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
    
    
    
    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创作或多或少都受翻译体影响，中国白话新诗与诗歌翻译几乎孪生而出，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在《诗经》《楚辞》和唐诗的伟大古典传统之外，翻译几乎再造了一个新传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国际诗坛的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为不同语种的文学文化交流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为对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做深层次的探讨，加强对诗歌翻译的重视，总结百年来中国诗歌翻译的经验，为未来的新诗创作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践资源，2016年6月20日，鲁迅文学院举办了主题为“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出席论坛并作主题发言。论坛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主持。来自北京高校、学术机构、文学刊物的诗人、翻译家、学者们齐聚鲁院，针对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展开了深入研讨。
    诗歌翻译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谈论新诗，绕不开翻译
    吉狄马加：中国新诗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诗歌翻译史。从五四开始，中国新诗发展继承中国古典，同时在文本、写作方式、诗歌形式上大量借鉴外国诗歌，翻译功不可没。如果要研究、回顾一百年新诗发展，不可能回避中国诗歌翻译史。近30多年来，很多国家的文学界对中国的现当代诗歌投入很大关注，有大量中国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从世界范围看，几千年来，很多国家和民族通过翻译互相了解，尤其通过诗歌翻译深入民族心灵，了解彼此的精神价值取向。我们的诗歌翻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的诗歌翻译无论是翻译水平，还是翻译深度、广度、创造性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中国的诗人、翻译家，包括一些批评家，他们在选择翻译对象的时候，也更加理性和成熟。对重要的诗人，进行了深入的、整体的、全面的翻译。
    张清华：诗歌的重要性体现在语言现代转化角度，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工作。从汉语的发展历史进行考察，汉语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语言互动的结果。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历次民族大融合，文化的激烈碰撞，激发出了汉语的丰富性。由此可见，新诗诞生不止是白话化，更是汉语现代转型的自觉，这种新的自觉是在其他的民族语言的激发之下获得。所以不能忽视翻译诗歌的作用，翻译诗歌某种意义上也是汉语的一部分。
    欧阳江河：翻译从源头就融入了中文诗歌写作，一开始就构成现代汉语写作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借鉴，翻译为中文输入了新鲜血液。
    赵四：在不同国别和民族语言当中，文学和诗歌的发达时代，都是一个翻译的时代，翻译对文学写作一定会起到促进作用。
    汪剑钊：屈原、李白当然是我们的传统，但丁荷马也是我们的传统。
    安琪：黄灿然诗论《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 :“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即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百年中国新诗几乎是在对两大传统的翻译和摹写中起步的。新诗的发起人和写作者譬如胡适、李叔同、刘大白、穆旦、徐志摩、戴望舒，等等，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在他们身上交汇着的两大传统总是顽强地抬起头自他们的笔下走出，走到今天的读者面前。白话诗起源时期诗人们对西方现代诗的翻译就有更多例证，几乎每个白话诗人身后都站着一个西方诗人，如奥登之于穆旦，泰戈尔之于冰心。由此可见，诗歌翻译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背景下 ，诗歌翻译尤为重要。
    诗歌翻译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它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可能性之一，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选译的标准。
    可能性之二，读者在接受翻译诗歌时，采取什么样的标准。
    可能性之三，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名言：“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诗到底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还是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或者是保留的那一部分？
    树才：在分析诗歌翻译可能性的时候，一首诗的语言、物质性层面是可讨论的，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能由着译者的性子来。任何创造性发挥实际上都隐秘受制于原文，原作者即使是缺席的，但是永远像幽灵一样跟随译者，所以也决定了一首诗翻译过程的无限多样性，这个无限多样性是弗罗斯特讲了失去的那一部分，但是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这个非常重要。
    汪剑钊：弗罗斯特关于诗歌翻译的表述只是极端表述，并非真理。因为事实证明另外一种语言里的伟大诗歌被知悉并非不可能。但丁、荷马、莎士比亚，大部分中国读者都不是通过意大利文、英文或者希腊语，而是通过翻译读到的。这些诗人能够被接受，还是因为由翻译形成的广泛传播，翻译并没有减弱他们的伟大声名。
    张清华：伟大诗篇必须是总体性的诗歌。应该有两个维度，一个永恒性，一个当下性。诗歌的总体性意味着是在说一切的诗歌，是在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经典伟大诗篇的总和，或者关于诗歌所有的规则，所有的道理，所有的标准，所有伟大文本的总和。我们每个人写作的时候应该面向神圣的东西，同时要指向他存在的当下性。每一个诗歌写作者，都应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认为极端写作成为中国先锋诗歌写作的一种末流，总是想通过极端化、行为化、偏执化写作获得有效性，获得影响力，但是真正的先锋精神植根于诗歌的伟大传统。今天富有精神性、思想高度和艺术难度的先锋精神日益稀薄。
    董强：诗歌的现代性和当代性很难定义。相对而言，小说和绘画的标准明确，而诗歌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或者当代性，难以把握和定义。从诗歌的主体性来说，很难以人定诗，很多知名度并不高的诗人的作品写的非常好，并不逊色于某些大诗人、知名度很高的诗人。这一点也为译者选译的时候制造了难度。
    赵四：从语言的角度评价一首好诗，应该反对口语化和散文化。诗人倾向于称自己写作是口语写作，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它不是未经改造的口语，这种文学化的口语应该视为智慧语言。现代诗歌语言应该警惕散文化表达，如同瓦雷里评价波特莱尔诗歌时所说“波特莱尔诗歌把法语诗歌从三百年只有散文而没有诗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所以创作诗歌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李少君：有两类翻译诗歌会让读者产生强烈的阅读印象，一类是现场感、画面感、图象感比较强的诗歌。比如米沃什《礼物》中的“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西方翻译者青睐唐诗，也是因为唐诗表现了诗人在大地上的场景，现场感极强，容易翻译成图画一样的场景，易于接受。另一类是那些表达普遍理念和意义的作品，比如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 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出了很多人的普遍感受。而那些涉及较为浓厚的民族文化、神秘经验的作品，就相对比较难被他国读者所接受。比如兰波的诗歌，其中神秘、超越的一面，很难被翻译。以杜诗为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好译，但“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难译，诗中有一种神秘的、中国古典的东西极难译出。
    欧阳江河：诗歌翻译中当译者取代了作者，主体性的替换带来诗歌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差异，意义的传递有可能被修改。有可能变得更精确优雅，但也有可能变得欠缺。这个欠缺可能是自然的欠缺、生命的欠缺，是发生学和思想史、文化本身的差异和欠缺。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元取代了黄金金本位的地位。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歌唱是纸票，美元取代了黄金，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必须兑换成英镑、美元。针对这种现象，在世界诗歌翻译全球性转化过程中，翻译意味着什么？意义意味着什么？价值意味着什么？东方在被翻译过程中，在全球价值兑换中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种是以韩国诗人高银为代表的消减性的自我升华，意味着东方的想象的复杂性缺席，东方被想象成禅宗的，泯灭自我的。但如此处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丰富的庄子、楚辞缺席了。一种是相反方向的泯灭自我，就是越来越复杂，不停生成，不停繁殖，像病毒变化。还有一种途径的缺席，即声音和听的缺席。诗歌的翻译就是从声音转化为图象，从可以听可以说，转化到可以看的过程，意象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张桃洲：要从正面角度看欧化。现代汉语发展历程中，欧化作为一种重要现象是无可回避的、无可否认的。早期傅斯年、胡适、王力、朱自清以及周作人、鲁迅等等新文学、新语言开拓者都对欧化持有比较支持的、欢迎的态度。反对欧化者有的持狭隘民族主义态度，认为欧化有可能会改变我们所谓民族的特性，特别是我们民族语言的特性。有的则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反对欧化，认为欧化是过于学院化和知识分子气的语言，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否定。新文学诞生之初，姿态是大众主义的，但是运行过程是精英主义的，由精英主义所导致的欧化现象，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在汉语里找到它的准确定位，消除负面影响。从我们百年诗歌发展史来看，更需要“欧化”这样的陌生力量激发自身语言生长性和潜能。如黄灿然所言“孜孜不倦阅读汉译外国诗，寻求的正是译文中那股把汉语逼出火花的陌生力量”。
    诗歌翻译的核心要素：内涵的界定、译者的重要性及翻译的过程
    董强：翻译是一种接受，所谓接受就是对话。诗歌翻译要抓住原诗的核心价值，回避不恰当的诗情画意。译者在翻译时，要抓住诗人伟大之处，它最强烈的风格，同时对诗情画意要保持警惕。西方现当代诗人不再追求所谓古典唯美，更强调语言的冲击，或者某个方面的介入。译者不能以自己主观的诗情画意，强加到以“反叛”“晦涩”“芜杂”种种特点著称的现当代西方诗歌中，淹没它的原文特点。
    树才：“黄金在天上舞蹈”就是一首原文里面伟大的诗，但是原文作为完成文本，已经结晶成一道光芒，我们却因为语言的阻隔，造成“视而不见”。所以它的下一句诗，“命令我歌唱”， 舞蹈的精神价值在另外一种语言里面重新被歌唱一遍，虽然主体换位了，这种替换的过程就是翻译。要前所未有地重视译者、译者条件和译者工作。研究译者如何把原文和译文变成一座桥，让语言之河流淌的时候仍保持活力，让一首诗的黄金品质经过这个“我”唱出来仍有黄金品质。要从一个极端的角度评价译者的重要性，一首诗如果不是碰到适合它的译者，永远不能被呈现。兰波的《奥菲利亚》如果不是碰到葛雷，不能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安琪：翻译作为一门艺术和技术的高度结晶物，对译者的要求十分严苛，同一首诗在不同译者笔下会长出不同的模样。
    汪剑钊：翻译的过程可以用一个比喻：译诗是一场冒险的恋爱。原文是待字闺中少女，译者就像追求者，一场爱情要很好展开的话，追求者要使出浑身解数，他的汉语能力、外语能力包括对生活的认识、知识准备的积累都很重要。只有追求者充实自己以后，才配得上追求漂亮的少女。但现实中的恋爱，有成功，有失败。成功的例子，两人相爱，最后走进婚姻殿堂，生下一个漂亮的孩子，翻译成品某种意义上就像漂亮的孩子一样，可能跟父母长得并不像，但是他身上绝对带有父母很多遗传密码。失败也有可能，比方说一首诗翻译不下去，前面30行特别好，但中间到35行的时候，就卡住了，怎么译也译不下去，这就像一场不成功的恋爱，只能搁置。
    树才：翻译的过程无法还原，所以翻译的过程经常变成一个盲点。大多数人对于诗歌翻译或者对一首译诗的研究总是落到价值判断，也就是说经常毫无理由跳过译者，跳过翻译的复杂性隐匿在里边那样一个过程，直接落下一个判断。在原诗和译诗之间更多人认为，仅仅隔着一步跨过的小沟，实际上二者之间隔着一条汹涌的河流，任何人没法一步跨过。
    欧阳江河：翻译的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阅读有消费性阅读、审美性阅读，也有翻译和批评的阅读，阅读里面有才子式的、天才式的、生命激荡来自艺术感动的阅读，也有学究式的阅读。这时候语言的选择很重要，到底是采取一种政治的、主流语言意识形态式的语言，还是才子式、个人式、审美式的语言？选择的背后包含了非常深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表面看来是一种取决于词汇源的技术性选择差异，其实后面可能包含了文化的这种缺席。
    蒋一谈：翻译的过程真正逼近文学真实的应该是恍惚型。当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抓到他走路的身形与动作，但如果跳舞的时候我们目光会变虚。因此翻译诗歌时应保持敬畏、恍惚的状态。
    诗歌翻译的标准——葛雷之于兰波，王央乐、王永年之于博尔赫斯，西川之于盖瑞·施耐德、郭保全之于普希金等等
    董强：诗歌翻译方面标准可以相对宽松。诗歌具有很大可能性，可能性更多是潜在性，因为这种潜在性的巨大，所以诗歌翻译标准可相对宽松。
    树才：诗歌翻译标准不应由译者来判定，而应交于读者，读者在阅读时会自动形成淘汰机制。当一首诗已经被翻译出来后，最开始评判标准可以稍微宽容一点。因为译者总把自己的翻译视为最佳，但到底翻译得如何，应该让读者来淘汰译诗。译者之间的争论是毫无必要的，可以交给读者自行评判。每个读者的文学场域、诗歌接受能力都不同，他对翻译诗歌的评价就会不同。
    张清华：成功的翻译植根于语言的内部核心，同时也植根于人的心灵，植根于人的无意识，植根于人的灵魂。
    赵四：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经常由著名诗人如庞德、帕斯等翻译，但是即使熟读中国古典诗歌而又懂外语的读者，也很难从他们的译本里判断出每首诗对应的原文。但是这种翻译方法在西方被视为一种好的、有效的翻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阅读者的问题，阅读者选择的是诗，而不选择读哪种形式的诗。有些学者翻译中国古典诗歌，非常注重声音传递的可能性，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保持诗歌原有的韵律，但是另外一个语种当中的诗人、读者并不认可这个，因为他们要读的是诗本身。从诗歌翻译的角度来看，古典诗歌翻译的难度要大于现代诗歌，古典诗歌的节奏韵律和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无间融合，如果要拆解开来翻译，非常难，必须要化成意象来传播。但是现代诗歌的一大特点就是抛弃了韵律系统，代之以节奏系统，翻译起来容易得多。
    欧阳江河：西川在翻译盖瑞·施耐德时，是做了严肃工作，这翻译的严肃工作相当于康德对崇高的定义，就是判断力的审美和理性审美这两者之间产生不一致，在这个不一致的基础上，想象力的严肃工作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崇高起源。只有看到不一致，因为理性的审美和想象力的审美不一样，想象力审美是个人的工作，而理性是集体性工作，这个中间肯定会产生偏差，这个偏差基础上产生的快感，被康德称作消极快感，而这个消极快感可能是翻译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出发点的翻译是才子式的， 美文式的，个人感动式的，另一个理性集体的自然东西、客观东西缺席了。西川这种严肃工作的翻译弥补了这一缺憾，为诗歌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
    中国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西方诗歌的特点。
    敬文东：与西方文化对语言的推崇不同，中国文化更推崇文字。从这个角度来看，索绪尔语言学观点对汉语或者汉字并不那么有效。汉字有结绳记事的传统，起源之初非为记音，而为记事。在中国的传统里，事和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所以汉字完全不是记汉语发音，它跟事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西方人觉得语言比文字更重要，在中国汉语里面，汉字与汉语关系正好颠倒过来。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基础前提，就要意识到，虽然荷马、但丁也是我们的传统，但中国自己的传统更是传统。
    中国传统诗歌有哪些不同于西方的特质？中文诗歌能向世界诗歌贡献什么样的经验？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文诗歌从《诗经》开始就表达出一种对知音精神的追求。盛唐诗歌中高达百分之四十为赠答诗或离别诗，正是中国传统诗歌知音精神的直接体现。中国现代诗歌写作，如废名、戴望舒等自觉继承了这样一种传统，写了大量的赠答诗。这些赠答诗在形式上常用“你”“我”“我们”这样的对话体展开写作，或者有时直接呈现自己的一种生存状态，相信对方能了然于胸。中国诗歌的这种知音写作，传达出中国诗人对诗的一种理解，即诗不仅仅表达经验，不仅仅是对语言本身的追求，同时有安抚性。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已经进入形而上的状态。如何解决这种孤独？中国的知音诗歌写作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霍俊明：新诗诗人在海外的形象是单一的，例如北岛，他在西方可能更多是和国家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中国古典诗人在海外的形象是多样化的，有非常丰富的符号指向。比如杜甫，宇文所安认为杜甫既是一个封建帝国的歌颂者，也是一位父亲，还是一位晚年的流落者。比如王维，帕斯和温伯格一起写了一篇《看待王维的19种方式》。西方翻译中国诗歌时，固然会结合汉字的特点，强调动词和意象，但更注意诗人的形象，比如王维是什么样的形象？他是佛教徒还是一个贵族？译者会结合诗人的多种形象来考察汉语的特点。
    我们通过译介西方传统形成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这个现代性是否有效转化为本土经验？很多诗人既翻译又写作，翻译到底对写作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诗人张枣提出：“翻译是翻译，写作是写作，写作时要做到“我在写作时要杀死史蒂文森”。(史蒂文森是张枣最喜爱的诗人之一)”而更多的诗人在写作时却表现出了对翻译的暗恋。
    结 语
    吉狄马加在论坛最后的总结发言里高度肯定了本次论坛的成果与意义，与会专家观点新颖，见解深刻，讨论成果有利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大家通过讨论，进一步认识到诗歌翻译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对于中国，放眼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建设都离不开诗歌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外来语言积极参与了本民族语言构建，激活了本民族语言的潜能，贡献出了新的力量，这一点应该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诗人已经自觉认识到中国传统诗歌区别于西方的一些重要特质，但我们还要认识到，五四以来的诗人们几乎都在翻译和写作两个领域里成就斐然，因此我们回顾总结百年中国新诗发展史，不应遗忘总结百年新诗发展中的翻译问题。展望未来，伴随着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中国在诗歌翻译方面的广度和深度都要加强，让更多、更好的诗歌进入中国视野，丰富和扩大我们的文学版图。同时，我们还要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向世界介绍中国诗歌，展现我们中国诗歌的发展水平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