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天，我在大学毕业前读到两本几乎为我打开一个新世界的书：一本关于历史，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本关于文学，李洱的《花腔》。两本书有一些隐秘的联系，《红太阳》写1941年至1945年之间的延安整风，《花腔》则写1942年至1943年中，一个离开延安的人的命运，他被命名为“葛任”，取“个人”之意，但在那个时刻，个人并不存在，葛任难逃一死。
    《花腔》以延安医生白圣韬、国民党少将（事实上是延安方面的卧底）赵耀庆、国民党中将范继槐三人的回忆建筑起葛任的人生。在官方话语中，葛任被认定死于1942年中日之间的二里岗战役：“文化教员葛任同志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敌军，毫不畏惧，与敌人同归于尽，虽死犹生……民族痛失精英，抗战顿失干城；军民同声哀悼，血债誓死讨清……”如果葛任在历史上就此以“民族英雄”被盖棺定论，这似乎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局，但葛任偏偏没有死，因为一首诗，国共双方在1943年都获知葛任隐身在大荒山白陂镇，这个多重复调的故事由此开始。
    延安方面想悄悄杀他，以延续对二里岗战役的官方宣传，重庆方面想劝降葛任，让他为党国服务，以此打击延安，如若不成，也会选择将其灭口。有趣的是，双方都将零号作为葛任的代号，说是取圆满之意，但事实却意味着“没有”，延安方面让白圣韬送去的密信中写到：“○号速死，文字尽毁。详情后解，活口不留。”派和被派去杀葛任的人都是他的好友，各人都有来自“上面”的命令，又都心怀鬼胎琢磨怎样救他，但葛任作为“个人”的命运早已写下：当各方知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对中国现代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会很容易发现葛任和瞿秋白之间的联系：留学苏联，沉迷于俄罗斯文学，尤其热爱托尔斯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却志不在此，在上海大学当老师，身患肺病，爱吃豆腐，娶了当时赫赫有名的美人，小名都是阿双。《花腔》中多次提到瞿秋白，直接说在苏区时，葛任和瞿秋白经常唱和，明显看出李洱让两人互为影子，在瞿秋白的自传《多余的话》中也提到，1932年曾经有消息讹传他的死亡，有些地方甚至为他开了追悼会，全然忘记之前对他背叛革命的批判，改口称其为“烈士”，对此瞿秋白只觉得“不寒而栗”，这也可以视为《花腔》故事的缘起。
    《花腔》中葛任从未真正出场，他的一生都建立在他人的叙述之上，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是三个主要叙述者，此外还有书中不断出现的“历史资料”，包括新闻报道、回忆录和地方志等等。在第一次阅读时，很容易绕进李洱精心设计的迷宫，忍不住以材料的虚实去推断历史的虚实，如果认真查证，《花腔》中正儿八经引用的《混乱时代的绝色》并无此书，看起来荒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对显微镜的议论却偏偏是真有其事，李洱后来说过，这是他的小说理想，因为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的记忆中存活，“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花腔》的最后一个章节名），历史需要葛任成为“民族英雄”，所以他只有民族英雄这一条死路可走，真实的“个人”在他人叙述中太容易被扭曲消解，就像葛任自己的诗《谁曾经是我》：“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一片，谁让一个我变成无数个我？”
    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中，“葛任”和“个人”的空间被压缩殆尽，《花腔》中的葛任只是马列主义编译室的议员，算不得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但在现实世界里，瞿秋白却一度身为“革命领袖”，必须为其担任党派最高领导时的诸多杀戮担负历史责任。如果细读《多余的话》，会发现瞿秋白反复强调的，不过是自己其实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并非“政治动物”，他以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身份前往俄国，是想醉心于俄国文学史的研究，只不过为了应付工作，也得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和文件，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时间，连《资本论》都没有读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毫无兴趣，但在回国后，他却阴差阳错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以自己的一知半解诱惑更加一知半解的人以此为信仰。
    有牧师劝葛任信仰耶稣，葛任的回答是自己“对任何信仰都无所把握”，瞿秋白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他骨子里只是一个温情软弱的人，“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就是这个自我定义为最懦怯的“婆婆妈妈”书生，连杀一只老鼠都不敢不会，却在革命的名义下间接杀害了许多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几乎已经成为暴行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以赛亚·伯林就说过，自己并非特别反左翼，在1930年代，他还曾经为西班牙共和国战斗，但是1917年目睹俄国革命时他只有八岁，却认为任何一个经历过那次革命的人，都会觉得很难加入共产党。加缪在《反抗者》中也认为一切现代革命均导致国家的加强，比如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仑，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等等。既然革命的目标已经偏离制度而指向个人，那作为革命的成果，国家的加强必然意味着个人的萎缩，甚至是个人的沦陷，这是两者博弈中难以逃避的结局。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对“革命”的政治正确提出质疑的作品并不多见，而且大都停留在鲁迅早就写过的国民性批判阶段。比如李锐在《银城故事》里写刘振武看到家乡人围观革命者被杀头后的兴奋，疑惑自己革命的价值，“那颗异乡人的头颅怪异地挂在城墙上，挂在一片拥挤、兴奋、污浊、混乱的人脸背后……如果有一天，自己的人头也和这安南侨民一起挂在城墙上，这些污浊、混乱、拥挤、兴奋的人群，难道会是另外的表情，难道会改变么？……”《白鹿原》也有一个小细节，“一切权力归农民”的农协成立后，把村里的几个“坏人”抓起来了，稍微清醒一点的共产党员要求送到县里去由法院审判，但是愤怒的人民不同意，因为坏人无需被审判，只应就地正法。同样是《白鹿原》中，黑娃小时候梦想着“我将来挣下钱，先买狗日的一口袋冰糖”，但是很多年后在打劫杂货铺得到了一桶雪白晶亮的冰糖时，他却解开裤带往里面洒了一泡尿，如果达到理想的快感只是来自将其污秽化，那为理想而革命到底有何意义？这些所谓革命者也并没有在任何层面意识到，除了诱惑你杀更多的人，杀人并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花腔》中并不直接讨论革命，葛任只是坦承了自己的犹疑：“我目标虽有，道路却无，而所有的道路，便是犹豫。”在革命的狂热中，恪守人道的个人主义者向来是无处容身的，霍弗早在《狂热分子》中就说过，在纳粹集中营里，最能挺得住煎熬的是那些觉得自己隶属某个党、教会或民族主义团体的人，反之，所有个人主义者（不分国籍）全都陷于崩溃边缘。这并不让人惊奇，在群体行为中寻找安全感是人类的天性，个人主义意味着一条无人陪伴的光荣荆棘路，这既是个人的荣誉，也是个人的重负。
    就像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向往革命转为怀疑革命，他同意革命的目标，却找不到由正义写就的革命之路，只能躲藏在诗歌和爱情中舒展自我。日瓦戈医生最后在拥挤的电车中心脏病发作，他想挤到车的后门口，但人们不让他过去，大声责骂他，他努力想离开人群，“又引起一阵骂声、踢瑞和狂怒”，在故事的最后，日瓦戈孤独地死在人群之外，这就是个人主义者自己选定的结局。
    葛任也是如此，《花腔》中没有明确说出他死于哪方之手，延安、重庆、或者日本人？在官方认定他“光荣牺牲”的1942年，王实味开始在整风运动中被批，继而被开除党籍和被关押，直至1947年被砍杀后投入枯井，而他的错误，不过是写了一篇被定性为攻击革命的《野百合花》。《花腔》的结尾虚构了《边区战斗报》的文章，在回忆首次将王实味揪到大会上批判的情形时，葛任作为“正面形象”出现了，“我们越是怀念像葛任这样的好同志，就越是憎恨王实味这样的人”，但作为读者，我们清晰地看到，葛任的命运和王实味并无区别，他们的死展示了政治的罪恶，那些容不下个人的所谓革命，只是在耍漂亮花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