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属于“归来的人”，却被不少人当作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文学作家”；他的代表作是小说，但最大部头的文字却是散文，且风格上独树一帜；他个性恬淡，与世无争，但“文革”期间却应命写过样板戏。说起来，确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
    最近，一部汪曾祺晚年的散文集子得以整理发行，名曰《榆树村杂记》。这跟他此前的《蒲桥集》是姊妹篇，都写于北京的蒲黄榆寓所。1983年，63岁的汪曾祺携全家乔迁至此，一住就是13年。对于曾经一家五口挤在两居室里的汪曾祺来说，这是他晚年莫大的福音。因为他终于有一方独立的天地，可以颇为“任性”地作文了。
    正是从那时开始，汪曾祺开启了他“衰年变法”的黄金时代。
    散文集一开篇，便是《七十书怀》。古稀之年的汪曾祺，写起文章来确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随性。他师从沈从文，原就崇尚恬淡，老来愈淡，淡如静水，却又略泛清香。笔调漫不经心，娓娓道来，看得出来，大多是提笔就写，且只写自己平生乐事，如花鸟鱼虫，吃喝行乐，老人家自由挥洒起来，好个不亦乐乎。
    到底是大家手笔，即便所论者小而微，文章也没有沦为流水账，或是如当今网络上“晒生活”的一类“水帖”。汪曾祺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在大师云集的环境浸泡而出，学养深厚，故而多么琐碎的题材，经他妙笔一点，也能化为一篇趣文。要说他的散文有什么章法的话，大概便是这类似于古人笔记写作的“灵光一闪”，以及“嬉游之乐”。
    旧时文人在诗文之外，或有闲笔，多喜条条摘录，附以短议，乍一看漫不经心，细读却可发人深省。相比于唐宋八大家、公安竟陵派“散文”的逻辑分明，这些闲笔反而更有散逸的味道。《榆树村杂记》里的汪曾祺，不少承继了这一脉。如此一来，行文里思想的痕迹浅了，更多是带着一双慧眼，在生活里撷英，在回忆中悠游，把些寻常人忽略不计的好光景，烩得色香味俱全，一一呈于眼前。
    他写花，谈到荷花、勿忘我、绣球、杜鹃，单是紫薇花，便先谈了大段《韵语阳秋》，引白居易“紫薇花对紫薇郎”诗，接着又以《新唐书》佐证，何其洋洋洒洒。他写做饭——这是他拿手好戏，于是忆及故乡的野菜，从王西楼的《野菜谱》，袁枚的《随园食单》，一直论到自己的小说，又写绿豆、扁豆、红豆等不同菜种在民间的身影，真是五味俱全。至于从高邮到北京的民俗，八仙、城隍、水母，也是诗文并茂，引经据典，不刻意，不乏味，读来确是一种享受。
    当然，也不是没有应景之作。作为文坛“宿耆”，少不得邀约频繁，四方走动。譬如他去天山，写了《天山行色》，去泰山，写了《泰山片石》，去湖南，又写了《湘行二记》。这些游记类文章，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采风稿”，多半是有命题要求的。看得出来，汪曾祺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多少有些不自在，才思也减了几分。
    汪曾祺的旧学功底，无疑是他的文笔在当代独具一格的渊源所在。1997年他逝世之际，有人就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是不是“最后一个”还不敢说，但“纯粹的文人”却是汪曾祺当得起的称号。既非纯粹的“作家”，也非纯粹的“学者”，而是“文人”——这是唯有传统才能赋予他的身份。在四书五经与诗礼簪缨早已不被尊奉的当代，饱读诗书、书画兼工的文人，已成了一个稀有物种。
    于是读者能看到，《榆树村杂记》里的汪曾祺，不仅具有文人的敏感细腻和满腹经纶，也毫不遮掩他四溢的“诗才”。兴之所至，他随手挥毫，便是一首工整的旧诗或楹联，这些古色古香的文字，星罗棋布在散文集的各处。倘若换了别人，诗写得如何暂且不论，多半会被讽为“附庸风雅”，乃至“迂腐”，掩盖不住的刻意痕迹。可放在汪曾祺身上，却那么自然而然。究其原因，恐怕不仅在于文才各异，更在于此人从骨子里、毛孔中，都散发出一位老派散逸文人的气息——所谓“文如其人”，绝非一句空话。
    在一篇名叫《随遇而安》的散文里，汪曾祺回忆了自己作“右派”的沧桑经历。只是字里行间，既读不出激愤，也未见出自得，仍是一贯的寻常口气，甚至有些不自觉的冷幽默。相比于当年苏轼被贬黄州后故作潇洒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风雨过后的汪曾祺少有“翻身做主”的豪言壮语，一心只问花鸟鱼虫，天光云影，也自得其乐。这份勉强不来的恬淡，也许才是真正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吧。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6年8月9日24版 图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