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陈再见近年来有不少作品问世，与很多“文学青年”不同，陈再见的小说里没有精巧的物件，亦无高妙的旁征博引，就连自然景色都极少得以渲染成篇。这样的小说读起来不累，却也很难吸引人，它无法为读者画出一副花好月圆或锦绣山河，也不讨别人的欢喜一心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展开。进入陈再见的小说世界，你看到的是平常的街道，平常的人家，猛地读到这样的小说像是在隔壁镇子迷失了方向，没有智能手机导航便只能去路边小铺买一瓶水，问个路，店主一抬头，竟是你高考前突然消失的同桌陈再见。最近一篇《如临渊》，叙事者就是给人这样的感觉。
    显然，在《如临渊》中叙事者这次做足的准备，因为户口问题而引出的种种麻烦及过往环环相扣，被拐妇女、三峡移民、失业记者和城市游民被连在一条因缘交错的线索上，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幼时被拐至广东，栾爱丁嫁给了残疾人丈夫四平，因为要给孩子上户口的事情她重新想起了老家，万般无奈机缘巧合地委托给记者余树。肺癌晚期的余树找到她的家人，却发现这一家是濒临破碎，余树好意要栾爱丁的父亲联系被拐的女儿却被绑架勒索。情节发展看似荒诞离奇，但每一关节都有伏笔交代，人物的悲喜都有前缘后果，等终章读完，这一场悲剧也完整地呈现出来。只是，它既无净化功能，也起不到任何恐吓训诫的效果。但它塑造的痛感却异常真实。你按照陈再见指的这条路，走到了一个深渊的断口，想要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
    作家蔡东曾有过这样的感觉，陈再见能“在平淡的叙事中奇峰突起”，给人“于声处听惊雷的揪心的震撼”，此言不虚也。《如临渊》中人物在极为平淡的铺陈中奔走，每一层线索的发现都将迷雾驱散一点，惊雷过后，他们猛然发现自己一直在悬崖峭壁的边缘游荡，生活里的郁结竟藏着如此可怕的深渊。陈再见怜悯这些人物，所有谜题揭开后便收笔，小说中无人死去。栾家收到三万后为余树松绑，“四人同时松了一口气，像是做了个梦，突然醒来，发现天还是昨天的天。”这样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大梦初醒”恐怕是更深一层梦境的开始——实际上谁也没有逃出那艰难苦恨繁多的生活。小说情节越紧张越给人以真实感，无路可逃后只能凝望深渊，绝望、悲苦、虚无、丑恶的想法和过往随即散发出来。
    这种叙事方式其实并非陈再见独有，似乎更是近年来涌现的“底层写作”的一套内核。不论是荒诞离奇还是反讽借喻，这类小说的核心必须是直面生活，直面社会问题的。《如临渊》以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历史的大小议题构建起一个被拐妇女和失业记者的故事，意不在解决栾爱丁的户口问题，也不是她的回家之路，而是社会大机器运作过程中向下释放的压力对那些血肉之躯的控制和折磨。但以陈再见为代表的青年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避开了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阴暗面——五四一代学人在民族国家的启蒙话语中对回望乡土，试图改造国民性创造出新人，但“国民性”却从未被改造成功；再到八十年代重新启蒙，在现代化的话语中包含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期许，农村青年的去路亦不是“广阔天地”。学者刘旭对这种批判强而建构少的现象有过精辟的批评，“代言”底层百姓并让他们为知识分子遭遇作证说话，但底层百姓的内心忧在何处，生活苦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没有当代小说家表现充分。
    《如临渊》在采取直面生活的叙事方式时，其立场不是启蒙大众，不是批判国民性，也不为了揭露体制的缺陷，或创造一种伤痕文学式的控述声音。讲述环环相扣的生活故事，就是陈再见的本意，而由此蔓延开的沉重心绪，塑造出一个“如临渊”的独特时空体验——在当代中国底层生活中，更多人不死于心碎，而是在时而温馨浪漫、时而鸡零狗碎、时而触目惊心这种猝不及防的心理体验转换中濒临崩溃。小说用日常对话不急不缓的口吻讲述着故事，但在人物对话的时候，还是能够令人感觉到他们每个人的情绪波动，反映着生活波澜背后的悲剧性因素。底层人物日常生活的悲剧，即在于此。陈再见不将悲剧效果极端化，不以此暗喻时代大命题，因此就算他触碰了三峡移民这个敏感话题，这篇小说还是没有话题性，却也因此保持了“如临渊”这种心境的真实感觉——底层生活的惊心动魄未必一定轰轰烈烈见血见肉。
    现在想想，栾爱丁和父兄们的无法相认并不是永远的，真正折磨人的是小说里的病痛并不由人，死亡的阴影始终飘悬其上。有时候会给人以“错觉”，那个“知识分子”余树才是真正的悲剧人物。陈再见对待底层同胞永远是善良的，不忍之心是阻止他往极端里写的重要原因。他让栾克云在一场慌乱错愕的绑票过后还记得女儿的事情，“其实，早在翻查余树的手机时，栾克云就已经默默记下了栾爱丁的号码，他也希望有一天能鼓起勇气，给女儿打个电话。”结尾这犹存的父爱，显得那么不真实。而另一人物余树恐怕难逃一死，这个拥有知识、曾经也许能以媒体的力量改变一些事情的记者，更多地展现了作者陈再见内心的郁闷。以笔改变命运的他，能以文学写作改善底层同胞的多少处境呢？《如临渊》实际上触碰了诸多当代问题，栾爱丁的故事牵连着户口问题、移民赔偿问题、低保制度问题、重大疾病医疗保障问题……然而这一切最后都托付给自身难保的余树来“解决”，余树哪里能解决得了，寻到线索的他以在生命最好再做一件好事的赎偿心态见证了这一切。不得不说，小说后半段悲凉与无力之感，已经很难压制住了。
    因为不忍之心，陈再见怀抱着悲凉的心态塑造了“如临渊”之心境，但也因为不忍之心，陈再见并没有处理好小说的前后结构——小说里栾爱丁和余树看似因寻亲一事命运交叉相遇，但作者在余树身上投置了太多私人心绪，余树分量太重，栾爱丁消失在叙述的主线中，栾父最终代替了她在叙事结构上的位置。小说后半部分犹如一个舞台上两出悲剧同时上演，原本是报信人的余树硬是排出了另一台戏。在创作谈中，陈再见讲述了个人经历，朋友的故事给他以灵感，谈到这篇小说写作过程中的艰辛和变故，这一切情有可原。但陈再见还是缺了一份的控制力，小说在把握人物心理上原本还可以潜得更深，假以时日，再思考地更深一些，小说里的素材足以支撑陈再见搭构起一个双线索、上下部的长篇小说。
    陈再见，守持你心中的善意，再勇敢一些，找一条路闯下去。
    作者：李屹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