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客》是刘国欣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其中凝聚了她对故土的告别之情、对城市的探求和认知。
    放逐，是《城客》的一个关键词。对于作者来说，故乡也许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曾经生活过、寄托了情感的地方，但这些又于她渐渐远去，她成为一个故乡的放逐者。《星辰闪烁》是一次充满伤感的故乡叙事，是放逐者的精神皈依。小说从写祖母的去世开始，倒叙祖母与一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祖母的人生经历与“我”的人生成长，构成了女性话语的秘密。在祖母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看到了一个女性成长的归宿。因此，“我”的告别不仅仅是与那个生养她的故乡挥手，而是在与一种生活方式告别。在祖母的影响下长大的女孩子，最终选择了逃离，离家遥远。
    作者试图逃出祖母的世界而重构一个新的世界。而当她告别祖母，要到另一种生活的世界中证明自己时，还是无法真正摆脱祖母的影子，难以超越祖母的宿命。她在思考、追问，“人这一生，到底往何处去”。作者的矛盾在于，她期望祖母能够给她以答案，但她又不相信祖母的答案是最好的或者惟一答案，而当祖母带着她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方式被埋进坟墓中的时候，“我”对祖母的那个乡村已经无所依恋，也无所牵挂，甚至当初“我”收藏起来的祖母的一缕头发也已经不知去向。“我”从祖母身上所得到的最后一丝牵挂，也随着这缕头发的失去而飘散，她真正向祖母的这个世界告别了。
    伤悼是《城客》的又一个关键词。伤悼不仅仅是对那些亲人、熟悉人物死亡的伤悼，更多是指对爱情的伤悼。“我通过失恋，体验了爱情的存在，获得新的感知”（《上心头，下眉头》），同样，她通过离别体验了故乡的存在，通过饥饿体验了食物的需要，通过伤痛体验了肌肤的感觉。《女博士的饥饿》叙述的是女博士对爱情的饥饿，《上心头，下眉头》叙说了对爱情的期待与无奈，《明朝会》写出了城市中计算代价的男女关系。在刘国欣的小说中，男人处于被审视、被审判的地位，《女博士的饥饿》中的罗马、《上心头，下眉头》里的画家、《明朝会》里的叶子寒，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在爱情中尽情燃烧。作为女性的“我”往往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着这些男性人物，但她又往往不愿意过于伤害到这些男性，小心翼翼地处理着这些男性形象。
    《余情书》是作者献给世界的或者说是“余生”的情书，是她的爱情伤悼之作，因而带上了自叙传的特点；这也是对人生世事的反思之作，又带着深沉的哲学思考的意味。小说不断变换着叙事视角，“我”既是小说的写作视角，也是倾诉者，是情书的写作者、发出者。失去爱情的“我”由失望而绝望，但理性却在苏醒，“渴望平庸生活里有一份可以坚守的英雄之梦”。作为第二人称的“你”是情书的接收者；“洛”作为叙事的第三人称，是一位爱情的失踪者，是爱情故事中的主角，但他的失踪或者存在，构成了这个伤悼故事的主体。在作者为读者所设计的叙事圈套中，失踪者“洛”再一次被送到了被审视的位置，这种创造性的叙事结构带来了作品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
    温度是《城客》的第三个关键词。温度是作者叙事的态度，是她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物的关切与同情，甚至也有对曾经伤害过她的人的悲悯与辩解。《城客》中，作者并不是要告诉读者一个“城客”的故事，而更要表达城市里的漠然与凑合，在这里，可以触摸到作者情感的波动与书写的温度。《红云落》里的红云是村子里最漂亮、善良、聪明的女孩子，却命运多舛、时运不济。红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16岁，接下来的就是不幸与悲剧到来的日子。一个不幸的病人，居然成为父亲赚钱的工具，嫁人后又因为病情加重，被夫家扔在丘梁上的沙枣树下。在作者笔下，红云的美、聪明与她的生命际遇，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红云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她的婚礼，又恰恰衬托了她生命的脆弱，而红云之死，如同“红云落”，平平淡淡，一阵轻风吹过，不留一丝痕迹，只有一声叹息。
    《城客》显示出一位青年作家的才华和灵性，也表现出作者把握小说叙事的能力，她对故事陌生化的追求，对叙事艺术的刻意创新，都带给读者新的阅读体验。当然，作者过分看重个人体验，因而在某些篇章中有过于滞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