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在文脉渊深的齐鲁大地，女作家的创作素来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块土地曾养育了古典文学史上几乎惟一被允为经典女性作家的词人李清照，而现代以来，众多鲁籍女作家以她们纤敏又顽韧的创作成为“文学鲁军”的重要组成。一个最近的明证便是，山东省作协签约的几批作家中，女作家不但名额占了半壁江山，创作水准也丝毫不逊色于男性同行，她们中的代表人物在全国范围内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本文拟结合山东省作协第四批签约作家中东紫、常芳、艾玛、杨袭、刘爱玲、郝炜华等六位女性小说家的近作，做一简单述评，以期呈现她们写作的别样光彩。
    以“涔水镇”系列小说成名的艾玛，其创作在走出“涔水镇”后愈发显露大气而富有思辨的气相，在“70后”一辈的女作家中，她对小说之“理”和人性之罪的勘探相当深入，也相当独特。在创作谈中她曾经提到，她非常喜欢阅读维特根斯坦。也许正是这种哲学性的阅读启发，赋予她一种从平庸的日常生活里提纯出有关人的生存困境的本质问题的能力，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哲学差不多就是把我们最隐晦的灵魂和最明晰的逻辑连在一起的努力”。同样可以将“隐晦的灵魂”和“明晰的逻辑”连在一起的另一行当应该是法学——法官或者律师必须要以后者去揭示或照亮前者，呈现罪与罚的症结抑或真相。而在成为一名小说家之前，艾玛恰恰是一名法学博士，并曾打算以律师为业。不知道这是否构成她偏爱维特根斯坦的缘由，但可以确定的是，法学背景又赋予她的小说某种特别的质地或者说是辨识度，无论是素材本身还是处理素材的方式，都深深印刻下法律的印迹，《一只叫得顺的狗》《小强的六月天》《初雪》等名篇都是如此。艾玛在去年年底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四季录》，小说从一桩被误判的案件写起，以多线索的交织呈现出一个时代的罪感，并烛照人性的荒芜，体现出当下写作难得的严正的知识分子立场。
    和艾玛类似，东紫药剂师的职业出身也让她的小说有独特的面向，她为数不少的小说人物身份是医生，为数不少的人物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医学病症，如《显微镜》里印小青的洁癖，《老白杨树村的老四》里老四的异装癖，《北京来人了》里主人公的心理偏执，又如《被复习的爱情》《左左右右》《乐乐》等以医生面目出现的各色人物。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提出，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患最自然最健康的方法是尽可能摒弃“隐喻性思考”，但是她也承认，“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桑塔格的结论和担忧反过来提醒我们，疾病，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社会和医学赋予它的种种附加性的心理解释和道德说教往往对应人类存在的断裂体验或类似的窘迫困境，把疾病去隐喻化的还原过程何尝不是索解疾病的象征深度和可阐释性得以形成的过程？笔者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东紫对病痛、伤害与耻辱等消极人生经验的积极展示获得了其意义，疾病与治疗的辩证关系是其写作的重要策略。她的新作《红领巾》从一个孩子对“红领巾是烈士的献血染成的”这一象征说法的恐惧写起，同样隐含着一个病症与疗治的关系结构，小说以高度情景化的方式反思历史教育、家庭教育和被规训的孩子的天性，看似即兴的生活场景却因此具有了相当的纵深。
    常芳曾借小说人物之口引用过希腊诗人埃利蒂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里的一句名言，即不论他是否有权，都请大家允许他为光明和清澈发言，因为这两种状态规范了他生活的空间与所能的成就。其实，这句话亦不妨视作常芳自己创作的写照。她近两年来的创作，无论是在精神关怀的向度、思考历史的角度等主题层面，还是叙述策略、剪裁构思等文本层面，抑或是精心锤炼、体贴入微的语言层面，都可见其构建自己独特审美世界的努力。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其一，常芳是"70后"女作家中少见的有自觉历史意识的一个，她的长篇在技巧或结构上或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无一例外体现着一种史的视野和担当，如其备受好评的《第五战区》以1938年2月开始的“临沂阻击战”为背景，凭借独特的叙事视角，通过锦官城地区鹿、梅两个家族的抗战，再现了一个民族同仇敌忾、慷慨悲壮的一幕，讲述一段素被忽略的民间抗战史，实现了抗日叙事的新突破。其二，常芳的小说着意于诗性的营造，即便是那些讲述都市白领人生困顿的故事，她也坚持用诗意去匹配问题的硬度，取以柔“化”刚的方式，始终把温润散播于坚硬的叙事之中，或者用具有指涉力的象征之物把人生中微妙而不可言传的情绪捕捉下来，并作出审美的呈现。如她去年发表的中篇《冬天我们去南方》，两位男人讨论的“沉睡之鱼”让人想到她此前的“摩比乌斯纸环”、“阿根廷牛排”等精警新奇的意象，它们使得常芳的情感故事别具一种迂远的调性。
    杨袭、刘爱玲和郝炜华是山东文坛近年涌现的青年女作家中的佼佼者，三人的写作各有侧重，风格形成有趣的对照。杨袭的文字给人一种1980年代的声色和质感，她很难得地不受任何当下女性写作惯性潮流的沾染，也与某种习见的选刊恶趣味绝缘，她对先锋文学暗暗的偏好，对小说结构的经营与讲究，当然还有那些修饰关系繁复的长句，都让她的小说成为对读者耐心的考验，而进入她的小说内部，一种葳蕤华美的但却凛冽和寒冷的气息便会如影随形，吸引读者共赴一席文字的筵宴。这几年来，她通过《八三年》《风过泥河》《高塔》《三声蛙鸣》等小说，反复书写着黄河尾闾那么一个鱼骨状的叫泥河小镇，并成功地使之成为新世纪山东文学的重要地标。在近作《纸碉楼》《孤魂》和《阿叹的火车》中，泥河故事仍在继续，且有了更具弹性的承载力，在依旧讲究叙事的分寸感和控制力的前提下，容纳进更多对历史的反思和时代荒诞的批判。
    郝炜华是铁路职工，火车自然成为她小说中重要的意象，她写过不少养路工、乘务员的故事，不过职业带给她的只是取材的近便，立志做“铁路作家”的她并没有因此缩减人物丰盈的性格世界，即便她那些具有鲜明的行业命题作文性质的作品，比如《花儿的模样》，人物的谦卑和敬业也是被一个个的情感细节勾勒出的，有着触之可感的生活气息，并不僵硬和概念。郝炜华喜欢讲述情感故事，但是构成其小说叙事内在动力的并非故事的起伏跌宕，而是故事中的人情感的跌宕和百转千折，如命运的突变、悬念、误解等在她的小说中并不缺乏，但都被处理成遥遥的远景。她的中篇《我的丈夫姚向前》在情节上和她之前的短篇《追火车》几乎一样，但加重了对一个弄潮时代被大潮甩出轨道之外的铁路职工的心理刻画，姚向前这个曾经每天追赶火车的人在渐趋势利的价值观的追赶下最终做了一个铁路的殉道者，他失败的人生也成为这个时代老实人生存样本的反证。
    就目前已发表的作品来看，刘爱玲的小说体现出一种成长性，说不上成熟但分明隐含着自己的抱负，方向感也明确。她关注社会热点，也有些追随潮流的作品，比如对底层生活悲悯的发掘，但是她对热点问题处理的方式并非“问题小说”式的，诸如空巢老人问题、乡村污染问题、城市务工人员的身份问题等都在其小说观照的视野之中，可她并不满足于只做问题的提出者和罗列者，而是以寓言化的方式更内在地面对问题丛生的时代和个人生存的艰难啮合。如《世界之间》里那个叫丛来的老人想以手写自传的方式抵抗新媒体时代身份的失落，可他确证人生的“重来之举”却总被视为精神错乱的病症。《野百合》中的老父亲离家出走在一个未启用的厂区种植百合，孤独又固执地把人生的记忆嵌入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由此，对她笔下的银城和滨城故事，我们当然有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