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创造了乡土中国文学写作的“当代传奇”，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文学文本。从乡土中国百年来文明转型、文化变迁和审美嬗变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梁庄”，我们不仅触摸到微渺而又坚实存在的自我生命之根，而且感受到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乡土中国现代性转型远远没有终止，梁庄人和出梁庄人在继续经历现代性撕裂痛苦的同时，也将迎来全面挣脱束缚、全面解放的新历史动力、新可能性与新使命。让乡土不再沦陷，留住乡愁，留住青山绿水，留住乡土中国村庄最微小的文化有机体，阐释和建构从生存伦理到终极伦理的新生态文明理念，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旧邦新命”。
    从2010年作品发表以来，《中国在梁庄》在新世纪中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大大超出了作者的预料，为其带来极大声誉。紧随其后出版的《出梁庄记》，作为《中国在梁庄》的姊妹篇，延续了《中国在梁庄》的出版奇迹，创造了乡土中国文学写作的“当代传奇”，在新世纪中国文化界连续刮起旋风，乃至在欧美文化界引起了回响。梁鸿在这两部作品中所叙述的“梁庄”，不仅逾越了文学的界限，而且进入了社会学、文化学和思想史的诸多领域，成为继“费孝通的江村、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和于建嵘的岳村”之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史、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重要的新世纪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正所谓，不读“梁庄”，何以认识农村？何以认识当代乡土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梁鸿叙述的“梁庄”，是重新认识这个庞然大物般正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古老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一把钥匙，是觑看面目模糊、杂乱无章而又混沌幽暗的被现代性遗忘与遗弃存在的一面镜像。因此，从乡土中国百年来文明转型、文化变迁和审美嬗变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梁庄”，阐释梁鸿所建构“梁庄”的巨大精神意义和价值，将不仅仅是像梁鸿一样重返故乡的艰难之旅，也是对梁庄叙事所裸露的乡土中国灵魂的探魂、追魂与铸魂之旅。“每一个悲剧都与自己的血液相连，每一样痛苦都直抵心底。要下多大的决心才能将故乡的阴暗与隐痛和盘托出”、“这是对心力的最大考验，是对神经系统的强大挑战”。粗大的关节，厚茧的手掌，黧黑的面庞，木刻般的皱纹，那些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痛苦的灵魂与无声的叹息，都让我喟然感慨。忧伤与悲恸、战栗与不安，惶恐与焦虑，在一次次阅读中灼伤与撕裂着我。从梁鸿所描述的梁庄生活出发，我们不仅触摸到微渺而又坚实存在的生命之根，而且感受到广袤的大地上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
    一、百年“乡土中国”审美叙述的变迁
    乡土中国以农为本，农民是社会人群的主体。故乡、农事、乡情是乡土中国文学叙述与抒情的主要内容，即所谓的“土气息”、“泥滋味”。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体现了一种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和以宗法亲情为主要联系纽带的农业文明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英国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演进发生质的变化。人类文明的巨大演变对乡土中国这一传统农耕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导致了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事件的发生和乡土社会形态、思想文化的剧烈嬗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巨变”。作为彰显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创作实绩的鲁迅较早认识到了这一文明更替、文化巨变的深刻精神内容，在文学创作中鲜明表现出来。鲁迅的《故乡》，一开始就写出了“故乡”的那种萧瑟、忧伤与“焦灼”，奠定了与古典悲剧感“绝然相异”的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的“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20世纪20年代，受鲁迅影响的“乡土文学”，以对乡土中国愚昧、落后民风民俗的叙述为主题，呈现了国民劣根性，表达了五四一代人的“启蒙文学观”。正是在这种精神维度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写作，尽管描绘了一个优美善良的湘西和湘西姑娘翠翠等人，但在最深的精神内里依然是无比的忧伤。
    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鲁迅式的“乡土文学”及其所塑造了“闰土”、“祥林嫂”、“阿Q”等落后、愚昧的“老中国儿女”形象受到了激烈批判。一种以描绘觉醒与反抗的“乡村革命者”形象的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始出现。茅盾的《春蚕》、叶紫的《丰收》《星》、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八月的乡村》等作品，展现了从“老中国儿女”到“觉醒农民”之间的艰难蜕变和从“一潭死水”到“吹皱一池春水”的不安的、躁动的中国时代变革过程，呈现出了变动中的乡土中国新的美学特征。在连续不断地时代变革和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老中国儿女”不仅要经历思想启蒙、阶级启蒙和民族启蒙，而且要担任人性解放、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多重功能和全面解放的使命。
    不同于20世纪初期的乡土中国文学的悲凉美学，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乡土书写则展现了一种新的喜剧美学基调。“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天》这首歌鲜明呈现了40年代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喜剧美学特征。赵树理、孙犁、马烽、西戎等人的作品描绘了获得解放的乡土农民的翻身喜悦和人性之美。这种美学特征直接进入了“十七年”文学，而且获得了更加阔大的文学地理空间。在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之后，无论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文艺审美创作中，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关注的中心。农民作家赵树理写了《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的一封公开信，希望女儿“应该进一步在一个社里落户，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风靡一时的豫剧《朝阳沟》也向我们描绘了战胜享乐主义思想、立志到农村奋斗的女知识青年银环形象。乡村、农业和农民，在“广阔天地”的召唤中，达到了乡土中国喜剧性审美想象的最高潮。做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是当时乡土文学审美想象的精神价值导向。
    事实上，城乡越来越严重的二元对立，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乡村农民生活的困窘与无奈。新时期乡土文学作品较深刻展现农村生活的艰难和农民被剥夺生命尊严的痛苦。在新旧的对比书写中，新时期乡土文学呈现出了改革开放政策下乡村生活的新变化和农民主体性的新觉醒。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何士光的《乡场上》等作品表达出了新时期乡土中国的变革和希望的先声。新时期之初的乡土文学呈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纯真喜悦之情。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生活、生产方式及其文化伦理越来越被抛掷于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外，陷入存在的虚空和消逝的废弃世界之中。从王润滋《鲁班的子孙》到阎连科的《乡间故事》，那个带来希望、生机和生命尊严的乡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鲁迅曾描绘的可怕的、死气沉沉的“无物之阵”。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村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已经呈现空心化、荒漠化。贾平凹的《秦腔》描绘了被淤泥吞没、与土地相拥抱的乡土中国“最后一位农民”夏天义。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以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身份深情而忧伤地回忆了鄂温克民族及其狩猎文化伦理的消亡故事。阿来的《空山》三部曲则描述了原始状态的藏族“几村”被现代性所吞没的悲情与无奈。这无不昭示我们思考，在文明的拐弯处，我们是否遗失了什么，如何在新文明语境中重新打捞和承继优良的传统文化。至此，乡土中国文学的美学基调，已经不复是悲凉感伤、更不是喜剧欢悦可以涵括，而是一曲对传统伦理、文化正加速度消逝并且无可阻挡的悲恸挽歌。
    二、梁庄：丢了魂的“乡土中国”
    “谁人故乡不沦陷”，近乎一夜之间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流传，成为当下中国人表达“乡愁”的流行话语。事实上，这一话语传递了一种可怕的现实。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21世纪之初的乡土中国到底是怎样“沦陷”的，有着什么样的隐秘的精神秘密，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肌理，怎样的痛苦、挣扎与抵抗？这又陷入巨大的黑洞之中，几乎无人能具体回答这些疑问。“当我们面对当前的农村时，便不能不感到陌生。而这样的状况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这是新世纪剧变中的乡土中国对当代作家提出的一个巨大挑战。这种认知难度对于众多在城市中出生的知识分子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出生于农村的文化人而言，也是难度极大的。因为今天的教育现代化已经把乡村孩子“哺育”得城市化了，他们已经回不去了，即使勉强回去，也早已经是“客人”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费孝通就已经指摘这种城市化教育的文化弊病。而在21世纪的今天，更大的、更内在的挑战，则来自于文学内部生态的剧变。在21世纪的今天，生活现实远比小说还要陆离、生活荒诞远远超出小说荒诞的时代，作家为何创作、如何创作？这是作家必须追问和思索的当代性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梁鸿以《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部非虚构作品，回应了新世纪乡土中国文学所亟需回答的问题，向我们展现了古老的乡土中国在当代文化剧变语境下跳动的脉搏、沉重的呼吸与裸露的伤痕累累的灵魂。
    梁鸿是以故乡女儿的身份重新进入梁庄，这就注定了梁鸿与梁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的情感联系。这片土地里有着来自生命记忆深处的美好记忆，也是一生都抹除不了的刻骨铭心记忆。梁鸿对梁庄的书写，是一种对生命之根、情感之魂的追寻之旅。故乡、家园、亲情，就是从未断绝的古今中外的、永恒的文学母题。但是，这对于21世纪初期的梁鸿而言，显然遇到了极大的难题。故乡已经发生了从未有过的质变：那个山清水秀的梁庄，那个河岸开满菊花的湍水，那个有着大片大片浓密树林、湖上有成对野鸭的湖洼，都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黑亮亮的，像汽油，像常年擦拭、却从来没洗过的抹布的颜色”的“黑色流动”的河水。“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在这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在及膝的杂草和灌木的老屋，“我”看到了妹妹学字时写在墙上的“错字连篇”的诗，找到了童年存在的痕迹；而在母亲的墓地，“远远望去，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苍茫的雾气，荒凉的大地，永远沉睡的母亲，让“我”迷失的心灵与“异乡异地”感觉获得暂时的纾解与安宁。“我”让儿子跪在坟前磕头，向儿子讲述“外婆”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而且还与姐妹们“坐在一起。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质变”的梁庄被永恒的死亡、稳固的亲情消解了，回到了生命的原始和自然状态。这正是梁鸿这种现实和回忆对比叙事所带来的既冲突对立而又消解融会的独特艺术魅力。而能让这种截然不同的矛盾消解的东西，就是对故乡、大地与亲人的绵绵无尽的怀念之情。所以，《中国在梁庄》一书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结构张力和叙述艺术魅力，而其最大秘诀就是梁鸿作家所灌注于梁庄、灌注于整个梁庄叙事的无限眷恋的“女儿之情”及其所带来的饱满的生命之气。
    “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梁鸿向我们揭示了故乡、生命与存在的内在复杂而极为重要的精神联系。梁鸿很好地把曾经存在的故乡展示给我们，同时带出来了一个故乡正在沦陷、消逝与变质的无比危险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在很多程度上，危及了作家对故乡的“维系”，危及了作者“曾经存在的生命痕迹”，也危及了其对故乡的过去与未来的想象，危及当代人和后辈人基于梁庄这一空间所生长出来的生命之根与情感之魂。
    “变质的”梁庄，不仅是体现于对有形的自然地理空间的污染，而且更隐蔽地表现为对乡土文化内核和生命肌理，乃至是对文化魂魄的致命伤害。“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乡村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梁庄生命活力的萎缩不仅仅体现在成年劳动力的流失，更体现在未来一代乡村孩子的身上。鲁迅曾经在20世纪初期发出“救救孩子”的声音，可是在21世纪的今天，梁鸿依然在《中国在梁庄》直接以“今天的‘救救孩子’”为题，再次发出这一最为沉痛的声音。这不仅仅是因为梁鸿在采访中，接触到了强奸八十多岁老太太的王家少年、被六十多岁老头性侵的九岁黑女、淹死在挖沙河流漩涡的五奶奶孙儿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例，而且也从昔日的“教书育人”的梁庄小学如今变成“梁庄猪场”感受到曾生机勃勃的梁庄正在走向颓败衰落的腐烂气息。“对梁庄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虽然它是无形的，但它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可贵的是，梁鸿在发掘这些乡村隐痛的同时，还进入乡村文化深处的精神内核，试图去把握21世纪乡土中国伦理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裂变。理想、志向，这曾经都是我们这些从乡村长大的人一步步向前迈进的最大精神动力源泉。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平凡的世界》曾经鼓舞了无数乡村少年。《中国在梁庄》的毅志就曾是这样的文艺青年，他的日记记录下了这个时代乡土中国青年的心灵幻灭史：“现在呢？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饿受穷；出门，被人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乡村青年走进一个死胡同了。”何止是毅志一个人这样质疑“理想”，梁鸿的曾经在一起“看月亮”、“写文章”的初中同学菊秀，也这样反思和质疑自己的生活“理想”。菊秀没能过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比较让人满意的生活”。残酷的生活把菊秀变成了挣钱的机器。菊秀喊出了“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的心灵控诉。这无疑是锥心泣血之言。理想的破灭，不仅是对毅志和菊秀，而且极大破坏了一代人对未来、对生活、对生命期许的那个心灵深处最内核、最紧要的东西。那颗曾经努力进取的心破碎了，那个满怀无限生机与活力的魂魄散了。
    如果说这依然是无形的东西的话，乡村青年妇女青梅的自杀清晰地呈现出乡土中国伦理文化结构的内在巨大精神危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炼出“差序格局”的经典性观点，但是对于乡土中国人的情感心理，尤其是性心理方面并没有进行深刻的阐述。在中国新文学作品中，郁达夫的《沉沦》曾经因为性心理描写引起轩然大波。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城市中国人尚且如此。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老乡土中国世界里，性，特别是之于一个乡村青年女性而言，无疑是洪水猛兽，是不可言说，也是无法言说的巨大黑洞性存在。所以，无论是青梅的婆婆，还是村里的其他人，都不理解年轻女性青梅一年半以来没有见到丈夫的心情。更有甚者的是，婆婆对青梅思念丈夫所表现出的“花痴”给予公开的当面辱骂，导致青梅喝敌敌畏自尽。梁鸿通过青梅自尽事件的描写，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事实，即21世纪初期的乡土中国在性心理方面处于一种巨大的心理困扰和深深压抑之中。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但是我们何曾想到这是以无数乡土中国农民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为代价的，又有哪位经济学家把这种来自极度的本能压抑、强烈的生命隐疼、惨烈的内在精神创伤计算在内？“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事实上，在青梅的自杀行为中，来自邻村的外出打工者得性病、查艾滋的事情，成为彻底压垮青梅焦虑内心的最后一根恐慌与绝望的稻草。青梅之死和邻村因此上吊自杀的媳妇，都是这一乡土中国文化心理“内疾”发作的时代精神症候。
    一段段散发着臭味的河流，一片片黑色淤泥的洼坑，一处处上锈的铁锁与颓圮的房屋，一个个非正常的死亡事件，让我阅读《中国在梁庄》过程中感觉到一种可怕的黑色的、绝望的、窒息般的死亡气息。这并不是梁鸿一个人的体验。贾平凹在《秦腔》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乡村小学老师夏天智深夜把从乡村医生买来的“大力补气丸”埋在墙屋的四角，力图给已经心竭气衰的乡土中国“补气”。这无疑是一个精彩绝伦而又无比沉痛的精神隐喻。在梁鸿看来，“无论是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于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人们总是用‘转型’这一个词来概括、形容这一断裂，却忽略了这一转型背后所造成的‘黑洞’效应”。这一可怕的“黑洞”效应即是故乡的沦陷。“村庄的溃败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新世纪以来中国村庄日俱增的消颓，不仅是乡土中国乡民千年日常生活景观的彻底打破，而且是千百年来乡土中国文学审美所依赖和凭寄的艺术母体的消亡，乃至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母体与宗族血缘根脉的断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鲁迅《故乡》开始的现代性之殇，百年乡土中国的“村庄”到“梁庄”这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纽结。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对于梁庄人而言，对于21世纪的乡土中国，这将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痛苦的蜕变过程。何以化解，何以慰藉？何以助力？梁庄未来的道路，乡土中国未来的道路在哪里？这是梁庄“女儿”梁鸿和我们每一个关心乡土中国的人所追问与思索的问题。
    三、出梁庄：乡土中国城市化的迷途
    正是带着这一巨大焦虑与疑问，作为梁庄“女儿”的梁鸿开启了新的故乡之旅。梁鸿这次探访的是离家的梁庄亲人所到的城市之地，是作为进城农民工的“出梁庄人”的第二故乡。中国人强调既来之则安之，存身处即是心安处。乡土中国进城的农民工希望能在城市的异乡把焦虑困顿的心灵安放下来，化异乡为故乡。但遗憾的是，农民工之于城市而言，是一种陌生化、他者性存在，无法“心安”也从未“理得”，反而是不断地被区隔与遮蔽。这是梁鸿的故乡亲人们，即进入城市打工的“出梁庄人”，也是数以亿万的进城农民工的残酷野蛮、悲哀无助的现实境遇。在梁鸿看来，只有把这部分来到城市打工的“出梁庄人”的生活命运的遭遇呈现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完整的梁庄，而且也为已经正在凋敝、颓败和日趋消亡的梁庄探索一种全球化、城市化的现代性框架下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出梁庄人”的新生活及其未来发展可能性，不仅仅关系着梁鸿的留在梁庄的老人和孩子的命运，也关涉到古老而辽阔的乡土中国和数以亿计中国农民的未来。
    西安的德仁寨是梁鸿在《出梁庄记》中采访“出梁庄人”的聚居地。梁鸿在遇到德仁寨打工的二哥的一瞬间，关于梁庄的心灵记忆一下子浮现脑海之中。二哥、梁庄小学、班主任老师、击中“我”额角的铁皮黑板擦、发怒的牛一样的圆眼、一堆唾沫与急速运转的话语等记忆的浮现，连通了现实的我与童年的我、跟前发福的二哥和童年记忆中的二哥，也快速搭建起了我与在外打工的“新梁庄人”进行心灵沟通的精神渠道。“二哥”在自我叙述中，向我们清晰呈现了他在河北邢台小铁厂“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翻铁砂、安阳小刨光厂噪音大得“刺耳刺心”、到南窖地为铁路“挖电缆线”、去新疆摘棉花、阿勒泰种哈密瓜弄得人“黑瘦黑瘦、受罪哩很”，一直到现在西安骑三轮车拉货的血泪打工史，中间夹杂了在青岛镀金厂打工的弟弟小柱死亡故事。“二哥”的打工史，无疑是乡土中国农民从乡村大地走出来，在城市中国游走闯荡的寻找新活路的城市生活史。在闯荡了大半个城市中国之后，“二哥”来到德仁寨之后就没再走了，是因为这个钱是活钱，不受气。但实际上，“二哥”、“大哥”等“出梁庄人”在这里依然受到来自方方面面或明或暗的压榨。“黑狗子”、“托儿”、“抢劫”是梁鸿从“大哥”那里听到的话语的关键词。“黑狗子”，“就是不是警察、却被警察雇来行使警察职责的人，协警、城管、治安员、拆迁队员，都是类似身份和职能的人”，身份暧昧但可以公开执法。“出梁庄人”在城市中的生活，本来可以光明正大的凭借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挣钱，赢得生存的尊严，但是城市中这些“黑狗子”的暧昧存在使他们的生活蒙上威胁会随时到来的极大阴影，乃至是巨大危险性存在。“出梁庄人”抱成团，以集体的、原始的反抗方式，应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抢劫”与迫害。“出梁庄人”在21世纪城市中国的生存逻辑，依然是残酷、血腥与原始的“丛林法则”。可怕的不仅是现实的、肉体的血腥与暴力，更可怕的是来自城市中国对“出梁庄人”等农民工的来自内心深处的精神歧视与情感敌意。这不仅体现在具有隔离墙性质的德仁寨围墙，而且呈现于围绕着农民工问题所带出的城市话语霸权的内在歧视。贾平凹的作品《高兴》就曾以“垃圾”来隐喻城市中的农民工的“不洁性”。不仅如此，即使作家梁鸿，也没有隐藏对“出梁庄人”这种“不洁性”现实的“反胃”。这让我们重新想起毛泽东的“讲话”。我们不能不质问，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有了作为城市人的精神优越感和对乡村、农民的厌恶与遗弃？事实上，这不仅有来自乡土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问题，更有着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建构的城乡二元对立机制，以及由此逐渐派生出来的城市人的“生存优越感”和城市中国的话语霸权。“‘清理’，这是城市管理对二哥他们所经常使用的字眼。这就是大哥二哥们的历史形象，是属于要被清理掉的那一部分。”这就是那种更为可怕的属于城市中国的话语霸权。“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内心的被损害及对这种被损害麻木的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出梁庄人”如同“出埃及记”中的先民一样，在乡土中国秩序崩溃的生存困境下，到新的象征着文明和现代的城市中国中去寻找新的生机。但即使挣了钱，“出梁庄人”依然对所挣钱的地方充满了仇恨和敌意，“大家谈起梁庄，提到梁庄的很多人”，“二哥、二嫂、父亲两眼放光，大家都很兴奋，呈思考状、紧张状和幸福状。梁庄才是他们精神的中心，梁庄的人和事闪闪发光”，唯有“梁庄”才是心灵可以安放的地方。
    毫无疑问，梁鸿向我们描述的“大哥”、“二哥”是比较早离开梁庄到城市中国各处闯荡历练的老一代中国农民。他们渐渐学到了与这个异质性城市打交道的生存模式，已经安然麻木于这种无奈的、带有某种屈辱性的生活，而把希望寄托于曾经热恋而且至今怀有深厚感情的故乡与下一代孩子的未来身上。梁鸿描述的“民中”这个年仅18岁的三轮车夫，却有着与老一代“出梁庄人”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民中一开始以一种拒绝的姿态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年轻人，上身穿着紧身的黑色T恤，下身一件腰间有金属链的深蓝色牛仔裤，额前的头发挑染出一撮鲜亮的黄色，脚上穿着一双人字拖。”从衣着服饰来看，民中已经完全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农民到城市中国“现代青年”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民中在对生活的理解与思考已经完全没有了老一代“出梁庄人”的乡土依恋情感，而是从审美趣味到内在精神气质的“城市化”。可惜的是，民中汲取的不是“城市”的民主、开放、平等与自由的现代精神，而是深深感染上了“城市”中的“邪恶”毒素。这点非常像苏童《米》中的五龙形象，一个内心追求稻米之香却被城市之恶吞噬的人。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五龙和“民中”，因为这个“城市”没有展示它文明和善的一面，反而处处是“恶”与“侮辱”的一面。这是民中和现代城市的双重悲哀：一面是民中力图拒绝父辈的乡土生活、追求城市新生活梦想的难以逾越的现实壁垒，另一面是现代城市歧视性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精神壁垒与可能的巨大风险。正如梁鸿所言，老一代“出梁庄人”认可了存在的区隔、“羞耻”与侮辱，乃至以此为存在身份获得一份可怜而卑微的存在，从而达成与现实的某种和解。但是，民中“一瞥而来的眼神，那仇恨、那隔膜，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无比宽阔的鸿沟”，意识到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不愿重复他们的路”，“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被追赶、打倒、驱逐，他愤恨他也成为这样的形象”。民中接到小兄弟出事电话时说的话语与“霸气，冷酷、镇定”的声音，让“我”意识到某种正在临近的巨大危险性。“我”对民中说“你要好好的”，明年来见。民中“嘴角牵起一个诡异的微笑”，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他看我时的眼神，是另一个世界的眼神。我无法进去，也无法打破”。民中对自我未来的可能性走向有种无比清醒的绝望感，呈现了新一代农民工与现代城市、被侮辱生活的无可和解性。虽然，民中与老一代“出梁庄人”表现出极大差异，但是在反抗方式上竟然是惊人一致的原始、野蛮与血腥的“丛林法则”；不同的是，更加仇恨、更加血腥与凶狠。
    事实上，民中等新一代“出梁庄人”是一个心理高危人群。在富士康工厂打工的新一代“出梁庄人”梁平被折磨成马尔库塞所言的“单面人”。毕业于信息工程职业学院的梁平，尽管有着城市背景的教育经历和职业素养，但是“其实用处不大”，依然从事最低廉的工作，乃至不得不到处寻找打工机会，混同于一般的农民工。梁鸿在“国仁工友之家”，找到了一群类似民中、梁平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喜欢上网、聊天、打游戏，喜欢穿着帅酷的劣质衣服，染着黄头发，穿着牛仔裤，挣一点钱就去买手机，在城市的大排档和同伴大声地聊天、喝酒。他们宁肯在城市闲逛，也不会回农村定居。”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昔日的工人老大哥时代已经是遥远的历史，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在“工友之家”这样的力图增进交往友谊、培养现代意识的群体机构，依然感到孤独、无助，成为一群在城市社会空间里游荡的绝不回父辈故乡而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太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如果说老一代“出梁庄人”尚且有个故乡挂念着、眷恋着，那么我们的新一代“出梁庄人”、新一代“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未来又在哪里？来到城市寻求新生的“出梁庄人”，依然是城市化的迷途羔羊。
    四、梁庄未来道路的思考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几位妇女在村头的树下打牌，有的人带着孙子到处闲逛聊天，有的人在田地里干活，青年也在各自忙碌。我预想的悲伤、痛苦、无奈都慢慢消解，甚至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梁鸿的“梁庄女儿”的回忆性叙述视角与其描绘的梁庄人“在场者”叙述视角在这里产生了认知对立与冲突。或许，悖论就在于只有离乡者才能对当代乡村的剧变有着如此“触目惊心”的感受与思考。可贵的是，梁鸿没有进行绝对性判断，而是从变中感觉到常，看到了“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这片天空、这片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
    真的还像千百年前的乡土中国变迁一样，“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吗？当下所面临的“梁庄”为缩影的乡土中国乡村从外在生态污染到内在伦理文化的裂变，都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但是身在其中的“梁庄人”却对此熟视无睹、爱莫能助。“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他们都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在与穰县县委书记的交流中，梁鸿感受到政府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热情与重视；然而“政府—村干部—农民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但是，即使逃离乡村，来到城市，农民依然受到了来自城市的物质盘剥和精神歧视。当代乡土中国的最大危机即在于：梁庄人无论是在梁庄，还是出梁庄到城市，都不是真正意义的主人。但拯救梁庄的力量，只能是梁庄人自己，而不可能寄托于外力。事实上，面对黑色淤泥之殇的梁庄，留守的梁庄人依然每天都要承受，都要继续生活下去。梁鸿从众多对话者的抱怨性话语中依然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梁鸿留意到芝婶对留守孙子的“疼惜、怜爱的眼神”，“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强来对抗软弱”。但对于乡土中国农民而言，“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的，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生物相等齐的”。正是这种掩藏于地层深处的岩浆般炽热的情感和与大地万物一样广博深厚的生命韧性，支撑了梁庄人与苦难、血泪、屈辱相抗衡的生命力量和永不停息的日常生活世界。
    老一代“出梁庄人”坚忍地生活着，把故乡梁庄作为皈依的心灵家园，把希望寄托在回乡和下一代教育上。新一代“出梁庄人”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更为褊狭。比较而言，流落在城市中的算命者贤义的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的拓展，倒是耐人寻味。从出梁庄、回梁庄到再出梁庄，贤义对新生活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反复的多次磨难，最后选择了算命这个职业。贤义把释迦牟尼、毛泽东等图像并置在一起，“是如此坦然，他的神情是如此明朗、开放，他对他的贫穷生活如此淡然，他对事物的独特超然理解又使得这几种相互冲突的事物融洽地相处在一起”。贤义平和的语气、眉宇间安静与超脱的气质，他与儿子的良好关系、儿子的健康成长、小家庭的温暖，显现出其生活的“开放性和光明性”。这不仅有别于他的姊妹们的只有现在、只有金钱、没有未来的麻木生活，也与其他出梁庄人的冷淡、孤独、仇恨心理和苟且生活拉开了距离，而多了“一重空间，一重光亮、开阔的空间”，“心灵的痛苦从来不是法律和制度的范畴，而是最古老的方术”。贤义在对自己的城市生活进行着来自古老乡土中国文化基因的现代阐释，慰藉了自己的和同乡人的心灵。“在这个现代算命人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光亮，古老的光亮，它曾被我们熄灭、遗忘，被我们扭曲、误解，在狭窄的钢筋水泥的缝隙中，它挣扎着，以孱弱而又顽强的姿态向我们传递着久远的信息。”贤义这个现代算命者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不缺少“发展是硬道理”的物质发展主义，却还没有形成心灵可以依附的文化伦理和道德规范。梁庄旧的伦理文化正在崩溃，而新的伦理文化还没有形成。这种伦理与文化的困境，才是当代乡土中国的深层精神危机所在。应该说，古老的乡土中国文化并没有失效，它依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世纪乡土中国伦理文化的重建依然需要从母体文化基因寻找精神遗传密码。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做什么？如何呈现今日之中国，如何阐释今日之中国，这是我们亟需面对的问题。从晚清开始时至今日的乡土中国现代性之变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和心理文化结构深处的撕裂之痛、文化震荡、伦理危机，尤其剧烈而深重。在越来越难以整体把握时代精神、处理时代经验的审美困境下，梁鸿的“梁庄书写”提供了这个时代鲜活、微观和精神深度的“非虚构”文本，描绘了“梁庄”乡土世界中的最卑微、最孤苦无依而又最被忽视和遮蔽的“梁庄人”，为我们呈现了乡土中国百年来最为细致真切的灵魂蜕变史。梁鸿的“梁庄书写”已经实现了“让‘乡土中国’具象、个性、丰富”，“‘梁庄’再度成为符号，成为‘乡土中国’的隐喻”。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梁鸿以其“梁庄书写”诠释了她对“新命”的担当与思考。
    事实上，梁鸿作为梁庄“女儿”叙述身份，不仅为梁庄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进入梁庄人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的有利条件，而且为这一非虚构文本注入了饱满的生命之气。“对于乡村书写，乃至对于任何文学作品来说，这种感情都是弥足珍贵，也是构成优秀文学的基本品质。”应该看到，这种“非虚构写作”在给作品带来叙述的历史客观性、真实性、民间性和文化性品质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削减了作家审美虚构想象的自由空间，而且难以避免文学性品质弱化的倾向。从本质上说，“梁庄书写”是一种空间性书写，它作为“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其内涵和表现形式，远远超出了西方的同类文学形式的限定”。贯穿全文的是线索性人物“我”，书中真正意义的叙述中心和主角是“梁庄”，一个个人物都是梁庄生命叶脉一部分。梁庄就是“梁庄书写”中的最大主人公形象，是所有现实与精神问题的归结点，也是所有生命发源地和心灵的皈依地。
    梁庄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没有终结的问题。乡土中国现代转型远远没有终止，梁庄人和出梁庄人在继续经历现代性撕裂痛苦的同时，也将迎来全面挣脱束缚、全面解放的新历史动力、新可能性与新使命。让故乡不再沦陷，留住乡愁，留住青山绿水，留住乡土中国村庄最微小的文化有机体，阐释和建构从生存伦理到文化伦理的新生态文明理念，这就是今天的“旧邦新命”。城乡融合、共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文明，建设一个物质适度、精神开阔的“有生命的空间”，这是人口密集型的东亚国家的乡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道路。“围绕9亿农民的生活与他们生存价值的重建，乡村建设将具有无比宽阔的空间”，这“不单是一项应对中国现代化挑战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乎中华文明崛起和世界未来出路的庞大工作”。《出梁庄记》结尾部分书写了一个99岁“老党委”奶奶的去世。报小庙、报大庙、送路、送葬，梁庄人严格遵循着乡土伦理秩序，庄重宣告一个世纪老人生命的终结。送葬的路上绵延成一条线，梁庄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一场死亡。活着的人与死亡的人融为一体，完成整个宗族血缘的生命共同体的文化认知和精神皈依。死亡在此时也意味着新生。从梁庄到乡土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有机体和生命共同体正在经历着死亡和新生的重要蜕变。梁庄，在挥别过去，并站在了新世纪新文明的入口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农民形象审美嬗变研究》（批准号12BZW114）”之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