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豪：您的新作《丹麦奶糖》作为中篇小说，篇幅不算长，但信息量却很大。可以看出您的良苦用心。夫妻、同学、同事、师生、情人、受害者与犯罪者，小说里这些人际关系其实都是受损的，都是不圆满的，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伤害、猜忌、怨怼或无奈，这种伤痕累累的人际关系，是否已经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成了一种社会“新常态”？
    刘建东：你的提问使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要写的生活，要写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当我写作时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我就在这类人中，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相信，看过这篇小说有同感的人，也在他们之中。这更加印证了你的说法，因为是常态，所以被忽略了，也许更多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无意识说明真的成了一种常态，我们已经习惯了，甚至麻木了，这才是现实的冷酷。这是需要警惕的一种常态，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常态，更需要我们用文学去温暖冷漠，弥合猜忌，避免伤害。
    我仿佛看到，我就和董仙生们一起，在机关办公室里工作，为自己的事业而奔波，升官或者发财，赴各种的约，还无数的债，渴望荣誉，在永不满足、互相猜忌中，踽踽独行。当已是中年，我凝视我熟悉的这一代人时，我试图穿越我们疲惫的生活，抵达我们同样疲惫的思想和灵魂深处时，我觉得我能够展现，能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仍旧是肤浅的、表面的。我仍然觉得，在这样的篇幅中，我能够做到的事是有限的。站在生活的一个局部，想要撕裂生活的全部，是很难的。好在，我并没有闭着眼向前独行。
    梁 豪：小说的名字叫《丹麦奶糖》，小说中不断出现一盒又一盒不知从哪寄来的丹麦奶糖，它让主人公心生疑窦，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小说因为这一盒盒奶糖营造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但到最后它依然是来源不明的，似乎成了一个无解之谜，成了舞台上一把没有扣响的枪，我能感受到它背后某种强烈的隐喻性，它在您那里有一个谜底吗？
    刘建东：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谜底，这是生活的本质。丹麦奶糖喻示着来自于生活深层的一些东西，它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它是某种诱惑、某种威胁，某种瓦解的力量、聚合的信息，来自身外，也可能来自内心深处。它是一种泛指，而不是特指。它在不知不觉的生活中，潜移默化、悄无声息、润物无声。生活中，有些东西是我们等待着的，是我们希望出现的，但有些东西却恰恰相反。但无论如何，那些改变我们的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或好或坏，我们都在承受着。同时，它还喻示着生活中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内心选择的可能性。它令人焦虑，令人困惑，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心境相映。
    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都有一条连结的链条，所以，有惊雷、有细雨、有小溪，也有大川。董仙生作为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社会地位，他那条通向外部世界的链条因此就更加复杂，也更带上鲜明的身份特征、社会属性。而这条链条又是脆弱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人生轨迹。
    当然，它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错误，一次人生中的小插曲，很容易被记忆抹去。
    梁 豪：主人公之间的矛盾纠葛，其实都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和心态的差异，比如对待成功和梦想，每个人因为经历和处境的不同，都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一套价值观，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些人组为一个艺术整体的？
    刘建东：我想要给一代人，一个群体画像。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这一代人，如今都已经人到中年，是社会的中坚，他们有更多的承担和使命感、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向往。有些词，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正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比如“梦想”，它缓慢而毫无察觉地变得模糊，变得暧昧，变得面目全非。这个词，最初根植在我们头脑中的含义是单纯的，最令人激动、感动、冲动，它遥不可及却又令人向往。但是慢慢地，人生中有太多的破碎、太多的不如意、太多的失败经验、太多的悔恨与醒悟、太多的无奈与妥协，人生变得冗长而琐碎，梦想变得实际而物化。而“梦想”这个词，也开始蜕变，它可能变成一次实现现实目标的小小欢愉，也可能变成一次不达目的永不罢休的小小的阴谋。其实，梦想与我们这一代人一起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停下来，回头望一望，向前看一看。到底是世界在慢慢地改变着我们，还是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共谋的集体，在残忍地改变着世界？我们需要审视一下自己，我们所坚持的究竟是不是美好的；审视一些词，“梦想”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模样。
    所以，与正常社会隔绝太久的曲辰，注定不该属于这个时代，而董仙生们则沉醉其中，也许会继续沉醉。我们是自我迷失的一代，以为自己到达了广阔天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其实是产生了某种错觉，我们只是生活在缝隙之中而已，要么是我们无法正视自己，要么是害怕正视这种现实，所以我们选择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我们是忧郁的一代，是不断在改造自己、不断蜕变的一代。我们可以蜕去一层层外皮，蜕去那些令我们觉得有所束缚的皮囊，可是我们永远无法蜕去的是内心早已形成的那些价值观、那些梦想。因此，我们才会忧郁。
    梁 豪：《丹麦奶糖》的情节和细节都很写实、逼真，塑造的人物是弗莱所说的“低模仿”型人物，他们受制于时代与社会现实，他们就是我们中的普通一员，小说中这些人物和事件有现实的原型吗？它与现实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间距？
    刘建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我和他们一起成长，一起从一个满怀梦想的少年、青年，步入心事重重的中年。我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他们渐渐远离了什么，接近了什么，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快乐，有什么样的忧愁，有什么样的痛苦与悲伤。我能够从我身旁的很多人很多事产生联想，找到灵感，激发想象。有些事和某个人，是有一定的生活原型的。因为我想找到那种踏实的写作感觉，找到想象的语言在现实的街道上飞奔的感觉，我想感觉到撞击带来的疼痛感，找到现实的飞翔与想象的降落交相辉映的感觉。
    我承认小说的真实感，并不等同于我赞成对生活本身的低成本的顶礼膜拜，小说的写作是一次比较奢侈的有关思想和艺术的旅行。我谢绝用一把勺子去舀起世界，而应该用整个世界去丈量世界。他们看上去是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又完全不等同于我们身边的那些人与事。他们与现实若即若离，作家要有足够警惕的距离，能够冷眼旁观，能够有思想呼吸的空间，作家最好的状态是人在其中，但心在其外。
    梁 豪：现在网络上用“情怀癌”“怀旧癌”指称对过去恋恋不舍的人，小说中的不少人物正是此类“癌症患者”，他们都有回到过去的冲动，他们的梦想似乎不在未来在过去，为什么想到写这些人？过去显然是回不去的，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
    刘建东：这可能是“60后”这批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梦想”这个词，时光倒流二三十年，它是饱满的、含义丰富的，尤其对于“60后”，它有着极强的时代特色。我们的梦想基本上是趋同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相同的生活背景中，一起来到纷繁的现下，我们才发现，梦想在如今已经有太多的内涵与外延，与曾经能够解词造句的那两个字完全不一样了。有些人失去了辨别的能力，甚至是动力，所以干脆抛弃过去，而有的还在坚守，但坚守也变得并不那么自信与从容。这代人怀揣着不同于以往的内心梦想，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是推动社会向前行的动力。怀念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像董仙生一样，虽然表面上已经脱胎换骨，俨然成为一个被时代改造过的人，一个已经完全适应了时代的人，但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会留下一些东西，与过去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舍。只不过，梦想的含义已经变了。
    如果说这些人还能够怀恋，还能够纪念，那么现在没有他们那些经历、那些感伤、那些忧患的年轻一代，他们会从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出发，又将到达什么样的终点呢？其实我觉得这不仅是什么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
    梁 豪：小说中有一种细微但震撼人心的变化。比如说曲辰对仙生的敬礼，先是一种仪式，当发现仙生与孟夏的关系后不再敬礼，最后又恢复敬礼，象征关系修复；又如曲辰从对安徒生童话的喜爱，转而对何小麦诗集《幽暗之光》的接纳；还有像丹麦奶糖在仙生心里产生的纤微变化。这些细节是怎么从您脑子里迸出来的？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刘建东：细节决定小说的面孔，而细节来自生动的创造，创造又来自于生活的丰富。你所例举的那些都是小说整体的一部分，它们的出现与反复，经过沉淀后尘埃落定，除了让人物本身更加立体与饱满，形象更加突出，也会让小说本身具有优美的韵律，小说本身应该有韵律。
    这此变化既基于小说中人物的逻辑，也基于生活的逻辑，显然它不是凭空出来的，也不是灵光一闪。它有根，所以生得茂盛和妖艳，加上叙述、语言、比较、回环等技巧的阳光与水，所以会自然而生，自然而长。
    这些变化意味着艺术产生美。变化是本能的反应，更是心理在承受或者释放中，种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结果。这些变化，意味着在现实中越来越脆弱的坚守，意味着妥协，意味着猜疑，意味着种种被现实压得变形了的想法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