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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元时期，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存在明显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主要表现为：文言小说成为说话艺人的重要凭依；说话艺人在敷演文言小说时，往往会进行故事情节的捏合与改动、环境描写的增衍、思想意蕴的拓展，以及诗词韵语的添加与细节的增饰等；而文人在编创文言小说时，则有意识地借鉴说话艺术，不仅取材于民间社会流传的异闻琐事，追求新奇有趣的故事情节，还在叙事中杂用一些浅近通俗的俚语、方言，表现出较浓厚的市井风味与俚俗情调。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说唱文学文献资料辑释与研究”(批准号：16AZW006)成果。 作者简介：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府文化研究中心。 宋元时期，伴随着市井“说话”艺术的风行，话本小说应运而生。话本小说作为口头叙事文学的产物，它与文人编创的文言小说，无疑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小说。有学者曾从传播媒介、小说源流、创作者、创作方式、受众等方面简要比较过这两类小说的差异，认为它们各有其不同的发展系统①。这当然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不过，我们在强调这两类小说的诸多差异时，也应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交流、互渗等双向影响。程千帆即指出：“当宋代说话艺人活跃在市井间，创造出白话小说的时候，文士创作和整理的文言小说也仍然流行着。两者彼此渗透，互为影响，文言小说为民间艺人讲述故事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如传奇和灵怪成了短篇白话小说八大门类中的重要项目；而话本的艺术方式则曾经被文人所效法和借鉴，产生了话本体的传奇。”②胡士莹、程毅中、李剑国等学者，也曾从不同角度论及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略显零散、简略，且侧重于论述文言小说。本文尝试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专门、具体地探讨宋元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的互动及影响，希望能对充分认识、描述宋元小说的创作风貌有所助益。 一、文言小说成为宋元“说话”的凭依 鲁迅曾说：“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③那么，说话人的“底本”源自何处?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呢?南宋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谈及当时“小说”艺人的文化知识素养时声称：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段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④ 他指出“小说”艺人需要熟知《太平广记》、《夷坚志》、《琇莹集》、《东山笑林》、《绿窗新话》等，才能取精用弘，表演敷叙，耸动“看官”的听闻。他列举的这些书，都是当时流行的文言小说集，也是宋元“说话”的重要参考书。根据孙楷第、谭正璧等前辈学者的考证，可知现存宋元话本小说的本事多半出自这些文言小说集⑤。 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还列举了当时流行的一批“小说名目”。有学者对其进行考论，发现不少源自唐人传奇与宋代文言小说集如《丽情集》、《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绿窗新话》、《夷坚志》等⑥。不仅如此，《小说开辟》中列举的部分“小说”名目，在《醉翁谈录》中还能找到对应的文言小说文本。如与《王魁负心》对应的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与《鸳鸯灯》对应的是《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与《李亚仙》对应的是《李亚仙不负郑元和》，与《章台柳》对应的是《韩翃柳氏远离再会》等。这些对应于“小说”名目的文言小说文本，实际上即可视为“小说家”据之敷演的“底本”，而这些“底本”又基本上是根据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作品节略而成的。 《醉翁谈录》甲集卷二“私情公案”，乙集卷一“烟粉合欢”，丙集卷一“宝窗妙语”、卷二“花衢实录”，己集卷二“遇仙奇会”，辛集卷一“神仙嘉会”、卷二“负约”，壬集卷一“负心”、卷二“夤缘奇遇”等等，基本上都是以讲述男女风月艳情故事为主的“烟粉”、“传奇”。这些故事多用浅近文言写成，其中《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裴航遇云英于蓝桥》、《李亚仙不负郑元和》等，依据唐人传奇节录而成，最长者不过千字左右，相对于原文只是粗陈梗概而已。若作为案头读本，无甚欣赏价值，但作为“小说”底本，则非常适用。如《裴航遇云英于蓝桥》与《清平山堂话本》收录的《蓝桥记》正文几乎全同，《蓝桥记》只在开头补充了入话诗，结尾增加了散场句。对此，郑振铎推测：“大约入话云云，如果不是编者添上去的，一定是说话人取了这些旧文作为话本的底本，因为不暇改作，故仅加入话即作为了事的。”⑦这个例子说明被说话人用作“底本”的并非唐人传奇原作《裴航》，而是在《裴航》基础上节略的《裴航遇云英于蓝桥》。 至于《绿窗新话》，也应当是供“小说家”使用的说话底本。该书共收录了一百五十四则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依据前代的传奇故事节缩而成，内容相当粗略，故事标题皆为七言单句。如《李娃使郑子登科》，是《绿窗新话》中最长的一篇，也只有四百余字，仅为唐传奇《李娃传》的十分之一。其所保留的只是故事轮廓，删去的大多是细节描写、对话、议论与铺陈文采之处。如此粗略枯瘠的故事，当然不是供人案头阅读、欣赏的，而是另有用途。联系《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说的“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⑧，可知该书其实就是小说艺人所用的“底本”。《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提及的说话名目，有十二种就取材于《绿窗新话》。该书的编订者“皇都风月主人”，很可能是替“小说”艺人编写说话“底本”的书会才人，抑或其本人就是活跃于京都瓦舍勾栏中的“小说”艺人。 胡士莹在分析北宋刘斧的《翰府名谈》和李献民的《云斋广录》时指出：“像这一类性质的作品，起初原为文人猎奇摹拟话本某种形式的作品，到了南宋，这类作品更多，而且成为说话人重要的参考书。如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及罗烨的《醉翁谈录》等书，都是专门摘录前代或当代传奇的故事梗概，分门别类，以供说话人参考之用的。”⑨台湾学者王秋桂也指出：“无论如何，宋元说话人如有底本，形式当较似《醉翁谈录》或其所引的《绿窗新话》，而不是我们目前所见的三言或六十家小说中的作品。”⑩ 值得注意的是，皇都风月主人、罗烨等人在“摘录前代或当代传奇”时，有时还会根据“说话”的需要，做一些捏合、增饰等艺术加工。例如，《绿窗新话》中的《邢凤遇西湖女仙》，虽然编者注明出自商芸《小说》，但实际上却捏合了沈亚之的《异梦录》及《湘中怨解》(11)。又如，《绿窗新话》中的《钱忠娶吴江仙女》，出自刘斧的《青琐高议》前集卷五《长桥怨》。《长桥怨》结尾云：“翌日，(钱)忠见女，女喜曰：‘翁方爱子之诗，我与君事谐矣!’又去，忠终不知所止。”(12)可是，此篇却在“谐矣”之后续添数句：“忠一见女，情不自禁，乃抱入舟中云雨之。事罢，忽闻船外人声，匆匆而别。”(13)周楞伽在笺注中说：“唯此条于钱忠与钓翁雅韵投和处删节甚多，而于儿女私情处又特加渲染，如‘忠一见女’至‘匆匆而别’七句，即为《青琐高议》各本所无，显系编者增饰。”(14)而这些增饰，明显是为了投流俗之所好，如编者自云：“人之好色，甚于蜂蝶之采花者。”(15)又如，《醉翁谈录》收录的一部分传奇文本，也是编者根据“说话”的趣味、程式等对唐传奇进行删改与敷演而成的。有学者曾将《醉翁谈录》己集卷二《封陟不从仙姝命》与它依据的唐人裴铏《传奇·封陟》进行比较，发现改编者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明朗而有意将《封陟》中的文采繁缛之处删除，并将原作的骈文改成适合口头演说的散文，又在引用诗词的地方标以“诗曰”、“词云”以使之合乎“说话”程式，另外它还有意将《封陟》交代的故事发生时间“宝历中”抹去，好让受众不知此为唐代故事，而误以为是在当下发生，以增加一种亲切感(16)。 由上所述，可知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确为宋元“说话”取材的渊薮，只不过文言小说由案头进入“说话”领域，一般都要经过删繁节要或捏合改编，以形成粗陈梗概的“底本”，这样才便于说话人记忆、把握，从而在书场上得心应手地敷演。 (责任编辑：admin) |