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华杰 出生于1984年，广西贺州人。作品主要见于《山花》《天涯》《花城》《芙蓉》《福建文学》等刊物。 陈启文 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国家一级作家。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河床》《梦域》《江州义门》等20余部作品。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图书奖和海内外多种文学奖，作品译成多种文字。 陈启文：小莫好。我曾在一篇关于你的评论中说过，你是“一个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从第一次接触你的小说我就发现，你的不少作品一看就有毛病，有硬伤，有结构上的问题，却又是让我看了眼睛一亮，譬如说《赊佛》和《替生》这两个小说，一开始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结构上有些松散，而过多的铺垫则有损主干的表达，但我吃惊于你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以及那种源于乡土也源于一个作者文学天赋的毛茸茸的感觉，原生，独特，又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现代主义的荒谬感，这也正是这种现代主义小说的特殊品质，一下就能把你的叙事同传统的乡土小说区别开来，一下就能把人深深抓住。这种属于文学的特殊品质，与其说是得益于阅读经验，弗如说是一种潜质，我觉得这既是源于乡土中国的潜质，也是源于你生命的潜质。所谓潜质，是创造的秘密之一，一个写作者能够走多远，某种难以言说的潜质必将起到隐秘而关键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学潜质，让我颇有把握地断言：莫华杰。当然，这是一个有待验证、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 莫华杰：谢谢您这么直率而又严厉的批评，我知道您的文学眼光一向是非常挑剔的，这对我也是一种挑战。对文学我内心充满了敬畏，也感觉到了一种神秘的、足以穿透灵魂的力量，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说，“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问世是作为其创造者的一种喊叫”，我也有这样一种想要喊叫的感觉，这是我写作的原动力，但我又找不到一种直接、有力的表达方式，这让我左冲右突，就说《赊佛》和《替生》吧，从您一开始看到的文本，到现在的文本。这次，我针对您所说的毛病、硬伤、结构上的问题作了多次修改，这种修改并非为了解决我作品中的个别问题，而是为了全面提升我写作的水准。由于我有从事网络小说创作的经历，为了追求可读性和点击率，偏重于讲故事，叙述太多而描述太少，很多所谓描述和人物又是两张皮，没有血肉相融，而很多硬伤其实就是结构性的硬伤，这也是我这次在修改中着重解决的难点。若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觉得，先必须对自己进行一次重新确认。我是一个靠打工“揾食”的草根写作者，也一直难得静下心来阅读和写作，阅读的快餐化和写作的急就章，就是我写作的毛病和症结。说实话，回头再看我以前那些作品真是有些汗颜，我以前把描写简单地理解为风景或人物外在形象的描写，结果就像您说的成了两张皮，这次修改我将大段这样的“描写”一律删掉了，很多东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可以设身处地想到的，那就可以省略，如果不是这样，您可能很难想象，我能够把一篇三万多字的中篇《赊佛》修改成一篇短篇，《替生》也从两万多字改到了一万来字，许多多余的铺垫、叙述和读者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我都删掉了，而一个作者需要呈现的，应该是读者超越了读者想象的存在，是别人尚未挖掘出来的或难以言说的存在。所谓深刻，我觉得就在于挖掘的深度吧，文学的描写，文学的深度，从来不是强加上去的，必须化为身心合一乃至天人合一的境界，那才是属于生命的最深刻体验。 陈启文：你这次的修改，应该是你未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很高兴你对自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并能不断调整自己前行的姿态，这也是我比较看好你的原因。你虽说也是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打拼的80后写作者，但你显然不能笼统地归类于打工文学一族，我一直觉得那是被评论家一厢情愿地概括出来的。文学创作是很个人化的，而你很少关注打工一族的打拼与苦难，更多的是书写自己远离的乡土。就说《赊佛》这个小说吧，就是你在这方面写作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透过这个小说你对乡土有了重新发现，乡土对于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人并不只有回望的意义，不只是存储在记忆里的存在，而是与他切身相关的一种生活。从情节上看，你已相当娴熟地掌握了小说的叙事技巧，作品第一节的关键点就是父亲打来的一个电话，但你没有急切地进入，而是从容地舒展开，把“我”（也是一个白领吧）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比较充分地打开了，既有世相的展示，也有高于世相的东西——精神状态。尤其是当“我”躺在病床上，接到父亲的噩耗，一个遍体鳞伤的儿子，为一个父亲送葬，一场精神上的葬礼，这给作为读者的我带来了不尽悲怆与震撼，而一个心里有伤的儿子又将会是怎样的滋味？更重要的，还将会怎样去影响他未来的人生？这是我的追问，而文学就是从追问开始，也在追问中获得更深远的延展性。 伊凡·克里玛 ▲花城出版，点击图片分别进入精彩选读 莫华杰：如果说有一点进步，这也与我近来的阅读是分不开的。在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后，我已从公司里辞职，成为一个像您一样的自由写作者，至少在三五年内可以不再为生计而奔波，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系统地读一些经典之作。这一年多时间，我读了花城“蓝色东欧”系列中的好几本，如伊凡·克里玛的《我的金饭碗》，那高度浓缩又相当精准的叙事，还有跳跃、空白、暗示等当代小说的特殊品质，又有着天衣无缝的巧妙对接，让我深受启迪：一部小说应该通过对人性的挖掘和细致观察而层层递进，譬如说《赊佛》，如何从乡土与城市的冲突推进到文化传承与世俗欲望的冲突，推向生命与心灵的冲突，心灵的障碍，最终也只能用生命来沟通。以前，为了让自己变得深刻，我有一段时间天天看文学、哲学理论，还有各种名家的创作经验谈，左冲右突，尝试各种写作方式，结果却适得其反，写得都知道自己是谁了。而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参悟到了伊凡·克里玛的一些创造的秘密，文学的描写，文学的深度，从来不是强加上去的，一个作品往深里写，就是在更深邃的灵魂里去寻找自己，我这次对《替生》的修改，其实就是“我”在迷失中寻找自己灵魂的过程吧。 陈启文：我很高兴，你已发现了伊凡·克里玛的一些创造的秘密，他也同样是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作家，我觉得你应该琢磨一下伊凡·克里玛那“轻与重的辩证法”，所谓轻，是如何从一个狭小的侧面揭开一角，而重呢，在克里玛笔下，那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却随着国家命运而跌宕起伏。如其《我的疯狂世纪》，这是一部“绝佳的捷克文学入门之作”，他所展示的二十世纪捷克、东欧的那种极度压抑、极为沉重的状态的苦难、屈辱、荒诞、窒息……如果换了一个人写，一定会令人喘不过气来，可他写得很机智，很幽默，甚至貌似很轻松，几乎看不见控诉，甚至看不见那个世纪有多么疯狂，那残酷记忆其实并未得到最终化解，而是写得更加隐忍，化入潜在，有人借用米沃什的诗来形容他这“轻与重的辩证法”“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这也是我要特别提醒你的，所谓深刻，绝非刻意而为之，它的更高境界，也不是刻意地去追寻灵魂深处的自己，而是像伊凡·克里玛笔下的人物一样，在不经意之间面对自己的灵魂，连拷问和思索都没有，就是一种下意识的面对，所以他才更真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国度的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个体的无意识，集体的无意识。而我们中国的小说，很多都是为深刻而深刻，像是故作深刻的牧师或教父。当然，这也与我们缺少宗教信仰有关，我们心里没有神，难以获得源自神示的、神性的精神感召，也只能靠自己直接站出来代表神来发言了。 莫华杰：您这一番话让我想到了博尔赫斯有一句名言：“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诧。”以前我的理解，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睁眼闭眼都是屡见不鲜的凡人小事，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博翁“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诧”，而您刚才一句点拨，“在不经意间面对自己的灵魂”，还真是点醒了我，博翁所谓的“平凡的事物”，那些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世俗而琐碎的凡人小事之中，就蕴含了人类所有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而一个写作者首先就表现在他“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诧”，如此方有“感到惊诧”的发现，才能把小说写成“大说”，借用评论家付艳霞的一句话，就是“在小日子中写出大人生”，这其实也是一个“轻与重的辩证法”。 陈启文：你能这样理解让我打心眼里高兴，看来我那个预言还真是在一点一点地验证。如果你能利用这几年难得的清静，通过潜心阅读来涵养自己，尤其是要弥补自己在文学基本功上的不足，我相信你也能像伊凡·克里玛一样，在不经意间面对自己的灵魂，将一些看似已毫无意义的细节推向了某种隐喻的意蕴。对你的文学潜质或天赋，我在你那篇堪称佳构的短篇《南瓜》中已经感受到了，而现在你这种不断超越自身的努力，其实也可以转化为叙事动力。其实对你比较看好的也不止我一个，著名评论家、《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也曾说过，“莫华杰呈现出来的思想深度、生活质感、语言才华，证明了80后一代作家趋向成熟，走向大气。作家今后若进一步拓展视野、锤炼语言，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我觉得王干先生看得非常准，把你的优点和局限都指出来了，而我之所以提前说出我对你的预言，也是因为在你的小说中总能读到一些有异质的东西，一些让我在平凡中感到惊诧而陌生的东西，还有一点也是王干先生特别强调的，“在细微处写出人性深处的幽邃和光亮”。 莫华杰：谢谢您的指点，更特别要感谢有良知而不同流俗的《花城》杂志，给我这样一个底层写作者提供了这样一次弥足珍贵的发表机会。对于您的预言，最不希望落空的就是我，但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一个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是不会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应验的，尤其对于我，这将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的验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