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有尊严、有情怀的民族而言，英雄是高度体现民族历史内生力量的精神图标，是集中展现民族基因传承关系的文化符码，是生动刻绘民族思想表情特征的美学画廊。一部英雄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创世史、成长史与心灵史。黑格尔称英雄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博物馆”，各个民族都有深刻的英雄情结，也有呼应不同历史阶段诉求的英雄群像。这一情结贯穿于每个民族衍化发展的不同历史过程当中，成为投射各个民族精神向度的辉煌灯塔。
    令人不解的是，近年来，一股矮化英雄、丑化英雄的思潮开始涌动，借着还原历史、回归现场的名义，对已在民族文化价值谱系中形成稳定内涵、在群众中间具有深远影响的英雄形象，进行毫无道德边界的解构。不管是历史中的真实英雄，还是“红色经典”中塑造的文本英雄，从花木兰到狼牙山五壮士，从董存瑞到邱少云，从《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到《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无不经受着变相的扭曲与无情的嘲弄。这深刻反映出当下学界对历史真实认知的迷惘、对历史过程读解的片面以及对历史英雄评价的失衡。
    “红色经典”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现代英雄史诗
    从深层而言，这种改写英雄的模式，绝不是为了真正展现英雄本色，更不是单纯还原历史现场，而是要在整体消解传统价值观的前提下，重构一种所谓的“历史真实”。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真实？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形象？
    首先，“红色经典”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只是一种假定性的真实，“历史”与“审美”、“真实”与“虚构”的有机统一，才是文学叙事中“历史真实性”的基本内涵。为此，“红色经典”的历史真实性，既有历史拟真性的一面，又有叙事本质的一面。
    既然是历史拟真，就不能无视“红色经典”中历史事实的部分真实性。从很多红色经典作品的“后记”中，我们都能深刻体会到小说创作的历史依据及情节来源的可靠性。既然是一种虚构性的文学话语，就不能排除作者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提炼与加工。只要这种提炼与加工不违背历史发展的主流，不违背特定历史情境下历史人物精神心理的基本逻辑，不违背特定时段的历史规定性，就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如《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原型徐广田，他曾是战斗英雄，抗战结束后因不满工作安排改变了革命立场，最后贫病而死。在写作中，刘知侠只能把徐广田曾有的英雄人生糅合在林忠、鲁强、彭亮与小坡当中。因此，我们就不能说林忠之类的英雄形象完全是虚造之物，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
    其次，“红色经典”奠立了具有民族历史发展特征的现代英雄史诗。伏尔泰称史诗是“用诗体写成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黑格尔称“战争情况下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景”。史诗的本意是与英雄创世的民族战争紧密关联的一种诗体样式。尽管史诗后来的审美形态从诗歌领域延展到小说领域，但其核心的文学元素如战争、民族、英雄等并未消失。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红色经典”以群雕性的英雄叙事展现了民族独立解放的宏伟历史。如《三家巷》展现的是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大浪淘沙的时代风云；《红旗谱》《青春之歌》展现的是20世纪30年代普通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与精神成长；《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展现的是抗战时期的血肉长城；《红日》《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展现的是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红岩》展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险象环生的狱中斗争。从整体而言，“红色经典”贯穿着统一的历史逻辑，奠定了具有民族历史发展特征的现代英雄史诗。
    再次，“红色经典”塑造“有生气的个别主体”并展现“别样的诗意”。黑格尔曾对史诗中英雄形象的特征进行限定，如高尚又生动、“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与民族性”、“成为有生气的个别主体”等。“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形象承载着历史的合理要求与民众的善良期许，但其中的英雄在性格、心理和行事风格上依然体现出丰富性的面相。同样是孤胆英雄，杨子荣一身豪气，杨晓东则内敛拘谨；同样是草莽英雄，鲁汉、林忠任性洒脱，魏强、杨子增则端方有序；同样是逍遥英雄，肖飞神勇四溢，刘太生则沉静哀怨；同样是巾帼英雄，金环率真热情，银环则心有千结。至于缠绵悱恻如林道静、忠贞不渝如江姐，更是体现出丰富的人性色彩，断不能以脸谱化、概念化的形象来粗暴评价。此外，“红色经典”绝非一味展现战争场景，爱情叙事常常在革命叙事中勃然而起，营造出战争环境下的别样诗意。作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战争与人情、革命与人性的复杂关系给予富有生命动感的诠释，从而营造出既有特定历史内涵又有丰富内在的艺术世界。
    虚无主义倾向的“质疑”不是历史的态度
    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目的来认识历史，历史永远具有客观实在的一面，这是历史自身的规律性。所以，一切带有虚无主义倾向的“质疑”与“还原”都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都是对历史的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误读与肢解。目前，这种“误读”与“肢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审美斜视”，对真实涌现或经艺术塑造的英雄形象拒绝认同，强行以所谓的“生活逻辑”与“国民性反思”来质疑其真实性。如有人认为刘胡兰年龄那么小，何以能经受住死亡的考验？这样的形象是不是刻意为之的艺术修辞？还有人认为，刘胡兰不是被敌人杀害的，行刑的恰是同乡的群众。且不说这样的质疑有无对英雄的基本敬畏，单就是这样的解读视角就让人匪夷所思。革命战争年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英雄急速成长的时代，怎能以我们现在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来强行规约刘胡兰？何况，刘胡兰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体现出同龄人所难以达到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精神成长高度，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从历史的幅面上凸显出来，成为凸显本民族最“新鲜的激情和行动”的“这一个”。否则，英雄又与普通人何异？再者说，少年英雄在中外历史上并不少见。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些少年英雄全部否定？如果这样持论，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战国时期12岁的使臣甘罗、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又何以理解布鲁塞尔的小于连与法国民族英雄贞德呢？
    其二是“偏向还原”，即在一种理性强推的逻辑下，以历史肌理的内在丰富性为借口，片面认为历史结果的形成是多元路径交汇的产物，是无数历史线索偶然碰撞所致，从而达到颠覆英雄、污化英雄的目的。如这两年网络媒体上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就是典型。先是污蔑这些英雄形象并非跳崖而死，再是诋毁这些英雄形象的作风军纪，如偷拔过老乡的萝卜。再是以补充历史细节为由，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史实真实性进行旁敲侧击，如班长有没有主动请战；留下的到底是五个还是六个；走上绝境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为之；跳崖前有无喊口号；围拢上来的日军有没有鞠躬致敬，等等。这样的质疑至少在认识历史真实性上有三个误区。首先，缺乏看待历史事件的整体视野。尽管构成历史事件的活动是多元的，但这些活动中必然有一种核心力量，正是这种核心力量的存在，才使得历史事件以这样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反映在狼牙山五壮士这个历史事件上，这种核心力量就是抵御外侮的民族血性。其次，缺乏审视英雄形象的辩证态度。英雄并不是脱离人间烟火的固化标签，同样也是有血有肉、要吃饭要饮水的普通人，只要他在历史行进的关键之处，做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也难以做出的行为，就能成为一个时期民族精神的标杆。如果置历史事件的根本结果不论，单在一些细节上大加苛责，狭隘地认为英雄的一切必须绝对完美，必然会陷入另一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再次，缺乏评价历史事件的客观立场。从各种历史材料来看，狼牙山五壮士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五个战士的身份、弹尽粮绝的事实，及最后跳崖而亡的壮举，都经得起文献的佐证和历史的考量。如果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单纯放大一些根本无法撼动历史事件基本结果的偶然性元素，显然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一种只见斜枝不见主干、只见泡沫不见河流的认识倒置与精神偏狭。
    其三是“肆意解构”，即以主观臆断的方式，在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对已有的英雄形象与革命叙事进行肆意解构，消解英雄身上的庄严色彩，横加填塞世俗化的叙事元素，致使英雄完全沦为浑噩之徒。这类典型莫过于《江南》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沙家浜》。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本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又是春来茶馆的女老板，为保护新四军伤病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伪军巧妙周旋，体现出极高的生存胆略和艺术魅力。而同名小说《沙家浜》则把阿庆嫂设定为一个与伪军司令胡传魁、新四军指战员郭建光两边都有私情的江湖人。于是，春来茶馆变成了藏娇楼，胡传魁与郭建光变成了采芳客。现代京剧《沙家浜》中从未出现的阿庆，变成了默守在茶馆里一心一意服侍茶客的“多余人”。
    这样毫无道德底线的解构，凭借的是取消历史阶段性特征、荡涤英雄主义精神的泛人性主义的逻辑，体现出对历史和英雄个体的极端无知与轻慢。且不说，作者应该尊重《沙家浜》在受众中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与心理期待，单就是在改写过程中，即使要丰富英雄形象的人性色彩，作者也应该首先尊重历史内容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而且，就人性而言，“红色经典”的英雄叙事多在风云激荡的历史阶段展开，叙事的主体内容是刻画民族存亡之际民众的艰苦抗争，其叙事的主轴在战场，叙事的中心是英雄，人性的体现是气节和风骨。如果让雷刚与柯湘眉目传情，喜儿与王大春卿卿我我，杨子荣与小白鸽雪夜幽会，是否就揭示出了人性的丰富性呢？显然不是如此。
    英雄叙事应坚持审美与历史的统一
    上述矮化英雄的“思潮”，其悖谬之处根本上就在于对“文本历史性”与“历史文本性”的机械理解。“文本历史性”是指文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生产、建构的，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文本只有镶嵌在特定的历史橱窗中才得以可靠地诠释。而且，这里的“建构”，是指推动文本形成的历史内容与历史力量，绝非主观臆造，率性演绎，“建构”本身并不是反历史性的。而“历史文本性”是指历史还具有叙事的一面，但历史的这种叙事特征，绝非无根由、无逻辑、无整体意识的纯主观叙事，对历史事件、历史动力、历史结果的客观再现是历史叙事的基本前提。
    由此看来，在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既不能丧失基本的审美立场，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也不能丧失基本的叙事原则，把历史看作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辨析历史主流，反映历史主体力量，揭示历史行进的必然性，才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的根本态度。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