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纪念中国与法国建交50载，我协助巴黎《欧洲时报》编辑出版了《五十年友谊见证》——一部逾200页被称作“新《山海经》”的法文巨著。书中追忆了法国当代杰出汉学家勒内·艾田蒲为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所作出的宝贵贡献，还回述他26年前委托我将中国近代文坛秀士苏曼殊几篇小说译成法文，在伽利玛尔出版社问世的过程。艾田蒲称：“苏曼殊是一位天才作家，毫不墨守成规，完全值得知音者一读。”法国诗人安德烈·维勒特尔读完苏曼殊小说《天涯红泪集》后，在《世界报》评论道：“苏氏浪迹尘世，却悠游物外。他始终关注社会的动荡、斗争和撕裂，用全部才艺来针砭时弊，抗拒暴力，表达绝望。他的语言清纯旖旎，不时流溢出灵异的幻象，悦人心目。”诗人维勒特尔言简意赅，道出了法译者的心声。谚曰：“文如其人”，我正是怀着对苏曼殊人品和作品的仰慕来翻译他小说的。
    严复曾在翻译《天演论》时嗟叹：“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苏曼殊小说具有文言文的“洗练”特征，还有浓郁的佛教色彩，译成现代法文并非易事。我当年在巴黎阁楼里，或静坐蓬皮杜文化中心图书馆，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才完成《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和《天涯红泪记》6篇小说的法文译稿。翻译过程中，我颇受佛教翻译大师鸠摩罗什“依实出华”译事宗旨的启迪，忠实于原文的故事情节，采用“意合”，在一定程度上“超脱”的语言转换方式，尽量保持原文的风采和格调，让法国读者一睹苏曼殊的浪漫风貌。
    谈及鸠摩罗什，他本是后秦一名高僧，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与将《圣经》译成拉丁文的圣热罗姆同一时代。他实际上属于印度血统，但精通汉语，率数百弟子译出《妙法莲花经》等74部经卷。这一跨越梵文与汉语两种绝然不同语系巨大差距的艰难实践实属惊人。鸠摩罗什由此提出“依实出华”的翻译原则，在译事上有着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比时下提倡的“信、达、雅”要更胜一筹。
    通过翻译苏曼殊小说集的实践，我体悟到“依实”不是逐字逐句的移译，而“出华”则要让译文进入“化境”。在中译法时，倘若按汉语的字句结构硬译，得出的法文势必佶屈聱牙，不堪卒读。另外，汉语属于蒙古利亚族群的汉藏语系，法文则由印欧族群拉丁语系的罗曼语衍生而来。二者产生的地域和历史演变截然不同，可以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译者要努力探索比较文学的途径，通过自己灵活变幻的技巧来“舍形存旨”，让法国读者越过“文化距离”，方能达到翻译的终极目的。因此，重视“文化差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体关键因素。否则，“异化”或“归化”的效果都难免让读者不知所云，如坠五里云雾，不可能通过翻译一种语言里特有的象征、譬喻、双关语和多层隐含义来丰富另一种语言的表达法。
    然而，巴比伦天塔虽然被震怒的上帝用雷霆摧毁，但它至今仍不失为一个人类存异求同的标志，只要抱着康德对未来的乐观信念，文学翻译的实践就不会如有些人声言的那般，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因为，人类的语言行为毕竟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至于中国文学的外译，艾田蒲曾经强调：“中国文字具有普遍性，可以自然地翻译，无论它是闪族语、印欧语、富拉尼语还是班图语。在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诸方面，汉语这种历史悠久的文字都是一座丰富多彩的宝库。”
    回忆我从事汉译法文学作品，正是从艾田蒲先生邀我翻苏曼殊小说集起始的。法译本苏曼殊的《天涯红泪集》于1989年在法国出版，到2004年法国举办“巴黎图书沙龙”，伽利玛尔出版社仍在展览这本中国文学集子。2014年4月，译者还继续收到该社寄来的年度版税清单，表明一部看似“阳春白雪”的作品经历25个春秋，在六角国和者不寡。
    继《天涯红泪集》后，我又辑译出《法译明清爱情小说选》，择选晚明冯梦龙的《情史》、清朝中期长白浩子的《萤窗异草》和晚清王韬的《淞隐漫录》三个部分。这些明清两朝的短篇小说，是一朵朵“镜中花”，尤其反映了中国女性冲破既立秩序，追求纯洁爱情的强烈愿望，是在西方鲜为人知的一个中国封建社会侧面。小说语言形象生动，字字珠玑，像《萤窗异草》中的“落花岛”等篇，行云流水一般，将人引进中国古典文学“魔镜”似的诗宇，迥异于当今美国大众文化充斥物欲的俗境。
    如实说来，我不是一个专业翻译，投入译事主要是出于兴趣。去年，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我后写道：“她决定是否翻译一部作品，首先要看这部作品是否足够让她喜欢，足够叫她激动。”这确实是我的心态：出于个人爱好，基于与他人分享，将快乐传达给异邦人；我选译了文字优美的明清爱情小说，也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女作家集结的《红罂粟丛书》出版，我看中了其中迟子建的作品，她笔触细腻沉静，看似不经意的细节里蕴含着悠悠的伤感，使读者看到一个毫不虚浮、真实生动的中国社会。我决定将她推荐给法国读者，接连译出了她的《秧歌》《向着白夜旅行》《旧时代的磨坊》《银盘》《香坊》和《九朵蝴蝶花》等多篇小说。后来，我还重译了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沙狐》和《沙狼》，均由巴黎中国蓝出版社发行，受到好评。我另译有中国文化典籍《故宫珍宝》《中国丝绸》，由巴黎纳唐出版社出版。
    从事文学翻译是一项追求美的艺术，对于翻译来说，文字优美的原作能够引起内心冲动，它是我在翻译过程中的动力，也即上文所言“作品要让我足够激动”。我选择汉译法翻译，促使自己不断学习伏尔泰和马尔罗的语言，增强语感，提高文学修养和法语写作水平。语感是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关键能力。我在“吃透”中国作家原文含义后，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寻找法语对应表达法这一座“大山”。捷径是不存在的，只有大量阅读，大量汲取，才能找到贴切的词语和丰富的语言表达法。我基本上采取亦译亦读，齐头并进的方式，摘录好句子，做读书笔记。但翻译绝对不是搭积木，拼凑词句，那只会构造出机械语言，而读者盼望读到的是有血有肉，有形有神的真人感情表露。对于译文语言非个人母语者，可以说，没有一定的外语阅读和欣赏能力，没有扎实的语言表达和写作功底，是无法从事文学翻译的。
    我从事的是汉语与法语作品的双向互译，彼此促进。比较起来，使用自己的母语中文来翻译法文作品当然更得心应手，曾先后出版的主要译著有《热曼妮·拉瑟顿》《勾栏女艾丽莎》《狂人堡》《维苏威火山》《雨果情史》等多部法国小说和雨果的戏剧《千元赏金》《笑面人》，以及克洛德·普兰的《浴血美人》；后三部剧作均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北京公演。为了深入进行中西文化艺术的比较研究，我和沈大力在翻译中国和欧洲诗歌与绘画的基础上，合著了《诗与画的美学》共13卷，由意大利斯彼拉里出版社同时用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3种文字出版。
    几十年来，我坚持写作和双向翻译，充当中西不同文化艺术、特别是中法两种文学之间的架桥人。毋庸置疑，东方和西方还存在着很深的隔阂。美国政论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论断，中国与法国在普世价值上有着悬殊的不同理念。事实证明，一味钻进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论，往往会导致“聋子对话”的僵局。我在从事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体会到，文化交流是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开展友谊交往的最好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软性“民间外交”更亲切，更有长效。记得在一次接受采访谈到中法关系时我曾说：“让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人能够走到一起，这就是我的理想”。据此，如果说我个人多年来在翻译工作上付出的微薄努力有一点意义的话，大概莫过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