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治权的长篇小说《鸟镇》让人沉思良久，这虽是一个官员奋斗发迹最终灰飞烟灭的故事，可是与习见的官场小说、“反贪小说”似有不同，难以归类。思之再三，觉得称之为“命运小说”更为恰当。
    在这部小说里，没有简单化的善恶分野、黑白分明，没有欲望化的展览和脸谱化的夸张，也没有常见的道德义愤或无处不在的针砭，小说的结局，也没有那种惩恶扬善的说教和警世。作者力求最大限度地将主人公还原为“人”，还原为当今官员大多数中的“这一个”，并尽可能地让他回到人性的复杂性。事实上，作者就是要写一个人，一个曾经坎坷重重的倔强的生灵，如何偶然来到官场，如何春风得意，充分展露出他的人性的善与恶以及他如何与“命理”搏斗，最终输了个精光。
    作品里处处有人性与命运的交集与博弈。沙平顺的历史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平顺，曾充满了血痕、忍辱、机警和励志。他的少年时代，不是父亲坐监，就是自己失学；写过一封情书，还被漂亮女生交给了校长，成为污点。但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他从普通民工、小组长，一直干到总指挥，他“善于将人的积极性调到最佳状态”，他无师自通地悟出，精神鼓励只适用于物质匮乏时期，“充分满足人的私欲，才能撬动生产力”。因为出身不好，他不得不返乡重当农民。
    机会终于来了，沙平顺跳出了“农”门。他泡图书馆、关心时政、喜欢思辨、刻苦自励，笃信“能力加关系，奋斗加命运”，就能步步登高。事情好像果真如此，40年间，他一气干到了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市委副书记，权倾一时。大鼎村爆发了群体事件，极为棘手，他眼看要栽大跟头了，却因朋友的点醒和妙计，使事件得以平息。他坐在办公室里得意地想，权力真是个好东西，它使卑微者变得高贵，使愚人变得聪明，使最难办的事变得轻易。
    沙平顺为人谨慎，真金白银他是坚决不染指的。他自我炫耀道：在位，能摆平就是水平；退位，不出事就是本事。然而，东窗事发，中央一高官倒台后，查抄中发现，在其收受贿赂的没开封的整箱子钱中，夹着一份沙平顺的简历，沙平顺暴露了。他想过自己可能遇到的无数结局，偏偏没想到会是这样。危情是由中纪委一个铁哥们儿透露给他的，他还剩下10天时间。
    小说更精彩的是第三部，沙平顺已知归宿，尚能镇静，最后的还乡、探母、访友、布施、抽签的种种描写，力求更深地打开他的内心世界。他回首平生，有许多感慨和觉悟。最后，这个手枪的收藏者、占有者，从他的20多把收藏中选了一把，一枪了断了自己。他中枪后的坐姿是，“神态安详，眼睛微闭”，他先是变成了一只鸟儿，如释重负地飞上了蓝天，随后发现，鸟儿们照样在激烈地争夺空间……
    有人说，作者过于同情他的主人公了，这样说有道理，但还没有到位。我看是作者让他的主人公骗了，他过于相信他笔下的人物的表白，相信他们的清高，甚至并未真正看透他们。大概在作者看来，人性与命理之搏，谁也跑不了，坐在这个位子上，谁都会贪的。在作者看来，这里有人性的成分，也有宿命的成分，带有不可抗拒性，就像符咒似的，罩在主人公的头顶。
    其实，沙平顺一点也不冤，不必用“命理”来为他开脱。归根结底，他还是自律不严，越陷越深。他在市里精心打造了自己的“政法王国”，铁桶般稳固，每个层次的领导都是经他反复斟酌才任命的，可见他对权力的贪恋多么自觉。问题更在于，他的节节上升，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勤学、能干，后面还一直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多少年来他都把政法系统的工程交给一个姓钱的包工头，他们之间有秘密交易，他的升迁、出国等等，都由这位老兄悉心包揽，此人是整台戏里“看不见的手”。
    作者以抒情的笔调，不无欣赏的态度描写沙平顺与倪梦荇之恋，似乎将之视为人的正当的热烈欲望，视为一种对爱情和美的真挚追求。沙平顺与倪梦荇的共同感受是，在一起时无比幸福，分开时异常痛苦。但事实上，他们的潇洒、浪漫，他们的挥金如土、豪奢享受，全是建筑在对人民的剥夺上的，没有大款的无尽供奉，怎么浪漫得起来呢？两人相差30多岁，完全是用钱买来的“幸福”，终究靠不住。对此作者似乎并未看透。
    命，或者“命理”是小说的核心理念。按作者说的，“人生在世，多为命囿，一切皆因命运作祟”。作者借自杀前似乎悟了道的沙平顺说，命理就是许多事情你无法解释而又悄悄发生着，它围绕你一生你却不能摆脱。又说，命理就是宇宙定律，人只能这样活不能那样活，其背后早有一条事先规定的线。又说，活得久了，经历多了，才发现我们只是在演绎生命，认识生命、诠释生命，不能改变生命。这似乎有落入宿命论或不可知论的危险。其实，这是人类争论了几千年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
    作者不是专业小说作家，但语言明快、通透，处处带着阅历的印痕。由于忠于生活的真实，这些并不陌生的故事读来转觉新鲜。如果说不足，那就是作者擅长说理，却不擅细腻的感性的细节刻画。作者说，此书“可以当日记读，也可以当游记读，甚至可以当随笔读”，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