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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代通俗小说对明代社会的影响 明代通俗小说通过其建构、传递的文化知识，凭借其通俗化、故事化、传奇化、趣味化等艺术吸引力，借助于商业化的刊印、翻刻、贩运、租赁、传抄对它的普及、推广，以及民间说唱、戏文等对它的改编与搬演等，对明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清初钱大昕曾如此感叹：“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32) 简要说来，首先明代通俗小说通过民间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有效地推动了明代社会文化的层间互动。本来，古代的历史文化典籍，因“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曾一度被社会中上层所垄断，因而“不通乎众人”(33)。现在它们却被下层文人整合、演绎、转化成了适应社会大众阅读需求的通俗小说。与此同时，那些在民间流传的各种文化知识也在被通俗小说编创者汲取、整合与改造后，成为通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乎，原本阻隔难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与民间大众文化，便借助于通俗小说这一载体实现了层间互动，呈现出文人知识与民间知识共生、主流文化与民间意识交融的文本样态。如历史演义小说就是史书记述与民间讲史交融互补的产物，神魔小说则多半是杂取宗教典籍与民间传说融汇而成，公案小说也是杂抄法家的诉讼文书、前代笔记传奇中的公案故事、公案类的小说话本、公案类的说唱词话等编纂成集的。这些通俗小说的编创者，由于更多地考虑民间受众的需要，在建构这些取自于官方和民间的文化知识时，有意识地采用了民间“说书人”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传播，因而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 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34)，故而“书成，士君子争相誊录”(35)；出版后，“即庸夫俗子，鄙薄懦顽，罔不若目睹其事，而感发惩创，阅之靡靡忘倦者”。(36)《水浒传》也是“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37)。明代东山主人在《云合奇踪序》中也指出：“田间里巷自好之士，目不涉史传，而于两汉三国、东西晋、隋唐等书，每喜搜览。”(38)明末名将熊廷弼还回忆其“幼时聪颖强记，自就乡塾后，家益贫，废而事樵牧，拾野谷，负《列国》、《秦汉》、《三国》、《唐》、《宋》各演义及《水浒传》，挂牛角读之”(39)。当时的女性也爱读小说。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蓄)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40)因此，明代社会各种文化知识经由通俗小说的建构、传递，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普及。明陈继儒曾这样感叹：“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41)袁宏道也慨叹：“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42)从他们的惊叹中，可以想见历史演义在当时产生的轰动效应，普通民众的确从演义小说中获取了不少历史知识。其实，从演义小说中获取历史知识的，又何止是普通民众呢?文人士大夫也同样深受演义小说的影响。清代文人就发现，“小说俚言，阑入文字，晚明最多，阮亭、悔庵、豹人、屺瞻，亦沿而不觉耳!”(43) 至于神魔小说，则通过为神佛立传的方式，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神、佛故事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并且将神佛与魔怪人情化、世俗化，以展现“闾巷间意”，因而“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44)。有论者认为，神魔小说不仅“对民间‘万神殿’的整理和重要俗神的建构、普及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而且有力地“形塑和强化了民间社会的宗教信仰”。(45)如《西游记》就“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加以系统整理，组织成以玉帝为首的神灵系统，并加以文学化、通俗化，促使其在民众中广泛流传”(46)。又如八仙本来是道教中晚出的神仙群体，八仙名目与位次也众说纷纭，后来吴元泰对有关八仙的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进行了汇集、梳理，不仅为八仙立传、排位，还别出心裁地编出了“八仙东游”的故事，从此铁拐李、钟离权、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便成了八仙的定名，八仙故事越传越广，八仙也由此变为道教的上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则成了民间流传的口头语，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再如《封神演义》，在民间也深有影响。民间庙宇中供奉的神像，有不少是该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佛道两教中无案可查而在该小说中才有的火灵圣母、多宝道人之类，也常常出现在一些土地庙的偏殿上；还有民间起房造屋，“破土”时，也要贴一张“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条子。(47)另外，它对一个历史悠久的神灵“赵公明”的不经意定性(主要是称其统领“招宝”“纳珍”“招财”“利市”四神)，也使他一下就变身为近世以来最普及、影响最大的财神，同时又将“五路财神”融合了进来。(48)由此可见，神魔小说对宗教在民间的普及与推广有多么重要的文化意义。 明代通俗小说作为建构民间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其意义当然不止于在民间普及、推广各种文化知识。譬如，它通过书面语言叙事，使民众得以突破地域、方言的限制，在阅读、共享其建构的文化知识体系时，形成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美国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指出，18世纪欧洲兴起的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存在于小说文本之中，在大众阅读中被召唤出来，从而建立起读者的家国想象与民族认同感。(4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明代的通俗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建构，帮助民间百姓建构起了汉民族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如历史演义小说通过对历代兴废征战的叙述，就把过去乃至数个世纪以前的历史人物故事传输给现在的人们和未来的读者，过去、现在和未来获得了统一的载体，从而保证了具有延续性的历时想象，因此历史演义和大传统文化一起构建了汉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诚如章炳麟所言，因为有了历史演义，才“使田家妇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故国，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而且历史演义还能达到“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的社会效果。(50) 另外，明代通俗小说对明代社会文化变迁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它推动了明代社会文化的层间互动，促进了雅俗文化的交融、互补与发展；另一方面，它还为晚明文化与社会的变革培植了较深厚的民间基础。有学者曾以“三言”“二拍”为例，从文化史的角度，指出它们所描绘的市民形象、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的异动、城乡经济状貌，以及中世纪婚恋模式的突破等，真切地反映了明代历时性的社会文化变迁。(51)由此不难推想，阅读此类小说的普通民众也必定会在思想意识、实践活动中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作专文探讨。这里仅举一二例，以见一斑。明末大臣左懋第发现民间不法分子如山东贼李青山居然占据梁山泊，效仿水浒好汉聚众造反，因此上书崇祯帝，指出《水浒传》教诲人“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其“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52)刘銮《五石瓠》亦记载：“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由此可见明代通俗小说不仅有移风易俗之力，而且影响及于明末的农民起义，成为推动明代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动力。 综上所述，明代通俗小说主要是在明代中后期文化知识普及于民间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它的兴起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超越文学的视界，从文化史的视角观照，便会发现明代小说在明代社会文化知识通俗化、民间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考察明代小说对民间文化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则可以发现明代社会文化的某些面相，认识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以及明代小说对明代社会文化变迁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此，才庶几可以有效地拓展明代小说研究的视域，更好地沟通明代小说与文化思潮、商业出版、社会生活以及其他俗文化形式(如类书、宝卷、善书、歌谣、俗曲、词话、戏文等)的联系，更全面地认知明代小说的社会价值，并对明代民间文化史的研究有新的补益与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