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历史转瞬已近百年，但是对其理论研究因为难度过大，所以一直陷于孱弱的困境之中，进展十分缓慢，仅有的孙玉石、龙泉明、许霆、潘颂德和常文昌的几部著作，或注重批评家的解诗理论进行散点透视，或以断代的方式出现，或停浮于理论批评现象的客观梳理，虽各有相对理想的学术视野和切入点，在不同的向度上有所建树，但却均欠系统和深入，没有完整地凸显出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发展的全貌和品质。吴思敬先生主编、积十余年学术之功的《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则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成功突破的信息。它以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借鉴传统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各种观点和模式，将跨越中国现当代历史过程的新诗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把贯穿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诗学思潮、理论发现、批评家个体等因素，有效地整合到一个逻辑框架内，构建起了科学、严谨、自足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研究谱系，不但填补了新诗理论研究的空白，而且以科学精神、艺术品位的坚守，抵达了中国新诗学的历史与本质深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也十分重大。
    一部著作的体例绝非只是外在的结构形态，它本身就表现思想，启用一种什么样的述史模式，往往凝聚着研究主体的文学观念和逻辑判断。《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堪称体大虑周，宏观扫描与微观透析结合，整体把握和批评个案研究互动，21章里具体论列的内容，基本按世纪之初至20世纪20年代的新诗理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新诗理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新诗理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新诗理论，中国台湾、香港与澳门的新诗理论的时间序列，纵向呈现中国现代新诗理论历史轨迹的“大观”，又在不同时段中抓取梁宗岱、袁可嘉、谢冕，中国新诗派诗学思想，围绕“三个崛起”与“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的论争等重要的批评家、诗学潮流和理论探讨，以诸多“微景”展示中国现代新诗理论的丰富与复杂。这种各部分相对独立又互为联系的立体、动态的述史构架，纵横交错、点面结合，既在总体风貌上达到了史的要求，符合中国新诗的理论发展实际，容易把握，又利于诗学深层底蕴及规律的发掘，充满独立的思想发现，有理想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其中，把两岸暨港澳地区的诗学空间整合在一处，以专章或章中渗透的方式论述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新诗理论，也可谓整体框架上的创举。
    尤为可贵的是《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具有强烈而自觉的问题意识，它不是孤立地就诗学论诗学，而是把研究对象置于百年中国的历史、文化、诗歌创作的多位关系网络中加以探讨，并从中抽取出能够覆盖不同时段的现代化、新诗解放诗体变革、诗体的互动消长、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的互渗交融等一些代表性、规律性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确实贴近了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本质和深层，完成了一部诗学理论著作应该承载的使命，形成了从问题出发，以问题带动史料和史实展开叙述的风格。如在探讨20世纪40年代现代诗学过程中，就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着力研究以胡风、艾青、阿垅为代表的“七月派”浪漫诗学的主观战斗精神和情感原则，以袁可嘉、唐湜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诗学的“综合论”和“经验说”，以萧三为代表的解放区诗学的训谕性和意识形态特质，并通过几种诗学理论形态、内涵、价值以及和传统诗学、西方诗学关系的把握，触摸到了20世纪40年代现代诗学的流变规律，贴近了当时纷纭多变的现代诗学的历史本身。
    很多人以为，在学术研究中材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寄生的，其实这是必须击破的迷信。事实上，新诗及其理论研究是否能够取得突破的关键，不在于观点阐释的深刻新奇，也不在于方法运用的娴熟灵活，而主要取决于新材料的发掘、解读，只有它的支撑才会使研究趋于科学化。《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大量注释中珍贵资料的搜求、发掘本身，和附录于书后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著作要目（1920—2000）》，都有不可小觑的价值，它们本身即彰显了现代中国诗学理论和历史的丰富与复杂，也为后来者从事新诗学的探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的理论视野开阔，学术规范讲究，诗学问题的抓取准确独到，批评家的个案选择典型科学，承续性与平衡性兼顾，观念开放包容，批评立场实事求是，研究方法多元，注意吸收古代诗论和西方诗学理论资源的优长，和研究对象之间达成了较好的契合。许多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理论批评文本的细读基础之上，体现了不放空言的踏实学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著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艰难而可贵的学术突破，它把国内同类问题的研究水准扎实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廓清新诗百年理论批评历史、揭示新诗理论发展本体规律的同时，也势必会为当下新诗创作乃至理论的繁荣提供有益的启迪。《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是近年来诗歌研究界一部不可多得的优质、理想的学术力作，它的学术价值将得到越来越多学人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