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陈奂生系列”终篇，《陈奂生出国》发表于《小说界》1991年第4期。同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七篇陈奂生为主角的小说合并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以长篇形式出版。相较于80年代前半期的“陈奂生热”，这次写作反应平平甚至引来不少批评，但高晓声在回答家乡《常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还是难掩激动：“《陈奂生出国》这个题目我酝酿了好多年，1981年初次访美，有人就在报上说我是‘陈奂生出洋’。到美国，一位博士居然把我当成了陈奂生，那时有朋友就建议我写《陈奂生出国》，认为用陈奂生的眼光来看当代西方文化，一定很精彩。”“我是竭尽全力来写《出国》这部小说的，因为这是我告别陈奂生的压台戏。”[1]
    事实上，早在1982年《花城》第3期，高晓声就已经以《书外春秋》一篇宣布了“告别陈奂生”[2] 。但陈奂生还是在1991年“归来”，并以《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3] 打前站，最终走出国门。为何在80年代初就有所酝酿、也不乏海外出访经验为参考的创作计划，要被延宕到90年代初呢？高晓声两次访美的域外体验又为其书写中国故事提供了怎样的参照？
    在《小说界》卷首语中，编者感叹陈奂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以致又闹出了许多笑话，真是把洋相出到外国去了。”但同期配发陈思和致高晓声的信，却认为读者应该废掉此前已先验接受了的陈奂生概念。陈思和检讨自己因袭《陈奂生进城》，以为小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现代版，读后才发现高晓声改变了思路，“在这回‘出国’中，陈奂生的性格要成熟得多，不再需要你的同情。有时他还走到了你的前头，成为小说的一种叙述视角”[4] 。陈思和所述，关涉到陈奂生们和高晓声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陈奂生出国》采用元小说形式，无疑为探讨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右派知识分子辛主平以“高晓声”为笔名写作了陈奂生系列，并邀请创作原型即昔日下放改造时曾特别关照过他的陈奂生，一同访美——作者成为小说里一个公开说话的角色。高晓声再次创作陈奂生故事的驱动力是什么？陈奂生形象及其被经典化了的历史内涵，又是否会因为这次续写被重新打开？
    一、访美游记与国民性批判意识的凸显
    尽管《陈奂生出国》中的许多情节，如作家辛主平赴美国大学演讲、陈奂生参观养鸡农场等，都直接来自高晓声1988年的访美经历，但早在1981年10月21日，高晓声就已初次访美。11月12日回国后完成系列散文，自12月12日开始在《常州报》上连载，后以《访美杂谈》、《访美杂谈（二）》为题发表于《钟山》1982年第2、3期。其中《罗卜特及其农庄》和《农村妇女》两节又以《美国的农庄和农民》为题发表于《新观察》1982年第5期。若将这些随笔与1988年二度访美的相关记述对照，可以看出高晓声观察与思考的变化。虽然都尝试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建立域外经验与中国现实的关联，但从新时期初到80年代末，特别在农村与农民问题上，还是结合自身创作确立了不同关联点。
    据1981年与高晓声同行访美的许觉民回忆，高晓声出访时的许多行为举止都让他想到陈奂生，“诚笃，心思灵动，又怀有好奇心”。一上飞机就“走失”，后来才知他是去查看机舱空间大小、头等舱设置等。到了美国后更是“走失事件”频发，害得许觉民每次出门都要特别关照，“可是他的满不在乎的性情，独来独往的落拓不羁，总是不断使我想起他的陈奂生进城时的神态”[5] 。尽管高晓声自嘲常州话需要二道翻译才能与人交流，海外观感多少有些浮光掠影，但这二十则游记随笔的文风还是倾吐出一种目不转睛、渴望消化一切新事物、新感觉的热情。与许多同期出访的同辈作家一样，着意于新时期初思想解放氛围“多谈西洋镜，少谈姓资姓社”（王蒙语），游记中常感叹美国“色彩丰富”、如高速公路般炫目的物质文明，但每一则都还是能见出高晓声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历史优势取得发展优势的思考。如一面赞叹纽约的灯光，感慨美国作为能源输入国大肆浪费，中国作为能源输出国却要节衣缩食；一面又指出资本家是一手“讲人道”，一手“买你的”，说穿了其实是“用钞票的‘买人’之道”。“有一位先生夸奖美国说：‘这个国家真是得天独厚。’我觉得应该加一个字，要说成‘这个国家真是得天下独厚’”。再如参观自由女神像时，对早期华工参与美国西部建设血泪史的祭奠，对美国在政策上普遍剥削侨民、非法雇工等现象的观察，对赴美中国自费留学生生活负担的关切等，都使高晓声做出了“美国并不是天堂”的评价。随笔中特别多地谈到赴美台湾学者、侨胞的热情接待，格外能让人体会到高晓声这一代知识分子即使受难归来、在海外面对政治异见或隔阂时[6] 的家国情怀。例如在印第安纳大学结识了做李欧梵助教的潘原，谈及其夫人从台湾来，反倒比他要“左”。高晓声的态度是，“由于过去极‘左’路线的危害，我也有点怕‘左’，但一个台湾姑娘的左是可爱的。因为这里面有着对民族对祖国的向往。”
    这次访美高晓声参观了两户农庄。和高晓声在创作中总爱“算细账”的习惯一致，他对于农庄面积、农户收入等都会仔细询问。但相较后来二度访美时格外着眼于对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解放生产力的肯定，初次访美时，对于有三千亩土地却在邮局工作的“业余农民”，高晓声的感慨是工农收入差距之大，还察觉到美国有通货膨胀的隐患[7] 。随笔里提到对“一个农民竟不种自己吃的粮食”的疑惑，这一细节后来被《陈奂生出国》用来彰显农转非的优越性，此时却主要是从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使然做出解释。
    如果说初次访美随笔更多侧重于用细节去呈现具体、复杂的经验感受，那么到88年二度访美时，高晓声则开始更自觉地借西方现象谈中国问题。在《寻找美国农民》中，高晓声开篇就详述了在美国艰难寻觅农民的一番波折，“交游广阔”的梅仪慈、李欧梵、聂华苓竭力相助，最后才联系到一个养鸡（专门生产鸡蛋）农场参观。高晓声由是做出判断：“美国农民之少，已使他们的习性不可能影响其他阶层了；相反，他们受到其他阶层的影响，已经失去了农民原有的习性。他们从事商品生产、经营和上超级市场购买蔬菜瓜果（甚至食量）等行为，就不是农民原有的东西。他们已经融合在现代的潮流里。”[8] 这个判断和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后记里写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陈奂生们包围城市的局面呢？”——显然互为参照，与美国农民相比，陈奂生式的小农思想无疑是现代化的阻力。
    对农民习性或如评论家反复提及的“国民性”批判，开始更多地覆盖高晓声的访美观感。比如初次访美时，高晓声还以华盛顿黑人市长治理有方为例，批评美国人把纽约地铁脏乱差的责任简单推到黑人身上，提醒人们去关照黑人买不起汽车而不得不依靠地下铁的生存困境；二度访美涉及芝加哥、底特律的黑人问题时，则首肯美国反种族歧视的政策，将反思焦点集中到黑人不再是奴隶，却仍奴性未脱的根源上：
    我同一位安阿伯市的文学博士、诗人Edwand Morin讨论这件事，他用纯客观的态度说道：“黑人一开始被运到美国来就是当奴隶的，奴隶对社会是没有责任感的。”这话使我猛吃一惊，真是一针见血。原先我认为奴性就是对主子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经这位先生一说，我才明白这只是现象，它的本质是对社会没有责任感。
    （……）当然，我绝不认为今天的美国黑人还是奴隶。但是久远的历史在他们身上造成的影响，并不会随着身份的改变而轻易消失。正像我从自己同胞身上看到的一样，令人慨叹。（……）
    我多么希望赶快摆脱这种恶习呀！[9]
    这些表述不难让人联想到高晓声在创作谈中屡屡提及，自己和陈奂生都还未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若说奴性即是这“重负”的表现，即“没有责任感”，那么就要如上述黑人问题所示，使农民或说全体中国人“不仅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实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本领”[10] 。当然不能说高晓声将美国黑人与中国农民、中国人做了不恰当的历史比附，但其中的延伸性思考，确实构成了对国内语境中围绕陈奂生形象探讨国民性问题的共鸣。这里的问题在于，高晓声的洞见背后是不是也有盲目。如有学者指出，美国黑人问题特别是六十年代城市骚乱、黑人民权运动等，是美国农业现代化过程出现内在危机转移的必然结果。最初由于南方种植园经济需要被贩卖到南部的黑人，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大量迁徙入城市，“是由于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已经不需要他们，当农业一直被当成赢利的行业，而机械化比劳动力更有效率，农民就被排斥出家园，为的是让资本获利。”进入城市的黑人由于教育起点、政治权利保障等问题，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失业危机等更大压力。而“美国被认为是消灭了农民，只有农场主。这种说法抹杀了西部地区庞大的流动季节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窟中没有希望的失业者，他们都是失去家园的农民及其后代。”[11] 当高晓声88年3月参访底特律，将汽车城的衰亡简单归因于黑人缺乏能力建设城市时，他的评价——“一个善于破坏旧世界的好汉，未见的就是一个善于建设新世界的英雄”，多少引人联想到国内语境对中共和农民革命之关系的讨论，暴露出8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在强调文化反思、思想启蒙同时，可能疏漏政治经济学、甚至阶级视角的认识缺憾。回望1981年首次访美时高晓声曾敏感到，“我总以为最穷的人是住在穷乡僻壤的。不大相信‘穷人要到城市去找’的说法，我这种顽固的中国观点也许真的不切美国的实际”。若循此思路推进对中国正在进行农村改革及其历史遗留问题的观察，恐怕能更清晰地指出，中国农村问题从来都是城乡二元格局下的结构性问题，仿照美国模式让陈奂生们融入现代潮流的启蒙工作，并不必然能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生的困境。
    因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高晓声二度访美中认识与表达的调整缘何发生？当高晓声的访美本事被分派到《陈奂生出国》的不同角色上时，小说自身的丰富性又形成了怎样的补充与超越？
    二、海外演讲中溢出反封建主题的现实
    1988年访美时高晓声曾在多所名校演讲[12] 。虽然他在1980年创作谈中坦陈，“有人说我的小说很像鲁迅小说，其实鲁迅小说我有二十年没有读了”[13] ，但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还是明确将自己放入了鲁迅的传统。“鲁迅是第一个把农民作为主人公写到小说里去的作家，他从否定中国旧的传统观念，改造国民灵魂的角度出发。用小说形式去反映国民性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中了一个未庄的农民阿Q作载体。于是中国农民的形象就作为国民性、民族性的母体登上了文坛。”[14] 比照80年代初阎纲《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范伯群《高晓声论》《陈奂生论》、时汉人《高晓声和“鲁迅风”》等重要评论，高晓声的创作谈，以及1988年海外演讲，可以看到高晓声对自己创作及相关问题的评价，如何越来越趋近于评论家们以阿Q比照陈奂生、对他继承鲁迅批判国民性思想的赞扬。
    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高晓声特别以鲁迅对“阿Q精神”、“看客心理”的深刻批评为原点，从文学传统（其实也是政治思想传统）上表达了他对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学激进性一面的反思：“我们不幸竟拜倒在农民的脚下，只看到他们伟大的一面。即所谓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很了不起。我们不再或不敢去看他们的弱点了。已经不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农民并没有因此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虽然那些被描绘成主人公的有许多是农民出身。但当他成为主人公时却偏偏已经不是农民身份了。至于始终是农民的人，总不能成主角，他们是为了衬托出另外一种力量的英明伟大才存在的。”在密歇根大学演讲中，高晓声明确说，鲁迅所讲的国民性和新时期所讲的民族性，指的就是农民性。除了一般如盲目崇拜、迷信权力的缺点外，高晓声特别强调——“他们不大理解和需要文化”。究其原因，一是历史上“一切都有共产党安排”；二是“看到读书人很多没有好下场”。而进一步剖析其精神根源，则是“农民对非农民的影响”，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教训是——“被农民教育过去了”[15] 。
    回到国内语境看，这些判断高度对应于李泽厚有关“救亡压倒启蒙”的相关论述。由于救亡阻断了五四启蒙运动的反封建任务，特别是革命依赖农民，使得革命越来越被农民所塑造和影响，“这个起点上是被现代前沿知识分子所发动的革命，最后变成了一个被农民身上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深刻改造了的革命，而毛时代的核心弊病、特别是文革的爆发，正是以这革命被封建性和小生产恶习深刻侵夺为前提的。”[16] 因此，谈农民性问题，或说“批判、改造与重建国民性”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母题，就是契合了新时期初对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以来历史曲折的拨乱反正，其核心要义即是“反封建”。
    是高晓声的敏锐，也是评论家们的推波助澜，陈奂生系列前四篇不仅先通过《上城》（1980）将“反封建”从《漏斗户主》（1979）书写苦难的历史反思层面，推进到对改革中农民精神生活问题的观察；更通过《转业》（1981）将高晓声始终关注的干部作风、特权等反官僚与反封建的启蒙任务结合起来。陈奂生之所以经不住大队书记劝说做了“走后门”的采购员，是因为“干部比爹娘还大”，实际纵容了各种为己谋私的坏风气。因此，“讲到反封建，这就要对农民做大量启蒙工作”[17] 。而这一主题也明确了高晓声小说的形式感，不仅以问题小说追踪改革现场，还要探究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缘由。《包产》（1982）以小学老师陈正清的视角教育陈奂生走上新路，恰是做好启蒙工作“干预灵魂”的一例实绩。
    然而，到1988年高晓声访美时，距前四篇陈奂生故事已过去了五六年时间，演讲中一面继续强化着反封建主题，一面也呈现出新的困惑。高晓声在密歇根大学演讲中分四点讲他对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思考，其中前三点都是从观念层面完成旨在反封建的农民性剖析，第四点却从地区差异上，给出了许多具体经验层面的实例和思考。比如在他的老家苏南农村，由于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工业水平，能够提供足够的农副产品销售市场，加上当地农民文化较高容易掌握新生产技能，许多人渐渐把土地看成包袱，失去了包产到户的兴趣。但由于各地起点不同，苏南模式并非在哪里都奏效。高晓声在演讲中用具体数据例证了1981-1985年间东西部差距、农民纯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指出真正适应新形势先富起来的农民终究是少数。
    另外，虽然“文化功能被调动起来”是新时期开端的重要成绩，但1984年参观几个富裕农户家庭时，高晓声发现即使物质条件上去了，农民家里也没有书。“农民进了工厂，掌握了起码的生产技术，却并不迫切要求文化。他们工资比一般知识分子还高，拿国家工资的中小学教师收入比他们低得多。这种情形，至今没有改变，反而似乎更加严重一些。这又会使农民对文化产生离心力。”尽管高晓声很快将这一点导向国民性批判，在演讲中也格外赞赏家乡人文化程度较高与适应商品经济形势的“精明”，但他似乎又很担忧，这些新时期农村能人如何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权力网络中坚持“正当、高尚、合算且合法”。
    演讲中新的经验分享与现实焦虑，实际已在前四篇陈奂生故事的最后一篇《包产》中有了预兆，如果说并非陈正清的启蒙，而是“包产到户”的政策真正帮陈奂生定了心，以经济自主权的获得让他萌发了自主意识；那么高晓声演讲中苏南农村的发展现实，必然会给陈奂生们提出新的挑战。正如闫作雷所述：包产到户从最初解放生产力到产生新一轮分化，陈奂生系列后三篇“呈现了小农陈奂生依靠小块土地无法致富的现实以及农民分化和农村地区差异的图景。”[18] 无论高晓声是否如闫文所说，在续写陈奂生中完成了从启蒙转向政治经济学的创作自觉，闫作雷的研究都指出了以反封建主题继续新时期农村题材写作可能存在的限度。
    如何突破反封建主题，如何针对新的现实状况去重新认识“国民性”或“农民性”？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高晓声用主要篇幅谈农民的弱点。他以自己笔下的江坤大（《大好人江坤大》）、周汉生（《老友相会》等形象批评农民“心甘情愿地为达官贵人活在世界上”；以刘兴大（《水东流》）、朱坤荣（《泥脚》）、崔老二（《崔全成》）、《觅》中的三代农民形象批评他们如何因旧习性无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思想。陈奂生显然也在同一人物序列中。但面对陈奂生这样眼见着要被现代化进程淘汰的小人物，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也能着眼于“莫看他一无所有，一颗心珍贵无比”（高晓声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对漏斗户主的评价）呢？是否可以更多发掘陈奂生性格中积极康健的一面，并历史性的分析其思想来源，发现其对新时代的有益之处？
    事实上，回顾七、八十年代之交关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其重点仍是继承学术史传统对鲁迅国民性思想前后分期及评价的讨论。如冯天瑜《国民性的一面秋毫毕现的镜子——读鲁迅书随笔》、王瑶《谈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等，虽反对将鲁迅前期思想归入资产阶级人性论范畴，但也强调鲁迅如何从对国民性之社会现实根源的阶级分析，逐渐发展到后期循历史唯物主义对民众革命性的发现[19] 。另一方面，研究者又开始关联新时期问题意识，越来越聚焦于国民性的种种弱点和痼疾[20] 。“兽性猖獗的现象和‘四人帮’横行一样，都已成为历史，但流毒还很深。‘国民的弱点’可以说仍然是‘四化’的一种阻力。”[21] ——如何理解国民性理论被移植到新时期可能释放的能量与限度？其中是否包含了一个从“人民性”到“国民性”、从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认同”到回归五四启蒙话语展开国民性批判的认识转换？这些问题可以另作研究。此处作为参照的启发是，即使高晓声要“涤荡人物灵魂中的封建污垢”[22] 是更着眼于批判，如要应对农村改革中伴生的新问题，关于鲁迅前后转变与联系的认识，也可以提供另一种理解国民性的可能。
    与海外演讲中明确的思想表达不同，小说往往溢出作家的观念与阐释。就好像《转业》里出现“为什么……”的排比句式，既可以理解为叙述者对陈奂生跟不上时代的叹息与讽刺，也可以理解为借助陈奂生本人旧有的伦理道德去对新事物提出反思。尽管在高晓声1985年前的创作中，陈奂生更像个“旧人”，“始终不断与外界给与他的期许发生错位，只能在新时期里一惊一乍地‘历险’，而不能真正主宰新时期的历史”[23] ；但他身上始终有国民劣根性以外的理想性因子。两次访美经历不见得根本影响到高晓声在国内语境中已有的思想状态，但还是会在更明确中国作家身份的情势下，在对自己见识的“施展”与“讲述”中，带出新问题。而陈奂生90年代初的“归来”，便是回响。
    三、陈奂生“归来”与“归来者”高晓声
    在访美归来、重启陈奂生系列之前，高晓声还有两篇涉及美国的小说发表[24] 。其中《灾难古龙镇》写旧金山金门大桥设计师狄克文到了地球另一端的古龙镇，想要从中国钉下一颗铁钉穿过地球去加固金门大桥。结果不光钉错了位置[25] ，由狄克文检测通过的中国大桥还在一次庆典中倒塌。小说中有许多对国民劣根性的讽刺，比如因为镇长要将游泳变成上层人的专利，事故中许多普通人因不会游泳被淹死，美国人却能在大桥垮塌时有秩序地撤离。这一素材源于高晓声88年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演讲时的例子，用以说明文学的用途。但除此之外，高晓声还着力去叙述了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存在的隔膜，以及狄克文这位“启蒙者”通过“磨头”完成的自我批判。
    后面这一点让人想到高晓声创作中知识分子与农民的“间距感”问题。1986年王晓明的批评文章指出，间距感的丧失，阻碍了高晓声进一步开掘陈家村人的精神世界[26] 。尽管后来许多研究反驳，认为所谓叙述形式上的“混合重唱”就是高晓声加强国民性批判、干预陈奂生灵魂的“距离感”之体现；但王晓明又的确洞见到高晓声的矛盾。一面是对与农民心连心的共命运感的强调，一面又如叶兆言感慨：“他可能会自称农民作家，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心喜欢别人称他为农民作家”，“他作品中为农民说的话，远不如说农民的坏话多。”[27] 这根本上是一个1980年代的启蒙困局：一方面，历史反思与推进现代化的使命感越来越要求作家有距离感地去俯视和批判“农民性”；但另一方面如果农民性即是国民性的根本特质，那么正如高晓声不间断的知识分子题材创作所暗示的那样，知识分子也有被特定历史养成的“奴性”，又如何有绝对权威去启蒙农民呢？
    在上述问题背景下再看高晓声续写的三篇陈奂生故事，就既不会在新启蒙思潮的批评脉络上简单质疑高晓声批判锋芒的钝化，也不会直接从底层视角出发，批评高晓声80年代中期以来因知识分子的傲慢不再有能力应对农村现实[28] 。在我看来，“后三篇”最有价值的部分，恰是高晓声以特别的形式感，不仅执着于间距感的获得，持续推进启蒙任务，而且也为陈奂生们自我意识的彰明与发声预留出了与启蒙者对话的空间。
    《陈奂生战术》回到《包产》篇看似解决了的问题，陈奂生同工厂脱钩、在村里包产种田，究竟是对关系学等日益猖獗的坏思想的有效杜绝，还是吃力不赚钱的死脑筋？叙述明显呈现出“先进一步、再退一步”的特点。叙述者先肯定包产后农民获得了自主权，然后又借陈奂生梦到被人抢刈稻谷，暗示包产后农村出现“盘剥”劳动力的新现象。先肯定陈奂生不愿做白骨精把吴书记当唐僧肉吃的美德，又剖析陈奂生的阴暗面，“人无横财不发，暴发户总没有好结果。共产党的政策，不会一直宽下去”。《战术》结尾社办工厂收益补贴农业，仿佛叙述者忍不住拿出证据，要鞭策陈奂生前进；但到了《种田大户》里，又马上提出有了钱怎样过日子的新问题。《种田大户》先嘲讽陈奂生不了解市场交换意识、缺乏经济理性的“算错帐”，接着又以王生发借陈奂生房子抽头聚赌的事，批判造成收入悬殊的邪门歪路。而叙述者又没有因此赞赏陈奂生的安分守法，结尾陈奂生夫妇决定收养弃婴并取名“天子”，叙述者马上用“他满脑子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反讽腔调，点出陈奂生骨子里还是盼着孩子“坐龙庭”、好吃荫下饭的“野心”。
    这两篇小说都不乏国民性批判，但形式上对陈奂生亦褒亦贬，又呈现出叙述者的反复掂量。就好像《种田大户》中曾经为陈奂生解惑的陈正清，如今也变得犹豫起来，当发展利益与伦理道德的冲突日益加剧时，他只能一面担心陈奂生吃亏，一面又赞扬陈奂生的平实稳当。高晓声与陈正清遭遇的困境很相似，如研究者指出，“他无法在小说中赋予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要树立自身农民主体性的新的形象化的具体历史内涵”[29] 。如果说“包包扎扎、戳一个洞”在新时期初还有政治上小心谨慎的时代考虑、以及“搞一点模糊”的艺术自觉[30] ，那么此时“先进一步、再退一步”，或说对陈奂生的“包扎”和“戳洞”，则更多暴露出高晓声的两难。
    然而，或许也因为启蒙者的犹豫与受挫，使得叙述者能够更有耐心且细致地去发现陈奂生的“真知灼见”。在《陈奂生出国》里，同样有着以往的批判国民性视角。比如写陈奂生想在中餐馆打工赚钱发洋财。写陈奂生参观鸡场，批评美国人只把鸡当做下蛋机器，“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写陈奂生入住美国教授家中，竟以为美国由于没有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看不起体力劳动，才荒了菜园，结果用教授收藏黛玉葬花的亮锄把草坪开成了菜畦。
    但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陈奂生如何通过自己的觉悟，抵达甚至超越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见识。由于安排辛主平（笔名高晓声）因演讲任务缺席了陈奂生在美国的大部分生活，高晓声得以将自己的访美经验和议论分派给陈奂生和其他角色。如高晓声把自己对美国法律保护野鸭子的所感交给了许宁，让这个陪同陈奂生游玩的知识分子说出“人类大概都看不起驯服了动物”的话（游记中这句话侧重的是对“奴性”问题的批判）；却让陈奂生补充到，“别说鸭子，就是人，也总要靠自己劳动吃饭。否则有谁看得起。”尽管小说里马上又借许宁的知识分子视角把陈奂生的话引向了对此前极左路线让农民拼命劳动却吃不饱饭的讽刺，但陈奂生不从“奴性”，反从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验密切相关的劳动美德去体会同一见闻，确实以小说的双重视角拓宽了访美随笔中单一的国民性批判视野。
    参观有专业公司包干、自动化了的农场时，陈奂生突然想到：
    “不过这里的气派大，一家几千亩，中国哪里行得通！中国人多，一个人只能占一亩来地，像这里一占几千亩，剩下来没有地的农民到哪里去？怎么活？是不是又要土改呢？”[31]
    这段话在初刊本中并未出现，是高晓声在结集成长篇后的初版本中新增的。原本只是赞叹美国农庄的陈奂生，竟思考起中国是否能走美国道路的问题。高晓声常含反讽的修辞，使我们不能武断地去解读他关于中国现代化与西方模式的态度，但这一段更改，又的确以陈奂生这一中国农民的朴素经验，指出了中国人多地少、城镇化、工业化基础不足等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甚至引导读者去思考中共土地改革的经验与问题。于是，《陈奂生出国》既保留了1981年访美随笔中的丰富细节，又将1988年随笔中过于观念化的结论重新转换为开放性的问题。就好像小说中写到大家第一次同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共聚一堂。“也许它证明一切理论都是胡说，也许它会使作家对自己塑造的人物莫名其妙”。《陈奂生出国》之于高晓声，或许也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让越来越从高处俯瞰陈家村的高晓声，不再那么自信于对陈奂生的既有认识，重新回到陈家村来。
    《陈奂生出国》的开篇，正是辛主平回到当年被下放劳改的村子。美国教授华如梅看到乡亲们和辛主平之间深厚的感情，终于明白辛主平为何爱这个曾给他深重折磨的祖国。而当陈奂生明白了高晓声就是辛主平时，
    陈奂生说：“我原想，是哪个精明鬼钻在我的肚皮里，会把我的心思都写出来呀？那个高晓声哪，我总不相信。要说是你呀，我就相信了。不过这几年你也不曾来，怎么还晓得我的事情呢？”辛主平神秘地一笑说：“你看不见，我的灵魂在这里！”
    这段元小说实验让人想到高晓声刚复出文坛时的作品《系心带》[32] 。《系心带》很容易被淹没在新时期初“归来作家”歌颂人民、诉说苦难的同类作品里，但细读小说，高晓声又特别具体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如何在与农民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尤其是“知识”的用武之地。高晓声在武进农村十来年右派生活的特殊经验[33] ，究竟有着怎样的原点意义？在高晓声不同阶段的人生与创作中又被他如何去体会？借用研究者关于共产革命突破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讨论：“由于能切实知晓这些介入和在地者心情感受的关系，这些知识分子当然也会在情感心理上有一种特别的充实感”，而80年代渐成主流的新启蒙思潮则背离了这一遗产，“把有一定现代观念、现代理解、现代知识启蒙者的优位绝对化，把所要启蒙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这不仅会影响启蒙者对社会的介入能力，也会伤害启蒙者自己。因为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会越来越弥漫着唯恐自己不能充分摆脱封建影响，不能真正跨入‘现代’，成为‘现代’货真价实一员的焦虑。”[34] 以此为参照，高晓声是否也在“人民认同”到“国民性批判”的归来之路中，越来越无法确认启蒙者的位置与力量呢？88年高晓声创作了自传色彩浓郁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悼念亡妻，乡亲们的体贴，妻子的柔情，都无法帮助主人公放下“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重担，并终于明白一切希望不过是作茧自缚[35] 。当《陈奂生出国》以有意味的形式重溯作为创作原点的《系心带》时，高晓声是否也希望从“归来”的陈奂生身上汲取力量呢？
    《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出版时，高晓声在封二自题小像：“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令人既感佩这位归来作家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又怜惜陈奂生归来后的盛名难继。王安忆曾谈到两代作家的关系，反省自己这代思想解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写作者过于苛刻，没能去理解“叔叔们”的历史处境和他们付出的思想劳动。“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高晓声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短短数行，吩咐我在母亲灵前替他点三柱香，有一股哀绝从字里行间苒苒生起。”新时期许多归来作家或难以再执笔创作，或在80年代轰轰烈烈的复出后渐渐沉寂[36] ，其中缘由值得反思。王安忆说，叔叔们“期望我们能具备着身处的时代里最优质的禀赋，因这时代是从他们的争斗和教训中脱胎。很可能，他们是过于地看好了它。”[37]
    后来者因看到结果，常能更轻便地反顾历史，但也别忘了王安忆的提醒，因过份轻便，不去注意前辈们的内心。《出国》初刊本后记中高晓声讲了一个梦：他误入桃源深处看到两位仙翁对弈，并参悟到其实是棋局在决定世间万物，但又发现棋子浮于空中，恐有时光倒流的危险。终于有一天，两位仙翁不见了，他才带着疑惑醒过来。“我恍然想到，陈奂生出场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他还能变到哪里去呢？”《出国》有一个荒诞的结尾，陈奂生带回中国的美国种子不翼而飞。但小说似乎又有个“光明的开头”，只靠种田导致家庭经济滑坡的现象，终于因为代际更替被刹住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将越来越被人忘记，越来越衰老直至消失掉自己”。高晓声终于如愿将陈奂生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这“应该是时代加快进步的标志”了吧[38] ，却又为何如王安忆所说，“在欢颜之后总是藏着一层哀婉之色”呢？
    作者简介：杨晓帆，1984年生，云南昆明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讲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目前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小说批评。曾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评论奖、第五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
    注释：
    [1] 李寿生：《高晓声的陈奂生情结——二十年前的一次难忘采访》，《高晓声研究•生平卷》，34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2] 1983年花城出版社以《陈奂生》为题合集出版了高晓声于1979-1982年间创作的四篇陈奂生系列小说：《漏斗户主》（《钟山》1979年第2期）、《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陈奂生转业》（《雨花》1981年第3期）、《陈奂生包产》（《人民文学》1982年第2期）。除前言外，还插入了《柳塘镇猪市》和类似终章或跋的《书外春秋》。《书外春秋》同样带有后设小说的形式意味，写“我”收到一个也叫高晓声的作家写来的信，信中讲到在他的村庄也有一个陈奂生，并误以为是他写了自己的故事，便在旁人嗾使下要找他算账。
    [3] 《陈奂生战术》，《钟山》1991年第1期。《种田大户》，《钟山》1991年第3期。
    [4] 陈思和：《又见陈奂生——致高晓声的一封信》，《小说界》1991年第4期。
    [5] 许觉民《与高晓声同行访美》，《高晓声研究•生平卷》，10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6] 此次访美的团长陈原，回国后提交《访美汇报》中提到代表团与海外台胞交流时的几点印象。有的人虽然对台湾、美国和大陆都不满意，但又认为台湾现在生活安定，生活水平较高，最好能维持现状。“看起来对我们的担心要多一点，例如怕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之类。”“也有个别人很‘激进’的，言谈‘左’得很。”另外，代表团还与3月间访华的美籍华人作家访问团中的王靖宇、李欧梵、刘绍铭在美见面，三位学者委婉表达了对访华之行的一些意见。这份报告还详细介绍了出访组织形式、人员、行程安排等。引自《陈原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
    [7] 1982年李准访美时，也曾访问了美国农户，并得出结论：父子关系往往是雇佣关系；而美国之所以走机械化道路逐步过渡到生产管理工厂化，是其地多人少的国情所致。农户约翰•丹安对李准反映了美国国内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困境，当年大豆玉米销售困难，只能寄希望于里根政府的农产品出口政策。有丰富农村生活和创作经验的作家，似乎更能结合中国经验对美国模式有深入思考。
    [8] 高晓声：《寻找美国农民》，《高晓声文集•散文卷》，304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9] 高晓声：《鸿沟》，《高晓声文集•散文卷》，311-312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10] 高晓声：《开拓眼界》，《小说林》1983年第7期。
    [11] 吕新雨：《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视界》第13辑。另外，1983年编译出版的《美国的农业与农民》一书中专门有“黑人的迁徙”一节，从几个黑人家庭从南方种植园迁往北方大城市后的生活状况，反思美国农业问题。参见【美】罗德菲尔德：《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安子平、陈淑华等译，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12] 当年为高晓声做过助理的学者栾梅健整理发表了五篇演讲稿：《小说创作体验：1988年5月17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上海文学》2006年第4期。《为密西根大学的二年纪学生讲他们看过的几篇小说》、《我的创作道路》，《钟山》2006年第2期。《关于写农民的小说：在斯坦福大学的讲演》，《中国农村里的事情：在密西根大学的讲演》，《当代做家评论》2006年第2期。
    [13] 高晓声：《生活、目的和技巧》，《星火》1980年第9期。
    [14] 高晓声：《关于写农民的小说：在斯坦福大学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15] 高晓声：《中国农村里的事情：在密歇根大学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16] 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读书》2016年第2期。
    [17] 高晓声：《生活、目的和技巧》，《星火》1980年第9期。
    [18] 闫作雷：《从启蒙到政治经济学——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再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另可参见闫作雷：《“陈奂生”为什么富不起来？——兼论“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民的致富方式（1978-1984）》，《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19] 参见冯天瑜：《国民性的一面秋毫毕现的镜子——读鲁迅书随笔》，《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王瑶：《谈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20] 参见李学：《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研究简述》，《河北学刊》1982年第1期。
    [21] 邵伯周：《对鲁迅研究国民性问题的再认识》，《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期。
    [22] 此评价为李纪评论高晓声《79小说集》的文章题名，载《雨花》1980年第11期。
    [23] 陈思：《经济理性、个体能动与他者视野——高晓声笔下新时期农村‘能人’的精神结构》，《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24] 这两篇小说分别是：《灾难古龙镇》，《北京文学》1989年第4期；《美国经验》，《上海文学》1989年第9期。后一篇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中国改革进程的特殊性有了更多关照。
    [25] 小说中写到这颗从中国钉过来的钉子，没能准确定位金门大桥，反而成了针尖状的电报大厦。这个奇异的故事应是高晓声访美时所闻。《陈奂生出国》中再次用到这一细节，华如梅用这个“谣传”向访美的辛主平和陈奂生解释了电报大楼（即1969-1972年建成的“泛美金字塔”）的由来，并称从中国“把地球钉穿了才冒出头来”让她想到“这正好可以看到当年华侨创业的顽强精神。”
    [26] 王晓明：《在俯瞰陈家村之前——论高晓声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27] 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高晓声研究•生平卷》，9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28] 前者如王尧：《“陈奂生战术”：高晓声的创造与缺失——重读“陈奂生系列小说”札记》（《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后者如刘旭：《高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高晓声提出了批评，都极有启发性，但论者较强的当代意识与知识立场又对高晓声的实际创作情况不够有历史的了解与同情。
    [29] 黄文倩：《作为历史‘中间物’：重读高晓声1985年后的小说——一个台湾研究者的辩证思考与实践》，《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0] 王彬彬：《高晓声与高晓声研究》，《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2期。
    [31]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除此处引用外，本文中其他涉及《陈奂生出国》小说原文皆引自初刊本，即《小说界》版本。
    [32] 《系心带》，《上海文学》1979年第11期。
    [33] 从许多回忆文章可以大致看到高晓声右派下放的十来年生活中，虽然生活困苦，但表现出了非常近于其后来创作中那些“农村能人”的特质。1958年高晓声离开南京到武进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农村条件差，前妻邹主平肺病加重去世。高晓声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因患有肺病不能参加过重的田间劳动，为解决一家七口的生计问题，做过捞鱼摸虾、编箩筐、育蘑菇等诸多“副业”。1962年摘帽被派驻三河口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1972年借调公社细菌肥料厂当技术员，培植银耳、实验菌肥、改灶等，为农村普及科学知识。
    [34] 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读书》2016年第2期。
    [35] 高晓声：《青天在上》，《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36] 王尧在《重读陆文夫兼谈80年代文学相关问题》中谈到，虽然右派归来作家中的小说家们很少直接就政治发言，但对新时期文学转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中的大多是只是“新时期文学进程中‘过渡’的一代。像王蒙这样保持创作活力至今的作家，在他们这一代人中是极个别的。”引自《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37] 王安忆：《我们和“叔叔”之间》，《安徽文学》2007年第11期。王安忆1990年创作小说《叔叔的故事》，引人联想到其以张贤亮为原型，写作两代人的历史命运。
    [38] 此语出自初版本后记。有趣的是，高晓声为《陈奂生出国》实际共写了三篇后记（原刊小说文末有分别写于1991年5月9日、10日的两篇后记。另有以长篇形式出版的后记），且风格很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