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江虹，生于1976年，贵州修文人。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作品在《当代》《人民文学》《钟山》《中国作家》《天涯》《山花》等刊物发表，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和入选各类选本。著有长篇小说《向日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等。根据其小说改编并担任编剧、吴天明导演的同名电影《百鸟朝凤》获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中国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
    很小的时候，父亲是个乡村教师，订阅了很多文学期刊。刊物上好多都是文学史无法绕过的名字。捧着书就想，当个作家该是如何荣耀的事情啊！有次小学语文老师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几乎没有思考，我说我要当个作家。老师立刻就笑了。我不怪他，他差不多六十岁了，问过很多学生这个问题，那些小时候豪言要做科学家、政治家的，最后都做了农民。我的老师笑完后，又问我，为什么要当作家呢？我说当作家有面子。我的老师很真诚地对我说，其实，当个村支书更有面子。
    我的童年属于典型的放养。父母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对我们兄妹几个进行有效管理。夜晚归家，从大到小点一遍，只要还活着就阿弥陀佛了。虽然在物质上极度贫乏，但是精神却很自由。就拿读书来说，我都读到五年级了，我父亲还不知道我连两位数的加减法都捋不顺溜。
    放养有放养的好处，父母的不作为让我拥有了极大的精神空间。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总是主宰着我。放牛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村子里的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会不会遭到这些原本就是牛的家伙的排挤；看见村子里面最邋遢的那个人，就想他身上的虱子会不会为了抢夺一块肥沃的地盘而进行群殴。
    没日没夜的遍地乱跑，让我和那片土地建立了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如今，一旦空闲下来，我就会回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听老人们絮叨往事，看风掠过村庄，闻烈日下苦蒿的味道。我小说的场景和人物，几乎都和那片土地有关，只要一想到他们，我就特别来劲。
    后来，父亲调到镇上做了一名中学老师，我也跟着到了镇上。做了中学教师的父亲这个时候腾出手脚准备教育我，但是为时已晚。放养时间太长，圈养几乎不可能了。我的初中生涯和课本关系不大，眼睛长年累月都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女孩是我邻居，漂亮得惨绝人寰（后来进城开了眼界才知道，这属于误判）。不过很遗憾，由于我姿色平平，整个青春期一直被密集的青春痘笼罩，所以那个女孩对我几乎就没有正眼瞧过。我爱的人不爱我，弄得我极度自卑，就开始用大把的时间来阅读。
    那阵子我们镇上有个租书的小铺子，里面有金庸全集，借回来就开始读。按理说，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阅读金庸小说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悲的是那些书全是盗版，而且盗得还很不要脸，有时候一整段都不知所云。于是先怒火万丈地问候了盗版者的祖宗十八代，接着就开始自己组织文字，尽量让上下文能有效地衔接。等把金先生的十五部村级盗版书读完，我的作文水平居然冠绝全班。老师一次在给同学读我作文的时候很兴奋地表示：肖江虹的作文有浓郁的古典气息。
    整个初中生涯，我最接近文学的一次经历发生在生机勃勃的初春。在一次全省的作文比赛中，我居然获了一个优秀奖。除了拿到五十块钱的奖金，那篇作文还刊载在了省里面一本很有名气的教育类杂志上。听说有奖金，就谋划着无论如何得买条香烟孝敬我的辅导老师。等奖金到手，这个计划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一群狐朋狗友三下五除二就把奖金消灭得干干净净。吃人嘴软，一帮人抹着嘴对我阿谀奉承，说你将来肯定是个作家。本来还心有戚戚，一听这话，立刻就乐得屁颠屁颠的。前段时间搬家，我居然在一个旧箱子里翻出了那篇文字，才读了一段，就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上高中后，学校有个小型图书馆。读得最多的古代典籍，最喜欢《三国演义》，这本书至今都是我的最爱，读了多少遍记不住了。反正很多精彩段落都能背诵，比如隆中对，比如舌战群儒，比如骂死王朗。我甚至能说出书中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那些一出场就给干掉的可怜虫。
    不用说，阅读让我的语文成绩一骑绝尘。每次考完试，我的语文老师拿着我的试卷笑得花儿都谢了。其他科目就惨了，到高三毕业，我连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都配不平，化学老师有次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敢肯定，你的脑髓是豆渣捏的。
    严重的偏科，上好大学是不可能了，最后上了一所师范院校。我特别沮丧，父亲却高兴得又唱又跳，逢人就说：后继有人了，后继有人了。
    我的大学波澜不惊，唯一骄傲的事情就是让我的同桌成了我的妻子。记得寝室夜谈的时候还有室友跟我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反击他：肥水不流外人田。大学这个唯一的成果为我后来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年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妻子都一直默默支持我，她经常对我说：商人官员常见，作家不常见，你要真成了作家，就相当于我们家养了一只大熊猫！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一所乡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开始干得特别起劲，调动起自己多年的阅读储备，每堂课都上得风生水起，学生们更是兴致勃勃。可一考试就惨了，那些把课上得让人想投湖自尽的老师，考试成绩好得一塌糊涂。奖金自然是没有了，还会遭人白眼，暗地里还要贬垯你：学生喜欢又如何？还不是花架子。慢慢地，兴致没有了，自己也热爱上了全国通行的填鸭式。学生精气神没有了，但是分数却节节攀升。这样的结果，郁闷是难免的，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成文字寄给县里的一份报纸。巧的是，我们教育局局长有次正好读到我一篇文章，他对我的一些想法很赞成，当即拍板把我调到局里。
    离开学校那天，我心里高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得意劲就甭提了。在县教育局，我被安排到办公室上班。才三个月，我就开始怀念在学校当老师的日子了。每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种日子带来的不是惬意，而是恐慌，心想，我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后背发凉之余，无可奈何又开始写。写的东西大部分发表在县里的一份文学内刊上。
    桌子换了，椅子换了，连茶杯都换了，就是心情没有换。相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了本能的抗拒。往往都是这样，辛辛苦苦干完一件事，没等领导表扬，就先发上一通牢骚。结果就是所有的功劳苦劳，都被一张嘴给抹杀得干干净净。
    有一天，仿佛顿悟一般，不在嫉妒那些已经谋得一官半职的同龄人，不在抱怨生活的不公。端端正正坐在电脑前，开始用文字编织自己的世界。
    磕磕绊绊写了两年，电脑里有了一个专门堆放文学作品的文件夹。反复斟酌，挑出一个中篇，叫《百鸟朝凤》，心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给就给大刊物，要给就给名编辑。又听说《当代》有个叫周昌义的，对无名之辈特别关照，找来邮箱地址，咬牙切齿把小说发了过去，还附了一句外厉内荏的话：听说你是现在最牛的编辑之一，给你投稿有些心虚，心虚的不是我东西不好，心虚的是怕你不看，能不能发表我不在乎，能得到你的指点我很在乎。多年后我在北京见到了周昌义老师，我说起这件事，问他是不是这句话让他读了那篇小说，他笑笑说谁的稿子我都会认真看，你这一套早过时了。
    曾经一段时间，对作品的产量有近乎变态的追求，上一个刚写完，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谋划着下一个。一段时间文学期刊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就怕别人把自己给忘记了。于是没日没夜地写，写得手脚酸麻、脖子僵硬、两眼发直还不罢休。疯狂制造了一堆残次品，没有一个突出，只有腰椎间盘最突出。
    到了不得不思考的时候了。夜晚躺在床上，扪心自问，对文学，你还抱有虔诚和敬畏吗？对生活，对人心，对人性，你认真思考过吗？对自己的文字，你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吗？
    闲时翻阅那些曾让自己沾沾自喜的文字，居然全身冰凉，心如死水。
    在这个属于速度的时代，每个身影都保持着一种前倾的姿态。滚滚人流中，我们早就丧失了对经典的追求，对厚重的渴望，对深度的营造。
    慢一点，再慢一点。这才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态度。
    也许，我用一辈子的时间，最后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我原来根本就成不了一个优秀的作家。
    但我还是想试一试。
    无他，因为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