来在这里扎根,成为新的上海人。叶永烈说,以“冒后代”的视角来看今日上海,反映国际大都市的变迁与新貌,这一构思从未有人写过。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写诗起步的,可否谈谈您早期的诗歌写作?
    叶永烈:我11岁开始写诗,写完后投到报社门口的投稿箱里,不久就在《浙南日报》发表了,我父亲不知道,看到报纸后很惊讶。18岁之前我一直写诗,1962年长诗《雪花篇》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我喜欢唐诗宋词,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永嘉县(现温州)的银行行长,喜欢写旧体诗。他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每天早上会召集全体员工讲《古文观止》。我也拿一册《古文观止》,似懂非懂在旁边听。考上北大后我从家里带走两部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古文观止》。诗最为凝炼,讲究形象思维,锤炼了我的文字。19岁写了《碳的一家》一书之后,我的注意力就集中到长篇上了。
    中华读书报:您是较早从事科幻小说的,是否了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
    叶永烈:我写过一部不算厚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被翻译到英、美、德、瑞典等国家。中国的科幻小说第一个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在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那个时候科幻小说多是写给青少年看的;第二个高峰是1980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催生了中国科幻小说的繁荣,出现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报告文学,但是后来几乎一蹶不振。一直到90年代后期,才慢慢复苏。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和政治很有关系。
    中华读书报:那时您的小说创作如何?1983年,您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带给您怎样的影响?
    叶永烈:我不到20岁成名,在当时很轰动,但《十万个为什么》只是一些短的文章。我有点小野心,想写长篇,就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个书稿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因为和时代不合拍被退稿,一直到16年之后的1978年才出版。1976年初,我写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发表在《少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是“文革”当中发表的唯一的科幻小说。
    “文革”结束之后,我的科幻小说已经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法国出版了我的科幻小说选集,意大利也出版了单行本,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的美国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来上海,我陪了他四天。美国的科幻小说作家卡恩为美国各大学主编教科书,推出一套世界科幻小说丛书,收入了我的《腐蚀》。
    80年代初,我的科幻小说《黑影》最早在《羊城晚报》连载,影响很大,珠江电影制片厂打算改编电影。“清污”的时候,《黑影》成为第一目标,连续发表批判文章,尤其是《中国青年报》,批判我的文章十几篇之多。我决心不再写科幻小说,此后“胜利大逃亡”。
    中华读书报:怎么“逃”的?结果如何?
    叶永烈:中国文学界对科幻小说冷淡,认为不是主流作品。科幻小说在中国文坛没有地位。为了争取地位,我尽量写纯文学作品,希望进入主流文学的阵营。1981年,我的小说《腐蚀》发表在《人民文学》头题,在评全国短篇小说奖时,几票之差落选。同时我也写报告文学,写一篇红一篇,经常被十几家报纸转载。最初写文化名人,而且多是敏感的文化名人。后来又转到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在这条路上一走多年。
    中华读书报:由于很多作品都是重大政治题材,为此您特别严谨,力求“史料准确,立论正确”,那么,您是如何保障这一点的?
    叶永烈: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知读过多少遍。我知道怎么把握历史和政治分寸。作品要符合党的相关政策,这一条非常重要。所以,我的作品做到了一是史观正确,二是史实准确。2014年200万字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能够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今年78万字《陈伯达传》由新华文轩出版,就是做到了这两条。
    大量采访和搜集档案,保证了我叙述事实准确。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北京是政治人物云集的地方,每写一部作品都要去北京,我多次到中南海等地进行密集性的采访,人脉也越来越广。另外,我是“旧闻记者”,非常重视对当事人的采访,很早就不自觉地做着口述历史的工作。写一部长篇,至少采访二三十位甚至五六十位当事人,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采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入挖掘,我发现这个领域有无数的宝藏。尽管有一些采访不能在当时发表。
    我是“理工男”,思维习惯于追根究底,反复推敲。争议和传说多的,我把相关的事情全部罗列出来。比如周恩来右臂为什么一直弯在那里?我把所有听到的六七种说法全部罗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判断;所有引用都会加注解,比如几月几日在某地采访过某人。所有毛泽东讲话、邓小平讲话都注明来自《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第几卷第几页。我的录音记录都保留着,最近我将1135盘采访录音磁带捐给上海图书馆,每盘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还只是录音的一部分。
    中华读书报: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写《东方华尔街》是否很顺畅?
    叶永烈:很顺畅。这部小说本来应该在1993年写出,但是纪实文学一部接一部,直到去年,我写完75万字的《历史的绝笔》,总算可以腾出相对独立的时间。《东方华尔街》写完后先在上海的《小说界》选载,这表明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学水平。
    中华读书报:这部作品情节曲折,很有画面感,您自我评价呢?
    叶永烈:每个作家都会写他所生活的城市。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看西安,一千年的历史看北京,一百年的历史看上海。上海向来是中国金融的中心,我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写上海中西交融的特点,写上海外滩的23幢百年西式大楼,这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我写的是城市文学,也是爱情小说。《东方华尔街》是我“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接下来还有两部。
    我的作品非常讲究故事性。莫言说过,作家就是讲故事的人。我觉得不很准确。作家是编故事的人,要擅长编故事,要编得精彩,有头有尾,要让读者一口气能看完。我非常重视故事前后的情节安排。《东方华尔街》有上海的地域性,注重上海特色,刚在《小说界》发表时,单行本还没有出版,上海评弹团就复印了好多份,找我签约改编成评弹。一是情节好,地方特色非常浓,南京路、中央商场、石库门、徐家汇、虹桥……地域特色都写到了。二是有画面感,我在电影制片厂工作多年,写东西很讲究画面感,注意塑造非常鲜明的人物性格,故事的发展脉络完全按角色的性格行走。
    中华读书报:上海书展上还推出您另一部新作《走过人生——叶永烈谈生命的精彩》。这么多年,您还坚持写了一些短文章,会影响自己的长篇创作进展吗?
    叶永烈:那些文章都是给各地晚报写的。《新民晚报》每月要发表我一篇散文,其实就是生活中有所感受立即写下来,半个小时就能写完,但是我会慢慢地磨,慢慢地改。用杨绛的话说就是“点烦”。我写散文也是这样。长篇小说是航空母舰,散文是小汽艇,各有优点。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纪实文学,每一本都特别厚重。
    叶永烈:我是做“砖头”的工人。从今年1月份开始,出版社推出了我五部纪实长篇,每部都是70万字,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45万字。每一部像砖头一样,但是很多读者说,看了几页就被吸引住了。我已经用了尽量浓缩凝练的笔调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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