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里涌现出好的细节，找到一个准确传神的词，心里美啊！”头发花白的李佩甫点着一支烟，身体略微后倾靠在椅背上，光着脚跷起二郎腿，还轻轻摇晃打着节拍，嘴里念念有词地自我激赏，“怎么找到这个词的?真好！”
    在应记者的反复要求回答关于“写到得意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时”，李佩甫露出了这种极少见的自得的神情。而这一幕与人们印象中自谦、内向到稍有些拘谨的李佩甫形成强烈反差。快乐着他难得的快乐，记者也不由得跟着开怀起来。
    这是李佩甫写作的第38个年头（编注：本文写于2015年）。长篇小说《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他谦称为“偶然”和对自己的“鼓励”。多年来，他专注于“平原”这片被视为精神家园的土地，埋头写作、不事张扬，“找到自己能做而且适宜做的事情，是最大的福分”。
    “老牛破车，就把这支破笔好好握住吧”
    衬衫袖口高卷到肘部以上，光脚趿拉着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蓝拖鞋，李佩甫就这样出现在记者面前。尽管获奖令他声誉渐隆，他却远离家人朋友，独居郑州市一处安静的寓所，酝酿新的长篇作品。如之前许多年一样，他刻意与外界的喧嚣纷攘保持距离。
    在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眼里，李佩甫不是天才型的作家，而属于苦修派。“天才型作家往往着意通过新颖的表现形式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李佩甫则通过一年年的坚持，以正面强攻的姿态对社会生活做出有深度的艺术表达。”何弘认为，对文学的执着和坚守、对社会的思索成就了李佩甫，使他的作品有了难得的厚重与深刻。
    与同时期的一批作家相比，李佩甫算是生活最“无趣”的一个。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不爱交际应酬，人到花甲只做了写作这一件事。他谦逊地自嘲:“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我能力差，老牛破车，就把这支破笔好好握住吧。”
    从1978年发表处女作《青年建设者》至今，李佩甫完成了包括“平原三部曲”在内的多部长篇小说。其中，《羊的门》和《城的灯》分别写了两年，而38万字的《生命册》，从开笔到完结足足耗时5年。
    “我的写作领地是豫中平原，它不完全是具象的，需要在时间中、脑海中反复淘洗、浸泡，因为只有认识才能照亮生活，是很费心思的。”李佩甫谈到，《生命册》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而50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要写的东西太多，需要动用一生的储备。
    尽管被认为写得“苦”，李佩甫始终觉得，写作带给自己的满足是难以替代的，足以对抗种种世俗标准下的诱惑，而这种快乐往往无法分享、难以言说。“有些人特别有钱，我也不是很羡慕，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部分，而我找到了自己能做而且适宜做的事情。”
    创作中的孤独和坚守，李佩甫甘之如饴，他的“愁”也只跟创作有关。写作方向不明，找不到好的素材……遇到那些时刻，他形容自己发愁焦躁得“像狼一样”在街头徘徊。
    “面壁的力量远超过顿悟，在大的时间概念里，任何聪明都不起作用。”埋头写作，不事张扬，他认为，这是河南籍作家群体的共同特点，“黄土高坡是大声喊出来唱出来，而河南是咽下去——无论高兴还是苦恼的事情。”
    “一个民族在走，是需要灯的”
    由于对当代国民性格、国民精神的深入剖析，李佩甫常常被称为继承鲁迅精神的作家。他的理解是，自己读过的书多而杂，很难讲哪一部影响了自己。一个民族在走，是需要灯的，人类生活需要照亮，而文学应该提供这种精神上品。
    “坚持以理想光芒照耀下的批判精神来透析社会、透析人性，对时代变迁进行深入思考和表达。”何弘评价，李佩甫身上体现出一个专业写作者应有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许多人留意到一个现象，一些作家不大愿意描写当下，因为距离太近。李佩甫却直面现实，在作品中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现代经济运转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大众心理等有着深刻的反映。
    “应该说中国作家生逢其时，遭遇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李佩甫很想记录民族走过的脚印，并期望走得更好一些，然而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也使他感觉思考时间远远不够。
    在他看来，文学这种创造性劳动，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更是一个民族语言的先导和方向，是民族精神的滋养源。
    李佩甫曾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观一处纪念馆，刻在大理石上的一句话令他至今感到震撼，“石头啊，你要像人一样坚强。”这句话的底气在于，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彼得堡被围困三年，饿死100万人，却始终没有投降。
    “不得了啊，中国讲坚如磐石、稳如泰山，人家却是让石头向人学习。”李佩甫说，文学作为民族精神的上线，对国民精神的引导正体现在这里，“而当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的时候，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在社会生活急剧变迁、难以准确表达之外，严肃文学创作者还遭遇着新的挑战。当人人都有表达欲望，表达渠道也日益多元，文学的方向又在哪里?李佩甫直言:“作为国民精神生活标尺的文学，正一日一日边缘化，通俗化，甚至是垃圾化。”
    他认为，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丧失，文学作品艺术品质低劣化的倾向，正是导致文学走向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此时更需要坚守和创新。“坚守，是文学的品格和态度。创新，是文学的精神和方向。当代生活的表达是最困难的，对作家提出的要求更高了。”
    “对文学的热爱，是我一生的命题”
    李佩甫戏称，父子两代都“zuoxie”，父亲是做鞋的，自己是作协的。
    在文学领域浸染几十年，李佩甫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甚至把父母不识字当作自己童年读书的便利因素。有些文化水平高的家长认为孩子看小说不务正业，他不曾受过这样的约束。“能够从工人大杂院连骨碌带爬地走出来，是阅读拯救了我。”
    李佩甫出生在河南许昌一个工人家庭，家里只有半本皇历，连真正意义上的书都没有，却出了他这个爱读书的异类。字都认不全的时候，他就到处找书看，带字的纸片都要翻一翻。他很小就知道伦敦、纽约，尽管从没去过英国、美国。这件事至今仍为他津津乐道。
    “读书是丰富和清洗自己的最佳途径，让人生变得宽阔。”由于童年时的体验，这种观点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直接引导他走上了写作之路。“我不爱交际，干了个面壁的活儿，稀里糊涂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事。”李佩甫很庆幸，觉得是老天厚待。
    他把自己的读书方式总结为“野读”“乱看”，李佩甫毫不掩饰对读书的推崇。他认为，这是人类生活唯一的捷径，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但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书本提供的是一个个生活的‘沙盘’，一些烫眼的句子，一些不同的生命体验，也许对人的一生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参照作用。”
    正是对书的尊重和敬畏，使他对自己的创作更为谨慎、走心。他把“平原”当作自己的写作领地，每年都要到“平原”上走一走。因为害怕语言和思维上的重复，以及对当代乡村生活的陌生，写《生命册》之前，他到自己曾经当知青的乡下住了几个月，吃了几箱方便面。
    这3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大到足以让人目瞪口呆。他曾在一个晚间到一个村子闲走，四处都是修整得很漂亮的二层楼房，但从那里却很少能看到灯光，偶尔碰到了一条狗，却很难碰见一个人。“中国农民现在是大迁徙，痛并憧憬着。”在李佩甫看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之迅猛，令人惊讶。面对巨变，对作家来说，一方面赶上了如此多元、复杂以至驳杂的时代堪称幸事，一方面又对准确把握生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需要时间思考，却常常来不及。
    “对文学的热爱，是我一生的命题。”李佩甫有一个观点，凡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都是有价的；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都是无价的。一个百米纪录、一首名曲、一幅好画，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实际用途，但体现的是人类体能、智能和想象力的极限。而文学同样如此，是一个民族思维力、想象力的宽度和极限。
    在众声喧哗、严肃文学几被淹没的当下，作为笔耕不辍近40载的老将，李佩甫仍坚信文学的力量，它不能为时代生活开药方，却有望为民族点亮一盏灯。
    原载《新华社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