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年因为曾经每年都会推出很多部中篇小说而特别引人注目的80后女作家孙频，到了最近这两年，那样一种超乎寻常的写作速度开始逐渐地慢了下来。写作速度的慢下来，所传递出的一种信息，很显然就是作家终于意识到，文学创作所比拼的，归根到底并不是写作速度的快慢与数量的多少，关键还是要看其中思想艺术的含金量究竟如何，要考量原创性因素的存在与否。从这个角度来看，孙频小说写作速度的放慢，其实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情。这一现象的生成，乃意味着孙频精品意识的觉醒。2016年的第4期《收获》，曾经推出过孙频的中篇小说《我看过草叶葳蕤》，一年的时间过去之后，还是在这一家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又推出了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松林夜宴图》（载《收获》2017年第4期）。一家如此重要的文学杂志，能够连着两年，在同一期醒目的头条位置，发表同一位作家的中篇小说，在充分显示《收获》杂志对孙频重视程度的同时，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孙频小说创作的确已经抵达了某种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思想艺术高度。
    与孙频自己此前的小说作品相比较，《松林夜宴图》的一大引人注目处，就是小说文体实验意识的明显觉醒。具体来说，孙频《松林夜宴图》中文体意识觉醒的一个特出标志，就是作家试图把诸如书信、诗歌等形式有机地融入到小说叙事过程之中。书信，主要指文本中所先后引用过的两封信，一封是霍夫曼斯塔尔写给梵高的一封信，另一封，则是那封转引自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中一位右派语文教师同样也被打成右派的弟弟，在弥留之际，写给他妻子（但到了孙频的小说中，这位妻子，却变成了妈妈）的泣血家书。“妈妈，我实在饿坏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吧。”紧接着，从馒头，到大米饭，一直到最后的糖饽饽，这封家书的书写者，一共提及了多达35种食物的名字。除了这两封书信外，就是诗歌形式的引入。一是指兰波那一首著名的《奥菲利亚》，二是指那些被巧妙地嵌入到文本中的黑体字部分。关于这些被特别标出的黑体字部分，首先，把它们去掉之后，丝毫都不会影响上下文的文意内涵，其次，这些黑体字部分的语义内涵，非常契合上下文的语境。这些引用部分的嵌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着小说文本的精神内涵。这些诗句大部分引用自当代诗人余秀华，另有一些则引自叶芝等其他优秀诗人。无论如何，这些黑体字部分的介入，积极有效地改变着小说文本的内在精神品质。或许与这些以黑体字形式嵌入的诗句的潜在影响有关，细加详察，我们即可以发现，孙频的小说语言在不知不觉间也发生着向着更加凝练的诗性的相应变化。比如，“回过头去才发现，除了罗梵，她自己也是一道深渊摆在那里，令人目眩。”一个人，竟然可以成为一道深渊，这其中有着的，应该是类似于鲁迅《野草》的某种遗传。再比如，“她不能不仰视它，好像它是一种被特制的、质地迥异、前所未有的崭新生命。那种来自断指间的控制间或会给她一丝阴谋里的诡谲，而更多的则是对它奇异的崇拜。”语言的凝练性诗意之外，依托于所谓“阴谋里的诡谲”，更有一种特别感觉的传达。
    但与小说文体意识觉醒后的自觉形式实验相比较，《松林夜宴图》的更值得注意处，恐怕却在于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从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维度进行了足称深入的勘探与透视。其中，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那位身兼叙述视角功能的艺术家李佳音。虽然小说并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通篇皆从李佳音的眼睛中看出，却是毫无疑问的一种文本事实。借助于李佳音这一形象，作家所集中透视表现的，乃是当下时代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困境。具体来说，与李佳音的精神困境紧密相连的，有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不容忽视。一个是她在北京宋庄时的绘画经历。在宋庄，李佳音曾经花费整整一年的时间，倾尽全部心血画了八张被她自己命名为《时间》的画作。没想到，“策展人对那些画只扫了几眼便不再多看”。面对着李佳音那特别失望、沮丧的神态，策展人给出的，是愈加残酷的说法：“所以你要想卖画，就得向那些能卖得出去、能卖个好价钱的画看齐。市场需要什么你就画什么，你得讨好市场啊，总不能让市场来讨好你吧？”导致这一切现象生成的根本原因，乃在于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资本的游戏嘛，你的画能变成资本吗？变不成资本它就只是一张画，就不过是在一张纸上涂满了各种颜料。”就这样，由于资本所拥有的简直可以决定一切的巨大力量，包括绘画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作品，在市场经济时代，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被异化的问题。真正决定文学艺术作品价值的，本来应该是隐藏于其中的创造性，是那些必不可少的原创性因素。然而，一旦置身于一个资本为主的时代，这一切就不能不让位给资本和市场了。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种充满荒诞色彩的“行画”现象。所谓“行画”者，就是指一种以讨好资本和市场为唯一追求的绘画现象，借用小说中的一位人物郭一原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让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什么画能卖钱我就画什么”。受制于如此一种资本的逻辑，李佳音耗费整整一年时间与心血的《时间》虽然无人问津，但她只用了一周时间画出的“行画”却意外地在市场上走俏。策展人看过她的“行画”后，不仅马上收走，而且还继续批量订货。事实上，处于类似精神困境的，绝不只是李佳音一人，而是宋庄的所有艺术家，或者也可以扩而大之，可以被视为当下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这一点，在如下的一段叙事话语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李佳音看着镜子里收拾一新的自己，觉得怎么看都像个菜市场摆摊卖猪肉的小贩，担心肉卖不出去会坏掉，又担心肉卖得太好，会一下子被抢光。想想别的画家可能也都这样，都使出了一身绝技，便觉得整个宋庄此刻就像一个农贸市场，各色小贩流连于其中，土耳其的地毯，阿拉伯的神灯，波斯的夜光珠，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应有尽有。”
    当一个艺术品市场变成农贸市场的时候，那种被资本异化的惨烈境况，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正因为已经强烈意识到了宋庄这些所谓自由画家的不自由生存境况，所以，孙频才会借行为艺术家常安之口，讲出如此一针见血的充满反讽意味的一段话：“这就是自由画家，这就是骄傲，这就是自由，这就是自……由。”“你们觉得我可怕，可是我们其实都一样可怜，人本身就是一种可怜的动物，活着时千疮百孔，死了都是一具白骨。都是从生到死，人却远远不如一棵植物坦然安宁。”后一段叙事话语所表现出的，除了艺术家一种无奈的自嘲，其实就已经是作家孙频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了。
    另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则是李佳音在白虎山师院做老师时候先后对五个男学生的色诱。“这是她在戈壁滩里引诱过的第五个男学生。总是选择在戈壁滩，是因为它充满了末日颓败的仪式感。最早的时候她曾为自己感到羞耻，但这种羞耻毫不起作用。她最终喜欢上了对他们这种轻而易举的控制，庞大对弱小的控制，老师对学生的控制，艺术对世俗的控制，神对人的控制。”问题在于，身为大学老师的李佳音，为什么要色诱这些男学生呢？从表面上来看，很显然与李佳音自己曾经的大学老师罗梵存在着内在关联。因为在课堂上第一次见到罗梵的时候就联想到了年轻时的外公，因为她想象中年轻时的外公就是罗梵这样的气质。所以，尽管知道罗梵拥有无数的情人，但李佳音却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罗梵的怀抱之中。就此而言，李佳音的行为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罗梵行为的一种翻版，只不过发生了性别的相互置换而已：“她变成了一个偷换了性别的他。老师，是她对他的命名，就像眼前这个在她身上的男学生，正给予她同样的命名。”但正如同李佳音当年对罗梵的需求一样，她对于这些男学生的色诱行为，归根结底却是要借此而逃离某种绝望与孤独：“只有在性爱中她才不再是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亲眼看见自己从我变成了我们，我们被创造出来。她的绝望与孤独就在那一瞬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稀释和解救。这种解救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她无法从中逃脱。她想，这就是离开罗梵之后她为什么要一次一次地去引诱那些男学生的原因。”然而，只有在人生经历逐渐叠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李佳音遭遇到生命中的另一位男性刘文波的时候，她才彻底顿悟，却原来，对绝望和孤独的逃避，也不是自己色诱行为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那个瞬间她忽然就明白了，那时在白虎山下的她其实是多么恐惧，现实的逼仄与山上的白骨让她觉得每一天向死而生的，情欲则最大程度地消解着死亡。”李佳音之所以要用情欲来消解死亡，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情欲是一种强劲的生命存在与生命力量的表征。事实充分证明，一旦脱离开情欲的力量，生命的诞生便不再可能。唯其如此，当年沉溺于情欲中的李佳音，才会产生一种特别怪异的感觉：“她抚摸着男学生年轻的身体，却越发觉得所有的肉身之下其实都不过是累累白骨。”毫无疑问，情欲与白骨之间的对立，也就是生命的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尖锐对立。正因为情欲的生成与精神恐惧紧密相关，所以，“当那种恐惧消失的时候，她便发现，那些与恐惧相伴而生的情欲也同时消失了。戛然而止。”也因此，常安的一席话，便可以被看作是对人类情欲行为的某种合理阐释：“其实有太多的时候，做爱可能是艺术，可能是暴力，可能是乞讨，可能只是在索要安全感。它绝不止于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李佳音的色诱行为，我们显然可以做如是解。
    李佳音之外，与历史维度关系密切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当年被发配到白虎山的右派知识分子，李佳音的外公宋醒石。宋醒石是浙江余姚人，“他是几十年前被遣送到白虎山改造的那批右派劳改犯中的一员。几年的垦荒改造结束后就地落户，没有再回余姚。”他和一个当地女人结婚，生下了李佳音的母亲。在李佳音的记忆中，外公有两件事情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其一，是外公似乎总是处于饥饿状态，总是对吃这件事保持着特别强烈的兴趣。一次，他带着李佳音去买豆腐脑和麻叶做晚饭，竟然“哧溜哧溜只两口，就把一锅还烫嘴的豆腐脑都倒进自己肚子里去了。”以至于，在李佳音的感觉中，“他看起来内里总是很渴，很饿，很空，无论扔进去多少东西都填不满，都能马上听见空荡荡的回声，好像他患上了一种奇特的类似于饕餮的疾病。”其二，是外公对当年一同在白虎山进行劳动改造的两位室友的回忆与讲述。其中，一位是生物学家，另一位是音乐家。“倨拉后来都回老家了。吾留了倨拉的地址，倨拉一个叫周在堂，是江苏无锡人，一个叫李书平，是湖南岳阳人……自从倨拉回家之后，吾每年都要给倨拉寄去西北的百合干、牦牛干、苦水玫瑰、柳花，年年过年都要寄，没有一年拉下的。”但后来，一直到外公去世后，李佳音在整理外公遗物的时候，方才不无惊讶地发现，外公竟然留下了厚厚的一沓包裹单：“所有的包裹单都是外公寄给两个人的，周在堂和李书平，一年又一年的包裹单，看上面的时间，所有的包裹都是被邮局退回来的，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一年又一年。”与此同时，与这一遗物的发现相对应的一点是，李佳音从当年一位老右派那里，进一步了解到，当年外公所归属的那个队，一共有十几个人，只有外公一人最后活了下来。究其根本，只有在了解到更为精准的历史内情之后，我们才能够彻底明白，李佳音记忆真切的，与外公紧密相关的两件事情，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种残酷的历史事实。
    论述至此，我们自然就必须提及身为画家的外公专门留给李佳音的那一幅《松林夜宴图》了：“画中充满了北宋李成的寒林气质，荒原空旷，月夜清凉。看起来时节应是冬天，松间与林下有积雪在月下闪着寒光，此处大约得王诜笔法，在树冠处敷上了厚厚的银粉，便尽得夜雪之肌质。松下有三个白衣老者在煮酒夜饮，其中一个正在抚琴，另外两个则醉卧，似听非听。”毫无疑问，这一幅《松林夜宴图》，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外公宋醒石留给李佳音一种特别的遗言。那么，这一幅《松林夜宴图》，究竟承载蕴含有怎样的深刻寓意呢？对于这一点，不同的观赏者提供了不尽相同的理解与答案。罗梵：“山水倒没有出彩之处，不算上乘之作，只是画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不安气息，很紧张，近似于恐惧，像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之前的那种可怕的平静。”常安：“你外公是不是挨过饿？”“你要相信我的直觉，我从不怀疑我对艺术的直觉。我觉得他画的根本不是什么松林夜宴。”策展人：“你外公既然是画家，就不至于不懂得山水画的章法，你看他把人物可以放大，且表情夸张，可见意不在山水，而是想通过这画中人物说点什么。”李佳音自己：“《松林夜宴图》里的三个老者白衣胜雪，醉卧松涛，露白风清，不记流年。三个人中，那个向外张望的散发弹琴者看起来有点像外公，但他眉宇间更多的是一种神秘的陌生感，不似外公的文弱，有些戾气，有些狰狞。而他的两个同伴则饮酒听琴，表情祥和，他们三人的表情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张力。”郭一原：“这不就是一张普通的山水图？三个老头在松下饮酒弹琴，优哉游哉，竟不知今夕何夕……我只能看到三个风神潇洒其乐融融的老头。”最后的一位，是刘文波：“你听我说啊，是不是这样，你外公还一直给他们寄东西，是因为那两个人是死的还是活的其实与他根本没有一点关系，他要的只是相信他们还一直活着。也就是说，那两个人其实只活在他的脑子里。他需要他们活着。他这么需要他们活着，那原因很可能是，他太思念他们或者是对他们太愧疚。”“那很可能是因为他对他们太愧疚，但又无法弥补，所以患上了一种心理学上的幻想症，就是他会幻想他们还活着，给他们寄东西则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会不会是你外公当年害死了他们？”那么，外公这件《松林夜宴图》的遗物到底要传达什么意思呢？一直到小说终结，孙频都没有给出一种明确的答案。然而，综合以上各种理解，再加上叙述者在前面提供给我们关于李佳音外公的两大特点，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李佳音的外公极有可能就是在吃了两位室友的尸肉后方才得以勉强生存下来的。而这样的一种情节设定，也恰好在很大程度上既回应了当年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也回应了弋舟的《随园》。这样，因为有了外公宋醒石这一人物形象的设定与刻画，孙频的这一部《松林夜宴图》也便在拥有突出历史感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批判意识。
    归根结底，孙频的这部作品之所以被命名为《松林夜宴图》，正与外公专门留给李佳音的这幅《松林夜宴图》存在着紧密关联。在一部篇幅不算很大的中篇小说中，借助于一幅山水画，既能够拥有超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跨度，更能够对现实与历史双重维度中的知识分子简直就是苦难缠身的精神困境（具体来说，体现在外公宋醒石身上的，是曾经的历史年代中因为政治劫难所造成的严重肉体饥饿，而体现在李佳音身上的，则是市场经济的现实社会中由于资本的强势压迫所导致的精神饥饿与性饥饿）做深度的勘探与透视，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80后女作家孙频越来越值得肯定的思想艺术能力，是她一种殊为难能可贵的精品意识的生成。也因此，对孙频今后的小说创作，我们理应寄予殷切的厚望。
    2017年8月13日凌晨0时4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