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书信集》 李建新 编 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9月版)
    与 《汪曾祺全集》 收录的书信相比，《汪曾祺书信集》 又增收了汪曾祺致沈从文、巴金、萧珊、古剑、范用、邓友梅等十九人的八十一封书信。我们可以从汪曾祺的书信中读出“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和“简洁的注释”。
    汪曾祺写过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等不少关于沈从文的经典篇章，但他也在给解志熙的信中坦言，“在创作方法上，与其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较大，不如说受废名的影响更深”，“我和沈先生的师承关系是有些被夸大了。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不可能写得很‘像’一个前辈作家的……沈先生读的十九世纪作品较多，而我则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我的感觉———生活感觉和语言感觉，和沈先生是不大一样的。”这提醒我们在梳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交游史时，既要注意二人的师承关系，也要注意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
    汪曾祺在 《重写文学史，还不到时候》 中强调的是编写文学史需要给编写者有更大的空间，在给汪家明的信中强调的是文学批评的胆识和使命，他说“只有从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测出一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星秤，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一般评论家不是不知道这种方法，但是他们缺乏胆识。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气的啤酒。”
    汪曾祺在给古剑的信中也对数位作家的书法作了风趣而犀利的点评，“端木蕻良的字写得不错。李準字是‘虎人’的，但还算可以。邵燕祥字颇清秀。上海的王小鹰能画画，字不知写得如何。贾平凹字尚可。贵州的何士光的字似还像字。王蒙的字不像个字……”
    另外，本书也有小小的遗憾。金实秋写有 《令我难忘的汪老五封信》，文中实录了五封信的具体内容，可惜 《书信集》 只收录了其中的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