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的博客名为“耕地的公牛”。这头“公牛”，与文学“陕军”中的“秦川牛”截然不同。这“牛”属于别一世界。它走出了农业文化的圈限，没有土地依恋、村庄情结和农民意识，没有自卑、自闭、自大的文化心态。它以现代精神审视现实生活和生存体验，充满启蒙精神、反思深度和悲悯情怀。它通过理性和诗性的融合与飞跃，给我们呈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痉挛”、“小人物”的疼痛，以及“时间的面孔”的诡谲。安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痉挛》，曾引起人们的惊叹，发行量有20万册之巨。花城出版社小说室主任读了《痉挛》之后，惊叹道：陕西竟然有这样厉害的作家！陕西作家比较保守传统，循规蹈矩，普遍脚上沾泥，裤上带土，很是农民化。安黎的小说却完全是荒诞的写法，而且写得那么好，充满现代精神。因此可以说——安黎是黄土地上或文学“陕军”中的现代“公牛”。
    安黎的《痉挛》，以对现实的严峻关注、情感的超越愤激和表现的深切老辣引起文坛的瞩目。这部小说虽然命运多舛，但时间还是证明了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小说以农村姑娘李亚红的悲惨遭际为主线，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尖锐和深刻的逼视，几乎含纳指涉了当代生活所有的主题——饥饿记忆、“文革”惨祸、权力异化、拜金化、商品化、物质化，粗鄙的生活维度和令人战栗的人性之恶，无不得到触目惊心的诗性呈现。“痉挛”可谓是时代精神的精妙镜像：情欲的渴望与虐杀、心灵的沉沦和挣扎、人性的扭曲与变形、生存的病态与荒诞等，深深切入生活的本质和人们的内心之中，关联着当代人们良心、道德和精神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安黎以丰沛的激情，形象地阐发历史、社会、精神、道德、伦理问题，深刻的思考自然地融合于精湛的叙事之中，再加之机智而又锐利的幽默蕴涵的独特诗意，以及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光芒，使《痉挛》成为当代长篇小说独特的“这一个”。《小人物》是安黎的第二部长篇力作。小说以小县城的一群“小人物”（中学教师、医生、校长、派出所所长、售货员、小官吏、妓女等）为对象，展示了他们卑琐而又麻木的生存。他们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小人物，在名利、欲望场中互相追逐，尔虞我诈，在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寻找出路。他们不曾触犯律条，也不曾僭越道德，但他们身上有着巨大的、可怕的被人们忽略的“平庸之恶”，这恰恰是腐蚀人性，使人性、道德、底线等坍塌的最可怕的蝼蚁。作者深刻地“挖掘”出这些生活深层的本质性内容，暴露出“小恶”冷酷、自私、残忍、褊狭等如何累积成可怕的“大恶”，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我们民族的根性，以及荒诞而又可怖的“敞视监狱”式生存。第三部长篇《时间的面孔》，以独特的艺术力量刺激我们的神经，使我们不得不在巨大的冲击和震动中，对我们的当下生活和生存世界来作严肃的思考。作者直面惨淡的现实生活，以归国华侨田立本回乡投资的遭遇及所见所闻为主线，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绾结其视域之中，对生活的诸多层面进行了形而上的深邃思考：城镇化带来的问题、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城市底层人的生存困境、知识分子的皈依问题、“离乡”与“归来”问题、中美文化的差异问题、人性的复杂问题等等都得到了本质化的体现，渗透出作者对生存、生活以及生命的巨大焦虑和深沉思考。正如有评论家所言：“《时间的面孔》更像是‘现实的面孔’，安黎用疾风暴雨般的‘现实’毁灭了我们对过去的留恋、对‘未来’的期许，一个改革者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的命运，就是一个生命被悬挂的命运。小说带有强烈的寓言性，人的原始欲望的现代显现、中国乡土伦理境遇的崩溃、国民精神蒙昧的文化想象形成的种种神秘的、冲突的张力，经由几十个人物的互相背叛和伤害的狂欢图景，把人性对‘现实’的绝望和对罪恶永恒轮回的可怕境遇的想象推向了极致。”作者在追寻时间的意义，在精神领域内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询问，力图把人们从严酷现实的狼嘴里解救出来，找到精神、哲学乃至宗教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为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寻找可以凭依的赤火炎炎的精神不死鸟。这是真正的小说存在的理由，也是《时间的面孔》以及安黎小说创作的卓越之处。
    安黎的小说具有焦灼的精神关怀，以及思考、反叛和行动的自由。反抗、自由和激情在他的小说叙事中，成为稳定的三极，支撑起自然均衡的艺术世界。他的小说具有一种加缪所谓的“高贵的风格”，一种蕴含着尊严、骄傲和反叛的风格。他的艺术世界是深刻的，同时也是博大和悲悯的。由于现代艺术精神和基督教的影响，他的小说一方面是对病态、残忍、荒诞现实的“反虚构化”揭示，另一方面是按捺不住的同情、体谅、反抗与悲悯。这两方面合二为一，内化为一种个人化的叙事风格。如《时间的面孔》中的“我”（黑豆），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气质，具有悲天悯人的同情与仁爱。小说极其自然地叙述着灵魂污染、精神拯救等具有宗教关怀的生活事件，蕴涵着对人的尊严的呵护和坚守，处处闪耀着真实、真诚与思想的力量。在小说精神上，安黎是现实主义者；但在小说叙事上，安黎是现代主义者。他熟悉现代主义小说，黑色幽默、意识流、荒诞等都被他融化为自己的血肉，并高度个人化和风格化。他以笑写泪，以喜剧写悲剧，以黑色幽默写黄土地，以热烈的感情关注生活的阴暗、残忍，存在的荒诞和绝望，以痛切的嘲讽态度放大个人与环境的互不协调、互相扭曲，透视人性和灵魂的畸形变态，使人既感荒诞滑稽，又觉沉重苦闷，形成了精彩绝伦的本土化的“黄土地上的黑色幽默”。既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同时又给人以强烈思想震荡和审美冲击。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小说中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但他呈现给我们的却完全是中国化的。更难得的是，他剔除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虚无和绝望，以清醒的意识、可贵的诚实和执著的坚持，反叛历史和现实，具有“秦川牛”的倔强性格和现代“公牛”的精神气质。
    安黎的散文也非同凡响。他的散文自然质朴，思考深刻，情怀宽广，境界宏大，是当代散文天地里个性非常鲜明、成就非常突出的一位。他的散文具有健全的“逻辑”和清醒的“常识”，能够发现、确认我们的弱点和盲从，赋予我们智慧和理智。加缪说，“智力是明亮的阳光的姐妹”。安黎散文中“明亮的阳光”溶解了附着在现实与历史上的冰块，裸露出了现实、历史以及存在最本质的面容。他通过质朴自然的叙述，呈露生活的芜杂和无奈，用智力的红外线穿透现实与历史坚硬的外壳。他注视着、揭露着、鞭挞着人性的残忍和人的灵魂的丑恶，但不以鉴赏、拷问为目的，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最终都指向绝望的反抗和灵魂的救赎。他的两部散文集《丑陋的牙齿》和《我是麻子村村民》涉及到光怪陆离生活的方方面面，素朴而又真挚，痛切而又悲悯，为智慧的清澈和灵魂的纯洁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虽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已引起了文坛的一定关注，相信他迟早会得到应有的位置。
    安黎用思想创造着自己的小说与散文世界，他具有当下作家所缺少的刺穿谎言的能力，以及呈现的能力。他清醒而不高傲，悲悯而不矫情，沉痛而不绝望，耻辱与尊严、冷漠与激情、痛苦与幸福、黑暗与光明、虚无与热情总能臻于理性的均衡和冷静的统一。他用自己的“犄角”，顽强地撞击着现实磐石，用严厉的思索重建着被摧毁的东西，力图使正义、同情、关怀、悲悯等稀缺的东西，在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上成为普遍的可能。
    我们需要这种不断以头撞墙的希绪弗斯式的现代“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