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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上午，《柳鸣九文集》首发座谈会进行到最后阶段，作者柳鸣九发言了。这位81岁的老人，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一生中有过太多开会的经验，甚至是多次全国学术讨论的发起者与中心人物。然而，此时的他，眼睛盯着手中的讲稿，迟迟没吭声。坐在他身边的海天出版社副总编辑于志斌，凑上前看了看讲稿，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过了半晌，柳鸣九开口了，声音有些哽咽。 “我这个人最经受不住的就是别人对我好，凡遇此情形，我就有向对方‘掏心窝’的冲动。”出版社主动邀约的《柳鸣九文集》摆在眼前，汝信、许渊冲、陈众议、钱中文等众多知音的话音刚落，虽然尽力控制着，但柳鸣九的情绪依然激动，“我知道感恩，因为‘恩’在我的生涯中很宝贵，之所以很宝贵，是因为它来之不易，它主要来自我的两个上帝，一是器重我的出版社，一是厚爱我的读者。出版社使我的陋室个体劳作得以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读者则是我即使在倒霉的时候，也可以指望的精神支撑点。” “我知道，个体人是脆弱的，个体人是速朽的，个体人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如西西弗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果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柳鸣九说，这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学者面临的必然天命。但在学者们看来，这部15卷、600万字的《柳鸣九文集》留给人们的，远不只一颗小沙粒。 漓江出版社原总编辑刘硕良记得，1978年秋在广州举行的一次外国文学会议上，柳鸣九的长篇报告《现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带头突破苏联文艺理论的禁锢，对蓬勃发展的西方现当代文学做了科学的、具体的分析，得到朱光潜、冯至、杨周翰、伍蠡甫、王佐良、草婴、辛未艾等专家学者的肯定，震动学界。 翻译家罗新璋记得，在萨特与“蛤蟆镜”“喇叭裤”并称三大“精神污染”的20世纪80年代初，柳鸣九求真、求实，坦然无愧。在专著《理史集》卷首，一张“摄于一九八二年夏”的照片，柳鸣九坐在藤椅上，读的正是《萨特研究》。柳鸣九写给罗新璋一句赠言：“正当‘清除精神污染’高潮，萨特首当其冲，《萨特研究》有幸被点批，敝人且静视其变。” 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王文融记得，无论是主持《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雨果文集》《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这些具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大型项目，还是为中学生编书，柳鸣九都不遗余力，付出大量心血，显示了一位文化学者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则想起了30年前，柳鸣九潇洒地戴上墨镜、骑上自行车在长安街上捷驰的背影，“一晃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如今网络汹涌，任何新闻旧事都有无数变体，庶几一步回到了口传时代。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但柳先生不会变，他还是那么执着，那么珍惜字纸，像守土有责的卫兵那样锱铢必较、寸步不让！” 面对赞誉，柳鸣九这样回应：“我身高一米六差一公分，智商水平为中等偏下，既无书香门第的家底，又无海外深造的资历，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人才济济的中华学林，都是一个矮个子，幸好有北大燕园给我的学养为本，凭着笨鸟先飞、笨鸟多飞的劲头，总算作出了一点事情，含金量不高，且不免有历史时代烙印。归根结底说来，我只是浅水滩上一根很普通的芦苇，一根还算是巴斯喀所说的那种‘会思想的芦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