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四重奏》开篇《搬海棠的那天》，刘大任便提到搬家时移植海棠的故事，我们对他的采访，也就从他醉心的园艺开始。
    谈园林哲学：应尊重植物的生命
    晶报：在您的小说中经常会写到“园林”，您好像对很多植物、动物都相当了解。
    刘大任：我从小就爱玩儿这些东西，一面玩一面就会找书看，越看越多，慢慢就积累了这些专业知识。
    晶报：您书里写的“翠园”真实存在吗？
    刘大任：是的，我经营了不到四年，整个地大概11亩，几乎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原来的园主就只种了一些韭菜，我现在种的东西慢慢多起来，因为那个地方比较荒凉，很多野生动物常常在我们家后院玩耍。
    晶报：您笔下的园林是否寄托了某种想法在里面？跟海外华人的处境有关吗？
    刘大任：所谓园林，西方的园艺学，就是在地上建造天国，即你可以控制的环境，这是第一种哲学。第二种哲学是是仿造大自然，把大自然迁移到自己居住的环境里面。这是英式园林的理念。
    晶报：您说您的园林参照英式的园林，但是从您书里看到的意象，满满都是中国。
    刘大任：这个不奇怪。因为中国大概是世界园林文化里最喜欢人工栽培的国度。
    晶报：那为什么是英国式的，而不是中国古典式园林呢？
    刘大任：中国古典式园林是把人的居住环境跟大自然里面人认为最美，最喜欢，最喜欢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所有的植物都是为人而活的。人喜欢听下雨时雨打芭蕉的声音，所以芭蕉就要住在廊檐的附近，人爱听，但是芭蕉不太快乐吧，打久了叶子会烂掉。所以中国的园林是为了人的快乐、享受而存在的，涉及到的哲学是不太尊重植物。英国园林的设计它第一个哲学就是尊重植物的生命，把它种在园林里的时候尽量模仿它原生态的环境，这样的话植物当然长得好，长得快了。植物最美并不是说灌了很多的肥料，开了很多花是最美的。植物最美的时候是它非常喜欢它生长的环境，你就觉得它真的很快乐。
    谈鲁迅作品：其中力量让人震撼
    晶报：您年轻的时候看鲁迅比较多？是如何接触到他的作品的？
    刘大任：我当时念大学二年级。我父亲是一个工程师。他那时候参与建设台湾第一个水库，所以他把家搬到水库的建设工地那一带去。通过朋友介绍，把他安插在图书馆附近住，弄了一个行军床。他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堆本来准备丢掉的书，就拿来给我看，其中有一本就是鲁迅选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鲁迅，相当震撼。
    晶报：震撼在哪些方面呢？
    刘大任：可能对每个人的震撼程度不一样。但对我而言，第一个就是他的语言，不仅仅是简约，里面藏着一种力量，这个语言是我在台湾其他的作家里面没有看到过的。他文白夹杂用得很好。在台湾能看到的作家（作品）是徐志摩、朱自清等人，他们很喜欢用形容词，初中看还觉得不错，高中以后，就觉得有点滥情。再跟鲁迅的文字一比，马上就会觉得无力。鲁迅在小说里面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感情，是在台湾当代文学里面看不到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像他的《药》，批判辛亥革命的失败，但同时对中国的国民性有一定的批判，但是一个批判的词都没有用，完全用形象，让你自己判断。
    晶报：您说过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留学生中间传阅最广的是陈少校的《酒畔谈兵录》《金陵残照》。
    刘大任：这两套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陈少校的《酒畔谈兵录》，共有六本，大概讲的是国共斗争期间的各大战役。它不能算是专业的写法，但有很多专业知识在里面。《金陵春梦》是一个演绎式的小说，是香港的左派作家写的，现在看它是宣传品，里面有很多歪曲的事实，但那时候我们看得很过瘾。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有两种心情决定我们的想法。一种心情就是屈辱感，历史的屈辱感，另外一种心情是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这两种心情很矛盾,可是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感情基础。
    晶报：你现在还偏“左”吗？
    刘大任：我不认为自己是左派。如果把自己看成左派，需要有一个理念，就是你要改造这个世界。我觉得我理解这个世界还来不及呢。
    晶报：参加“保钓”运动对您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大任：那一段经验把我的整个人生规划完全打乱了，但是很多事情都会打乱我们的人生规划。就像我原来到美国来念书，打算念个硕士就回台湾，我在台湾有一批朋友，我们有一个计划，连名字都取好了，叫“大汉计划”。至少有5到6个人，有的是搞摄影的，有的是写作的。那个时候就是想大家把力量集合在一起，慢慢形成现代传播事业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台湾连一个现代化的广告公司都没有，电视也才刚刚开始。所以搞文化事业会大有前途。我们那时候办的《剧场》杂志，对侯孝贤影响也很大，但参加运动把这些规划都打乱了。
    谈小说创作：希望文字简短、含蓄、有力
    晶报：您在联合国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在那边做翻译的话应该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公文吧，是如何继续创作小说的？
    刘大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搞“保钓”运动，我的文字风格就变成战报体，宣传体，搞翻译以后，翻译的文件性质种类很多，预算委员会的报告就完全谈财政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海洋法委员会的报告，那就完全谈法律的问题。所以做翻译需要有各方面知识，最重要不能出错，而且我们在联合国做翻译有一个要求，原文出现的每一个字都要照顾到，不能够跳过去一段，省掉一两个字，尽量使它读起来流通。受工作的影响，文字就会变得很怪，和搞文学创作的文字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多阅读多思考，想办法慢慢找出自己的路子来。
    晶报：您的小说很喜欢用短句，这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风格吗？
    刘大任：我在对抗联合国文体和运动文体的时候，开始找《左传》《战国册》《史记》《聊斋》这类的书来读，因为想改变自己的文字，就要看人家是怎么运用文字的。我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也有点拖沓，喜欢用形容词，慢慢渐入中年后这样的文字自己也不喜欢了，看了古人的一些文章以后，慢慢就很自觉地在让文字往简短、含蓄、有力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