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崇群是新文学史上一位甘于寂寞、穷而后工的散文家。他有着一副温和而善良的面容，脸色看上去总是有些苍白。他有一双包着水的眼睛，一张含着微笑的嘴唇和一颗孤寂而又真诚的心。他拖着病弱的身体，过着穷困的日子，早早地走完了自己38年的人生。
    缪崇群（1907—1945）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1923年，到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此后曾去日本留学3年，回国后，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奔波谋生，并从事文学活动。1932年与张祖英结婚，两人都患有肺病，没有过上几年快乐的日子，张就去世了，以后他一直孤身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缪崇群辗转流徙到西南，在重庆北培一家书店的编译所工作，于1945年1月15日病逝。在缪崇群短暂而寂苦的一生中，与巴金相识、相交，是他人生一个闪光的亮点。
    巴金与缪崇群的相识纯属偶然。1931年6月，巴金从上海到南京，去看望正在编辑《文艺月刊》杂志的朋友左恭。当来到编辑部所在的小楼时，左恭出外不在，接待他的是一位瘦弱的青年人，一问才知道，他就是已经通了半年信的缪崇群，他正代替左恭编辑《文艺月刊》。巴金就和缪崇群聊了起来，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此前不仅通过信，还相互读过对方的作品，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巴金后来回忆说：“这不是普通的寒暄，这是肝胆的披沥，心灵的吐露。可是这天傍晚我们握手分别时，却像是相知数十年的老友。”
    巴金应缪崇群之约，定期为《文艺月刊》供稿，几乎每个月都要给《文艺月刊》寄去一个短篇小说。有一次，因为杂志社的老板不同意发表巴金的一篇小说，为此缪崇群和上司发生了争执，缪崇群提出如果不发表巴金的那篇作品，他就辞职。最后老板不得不让步，巴金的作品得以发表。文弱的缪崇群一点也不软弱，他执着地履行了一个编辑的职责。
    缪崇群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编辑，即使对朋友的文章，他也直率而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每次收到巴金的来稿，他总是认真地写出读后的意见，有时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品的缺点和不足，他把这看作是对朋友的爱和奉献。后来他不再编《文艺月刊》，仍然热情地对待巴金的作品。1944年10月，巴金小说《憩园》出版，这是巴金创作走向巅峰的一部作品。小说一出版，就在读者和朋友中赢得了一致的赞扬。巴金向缪崇群赠送了一册自己新作。不久，缪崇群写信给巴金，指出《憩园》中的一些小毛病，而这些是巴金自己，以及读过这本小说的其他朋友，都没有看出的。巴金颇为感动，称缪崇群是一位“精细的读者”。
    1933年9月初，巴金到北平旅行，与缪崇群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时缪崇群与新婚妻子张祖英住在一个公寓里，过着“蜜蜂一般的生活”。他们热情欢迎巴金的到来，张祖英特地缝制了一床新被子，让巴金盖用；住处窄小，她就到娘家去住，让巴金与自己的丈夫睡在一张床上。白天，缪崇群夫妻陪着巴金去看电影、逛古迹。其实，那时缪崇群和张祖英所患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身体状况很坏。有一次，他们陪巴金去游故宫三大殿，就让巴金一个人进去，两人在外面的石阶上等他，崇群告诉巴金，他实在没有力气走到里面去了。还有一次，他们陪巴金看电影后，又到一家广东酒楼吃饭。两个人红着脸（那是肺病的症状），忍住病痛，带着欢笑张罗着，尽量地把欢乐带给朋友。晚上，缪崇群和巴金抵足而眠，聊天到深夜，入睡后巴金常被缪崇群的梦呓和咳嗽声惊醒。一到早上，他问巴金是否睡得好，巴金却总是说睡得很好。巴金在缪崇群的那个小公寓里完成了短篇小说《电椅》，还写了散文《灵魂的呼号》的开头。巴金在缪崇群家快乐地住了七天。离开时，缪崇群夫妻为他送行，抢着为巴金提行李，像哥哥和嫂嫂那样，频频叮嘱巴金路上注意安全。当巴金挥手向缪崇群夫妻做最后告别时，他没有想到，这是他与崇群妻子张祖英的最后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处于国难中的巴金和缪崇群辗转各地，各自为了工作，为了生活奔忙着。不论在广州，在桂林，在重庆，他们仍保持着联系，并有过几次相遇共游。他们还曾在一起憧憬着战争结束后，在安定的生活环境中，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同一出版社或同一编辑部里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1938年11月，巴金到达桂林，住进漓江东岸福隆街的一处木板房。第二天，在一家饭馆里，他遇到缪崇群。他乡遇故知，两人都异常高兴。在巴金看来，缪崇群的身体有了起色，人胖了，气色好看了，精神也好多了。缪崇群还告诉巴金：现在他能吃能走。他陪着巴金走很远的路，遍游桂林的山水。
    第二年九月，他们又分手了，缪崇群为了谋生，来到云南南部小城石屏，作小学教师。在那里他完成了散文集《石屏随笔》，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出版。巴金还为《石屏随笔》写了《代序》。缪崇群在石屏没有呆多久，1940年，他来到大后方重庆的远郊北碚，在缙云山麓金刚碑小街上的正中书局谋了一份工作，担任编辑兼校对。1944年11月29日，缪崇群给巴金写来信，说他“不久就要进城‘就业’。”但是巴金并没有等来缪崇群进城。1945年1月15日凌晨，这位战时的优秀散文家竟悄然地含恨长逝。
    巴金是三天后从报上得知缪崇群去世的消息。他又从友人那里，知道缪崇群从发病到逝世的一些具体情况：他孤身一人困居金刚碑，长期的肺病，无钱医治，也没有很好地调养，病魔便一步一步吞噬他的身体。到1945年初，病情恶化，眼皮浮肿，连续咳血，卧床不起，被人抬到医院治疗，没有几天就去世了。当巴金赶到金刚碑祭奠亡友时，看到的是荒芜山坡上新垒的孤坟和两个纸制的花圈。缪崇群为了抗战，为了生活，孤身一人，远离故乡，拖着病体，来到这偏远的地方，竟成了孤魂野鬼。巴金想到与缪崇群15年的友谊和交往，历历往事，如在眼前，不禁潸然泪下。
    这年4月，巴金写出长达万言的《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悼念缪崇群。巴金写道：“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个爱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巴金还在文章中，痛恨自己为友人做得太少，而事实上，缪崇群的创作始终得到巴金的支持。从1933年到1942年，缪崇群先后献给读者6本散文集，其中就有4本是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分别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和《文季丛刊》。
    1948年，巴金又搜集到缪崇群的散佚文章和书信，为他编了一本散文集。缪崇群的散文追求美感，清淡细腻，但是比较忧郁，有的甚至有点感伤。这一年的7月下旬，巴金在上海的酷暑中，校阅缪崇群的散文集，他把它题名为《碑下随笔》。校阅这些文章，引起对亡友的强烈思念，巴金写道“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长存下去，而像他那样可珍贵的友情，在这人间恐将永无重获之期”。这本《碑下随笔》于1948年1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十集。
    缪崇群的死，使巴金下决心要把已经停笔的长篇小说《寒夜》写下去。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好像耳边常常有个声音：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在小说主人公汪文宣的身上，有缪崇群的影子。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那个图书公司就以缪崇群工作过的正中书局作模特。巴金写的汪文宣就是像缪崇群那种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工作辛辛苦苦，工资、地位都很低，受尽了冷遇和白眼，但没有一丝反抗。
    1961年，巴金在《谈〈寒夜〉》一文中写道：“‘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文宣’。”
    如果缪崇群泉下有知，一定会感激他的挚友巴金对他深刻的了解和精准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