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世界历史，现代性的进程总是与“流动”密不可分。这“流动”包括物质、技术和信息，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本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少数民族从边疆地区向东部以及内地发达城市的流动构成了大趋势。根据统计数据，在全国两亿多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占了十分之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的提升，这种流动状态变得越来越常态化了。
    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是新时代的社会现象，也必然会反映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流动状态下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指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在身体位移的跨区域流动状态下进行的文学活动和写作实践。少数民族作家从原居住地向外迁徙，在迁居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又在两地之间进行穿梭，他们用文学的形式记录自身的流动经验和内心体悟，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与以往立足本土的、“定居者”式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不同，“流动状态下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具有“跨地性”和“多地性”的“散居者”特征，更关注地区差异、城乡关系与族际交往等主题。这些特质无疑与作家自身所处的“发声位置”有关：他们是“居间者”（intermediary），徘徊在原居住地和迁居地、乡村与城市、本民族文化与异民族文化之间。中国内部的地区差异使“居间者”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冲击”，他们产生了文化困境，又在生活中学会了超越与突围，而他们的创作正是这种“突围”的文学表征。
    流动状态导致的“困境”首先被铭写在少数民族打工文学中。少数民族打工作家从乡村迁徙到城市，他们一方面面对着资本与市场的盘剥，用劳动获得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又对故乡带着顾盼与回望，怀着难以言说的乡愁。以彝族打工诗人吉克阿优的创作为例，在他的诗歌中，出现得最多的是两个主题：第一是劳动者的身体经验、劳动场景和生活世界；第二是离乡与怀乡的精神痛苦。吉克阿优的“困境”尤其体现在第二类主题中，他曾写道：“是谁掏空了故乡的生机/家，已成一个颤抖的名词/今天的我们/只是一群候鸟/把家当作临时的栖息地”（《回乡的车票》）；“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迟到》）。吉克阿优如候鸟般为生活奔波流动，飘荡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虽然惋惜彝族文化传统的逐渐流失却又无可奈何。他的诗歌中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折射出“居间者”内心彷徨于无地的文化困境，而解决这困境的方法是靠写作进行突围，因此诗歌创作在吉克阿优那里具有特殊的救赎意义。
    无独有偶，类似的“困境”也体现在维吾尔族女作家帕蒂古丽身上。帕蒂古丽出生于新疆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村庄，现居浙江余姚，以散文写作见长。如果说吉克阿优的困境主要来自于城乡新旧的“居间”，那么帕蒂古丽的困境则来自多种语言导致的“居间”。她在多篇散文中写到多种语言共生的特殊环境对她产生的影响，以至于她的生命中充满了“杂糅交错的印痕”。在她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的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中，帕蒂古丽将自己作为标本，通过剖析自我的生命历程，探讨了不同民族在语言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舌头”的焦虑和痛苦。不过，在新疆与江南之间来回折返，在不同语言之间穿梭，帕蒂古丽在流动状态中不自觉地缝合了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缝隙，并以此完成了对单一语言的超越。在这篇散文结尾处她写道：“多一种语言，一个人的交流范围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扩大，这不是吃亏了，而是占有了一种优势。语言是精神得以前行的路径，可以带你走出去，让思想走得更远。在汉语里，这叫出路。出路对于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几乎是存亡攸关的大事情。”由此可见，帕蒂古丽通过对多种语言的习得完成了对“居间者”困境的突围。
    哈萨克族青年作家艾多斯·阿曼泰在其中篇小说《失败者》中也表现出了某种困境。与前两位作家不同，生于1989年的艾多斯·阿曼泰在北京长大，他的困境不是来自一个新来者对城市生活或者另外一个地方的不适应，而是来自已经在北京生活的自己对远离民族原生文化地区的忧郁。《失败者》主体部分讲的是一个居住在北京的哈萨克族青年在新疆的故事，这个时尚青年重新回到自己民族原生环境之中，才发现自己的“格格不入”：他处在汉文化和母族文化的双重夹缝之中，苦苦寻觅一个确定的主体位置而不可得，是一个“失败者”。这个主角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分析的样本，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在跨地区流动状态下的“居间者”的自我矛盾和精神分裂。艾多斯·阿曼泰的文笔充满了青春期的怅惘和哀伤情调，但在大量的独白与告解中呈现的是一个上下求索者挣扎的灵魂，体现了他对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等问题的思考。这代表了“居间者”对自我精神的淬炼和对精神困境的突围。
    从吉克阿优、帕蒂古丽到艾多斯·阿曼泰，三个个案体现的是在城乡、语言与民族之间处于流动状态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从上述“流动状态下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多民族文学”写作的特征。与既有的少数民族文学不同，多民族文学更强调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由此带来的“跨民族连结”和“共同体感觉”。社会的发展和语境的改变，带来的是作家的世代更迭和创作的与时俱进。“流动状态下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暴露了“居间者”的内心困境，亦体现出“居间者”的文化突围。处在一个“流动状态”的社会语境中，作家们的创作不再局限在本地的单一民族的书写中，而是敞开的、多元的、多样的。流动状态给作家带来的是经验的超越、视野的扩大和文学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